|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孙春平的《二舅二舅你是谁》（以下简称《二舅》）、杨守知的《灭火》、肖勤的《云上》、《暖》这四篇小说总像放幻灯一样在脑海中萦绕，挥之难去[1]。琢磨久了，竟琢磨出些意思来：这四篇小说之所以令人难忘，不仅仅因为小说艺术上比较成熟老道，将故事讲述得风生水起，一波三折，也不仅仅因为这几篇小说典型地展示了生活——现实的而非想象的生活——所给予作家的宝贵馈赠，而且更因为这三位作者都有相当丰富的乡村实践经验，对脚下的土地怀有深沉的爱，对当下的乡村社会变迁、乡村政治实践既有如鱼饮水般的切身体验，又有相对深刻的理性思考，因而，能够将执着的艺术追求与同样执着的现实情怀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使我们能够透过他们满含泪水的眼睛，看到一幅幅不同的乡村社会图景。更加重要的是，这几幅不同的乡村社会图景不仅在横向上彼此联系，显示了当前乡村社会变迁、政治实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且在纵向上也有一条潜在的线索，提示着当前乡村社会变迁的路径和方向，并发出深情的呼唤。 《二舅》：乡村灰化与幽灵现身 《二舅》讲述了一个令人读完后禁不住不寒而栗的故事：霍林舟与王咏梅十一岁的儿子霍小宝在河边嬉戏时，不小心淹死了，按照常理，在一阵撕心裂肺的悲痛之后，霍林舟与王咏梅就不得不埋葬孩子，而后在“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艰难中悲伤度日了。他们也是这么打算的：霍林舟已从邻居家借来三轮车，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去火化儿子的尸体。但就在三轮车即将出发时，他在城里做生意的连襟赵斌来了，故事也由此急转直下，由悲情的轨道转到暗流涌动的政治角力的轨道上了：赵斌告诉霍林舟，城里有个叫二舅的人听说了霍家的事情，愿意帮他向政府讨说法，而且承诺至少能讨来十五万，但讨来钱后，他必须拿三分之一的抽头。霍林舟不敢相信赵斌的话，但赵斌告诉他说：“猪八戒不能，沙和尚也不能，可孙猴子能。”[2]于是将信将疑的霍林舟与赵斌一起去城里找“二舅”。这个“二舅”果然神通广大，变化无穷——他没有“显灵”，却派了一位“三姨”来。这位“三姨”也不是吃素的，她领着霍林舟夫妇、赵斌以及她组织来的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乡政府大院，与乡政府当面锣对面鼓地唱起对台戏来，而且果然为霍林舟一家讨来远远超过十五万元的好处…… 这篇小说令人惊讶乃至感到惊悚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二舅”和“三姨”们的训练有素、组织严密和“盗亦有道”。从小说的叙述看，他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没有到霍林舟家中之前，他们就把霍小宝淹死的背景搞得一清二楚——村支书的老爹过生日，借学校的操场大摆筵席，才给学生放了假，而且没有通知家长。“三姨”要求霍林舟务必抓住这一点做文章，而且一定要咬死。在跟乡政府“谈判”时，“三姨”也是不卑不亢，你有来着，我有去势，指挥若定。他们还有严密的组织，即使乡政府借来设备屏蔽了手机信号，并且调来警察守住门户，但“三姨”仍能安排人传递信息，安排城里的人通过媒体曝光、静坐示威等方式向县政府施压，从而间接给乡政府施压，更加可怕的是，政府的一举一动，时时处处都有人（包括公安局）向“三姨”通风报信，尽管这信息有时未必能及时到达。他们还有严格的“潜规则”——尽管霍林舟在与乡委书记和乡长谈判时做了手脚，隐瞒了讨要来的真实数额，三姨似乎也有所觉察，但她仍然按事前说好的办，只收三分之一的提成，而且坚持所有的开销都从这提成里出，即使遭遇劫匪，腿被打折了，仍坚持医疗费从这提成里出……与她的“盗亦有道”相比，乡政府的做法似乎就显得不那么正大光明理直气壮了，而是像一个讨价还价的小商小贩，那么捉襟见肘进退维谷。除了金钱的诱惑这一因素外，霍林舟们的“心”就是在这样的“比较”中，逐渐偏移到“二舅”和“三姨”那边去了。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逆转，也是这篇小说真正令人担忧之处。在“二舅”和“三姨”这个隐形的“非法”组织面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享有正当性的乡政府，却变得像个扶不起来的阿斗[3]，最后几乎丧失了“谈判”的能力，只能让“三姨”他们牵着鼻子走，亦步亦趋。更加重要的是，霍林舟们在这样的“操练”中，似乎逐渐“成熟”起来，他们觉得政府不那么可靠了。在“三姨”的“道德”面前，政府的“道德”反而成了被质疑的对象，因而他们的“心”才逐渐偏离政府——这本应是他们真正的依靠——而向“三姨”靠拢了。这种“离心”的现象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小说中“三姨”的人生轨迹似乎是一个强有力的暗示——她原本也是一个本分的市民，只是受了冤屈后，通过正常渠道得不到申诉和补偿，最后通过一个“律师”的帮助才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因而，她也照葫芦画瓢，学起了帮助过她的“律师”，回家乡后，走上为受冤屈的人讨说法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中那个像幽灵一样徘徊在乡村大地上空的“二舅”才显得那么意味深长，发人深省。他的横空出世，他那“看不见的手”的挥舞，使乡村的天空不那么明朗了，而显得灰蒙蒙的，这或许就是一些三农学者所说的乡村社会灰化的文学显现吧？[4]在这暧昧的乡村政治气候中，我们禁不住像作者一样追问：二舅二舅你是谁？二舅二舅你在哪里？或许，他在“三姨”心中？在赵斌、霍林舟心中？由此，小说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形势下，怎样才能强化基层政府执政为民的能力，使其成为群众利益的真正“守护神”，从而将“二舅”消弭于无形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融化隔在小说中的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冷漠的无形“心墙”，使乡村不再像小说中所描摹的那样寒气侵人。 《灭火》：乡村转型与理念更新 《二舅》中呈现的乡村社会图景让人感到寒冷、沉重，因而呼唤一股暖流的出现以消解这“寒流”。这种努力的种子在杨守知的小说《灭火》中萌芽了，尽管这萌芽无比艰难，而且以失败而告终，但这种萌芽的艺术显现，无论对现实而言，还是对文学而言，都意义深远。 在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提倡了数年的情况下，我们的乡土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在这样的时刻，无论是农民的心理还是基层干部的心理，都处于一种微妙的中间状态中。对于农民而言，前一段时间沉重的税费包袱终于可以放下了，可以喘一口气了，而心理包袱却处于将要放下而又没有完全放下的阶段，因而处于犹豫观望阶段，于是一些矛盾也在犹豫观望中浮出地表，老问题与新问题纠缠在一起，情况错综复杂，这让一些农民变得躁动不安。对基层干部而言，这个转变也许更为艰难——收了多年的税费取消了，工作经费紧张了，可工作量不仅没有少，反而更多了，这让他们倍感沉重。更重要的是，以前面对那些难啃的“硬骨头”时，可以祭出武力制服等“硬手段”，可现在“硬手段”不许随意运用了，而“软手段”又尚未在实践中摸索出来。于是，政府与农民的沟通显得极为艰难。 小说就呈现了这种两难困境，并塑造了两位不一样的乡村干部：双桥镇镇委袁书记和镇长姜素。袁书记是一位老乡镇，这种转型期的不适感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这几年过得很憋屈，到处都挤手夹脚的，觉得有本事不好施展，以前老百姓不敢提的事情，现在也敢来要个说法了，以前不是个事的，现在也是个大事了，往往还棘手难缠，一旦没有个结果，老百姓都是百折不挠的，甚至鼓起眼珠子，叉着腰，气势汹汹的……而以前，办起事情来是那么简捷痛快。”[5]现在政策变了，袁书记“也试着努力适应新形势，但是他觉得有些人的确是胡搅蛮缠，有些事实在是掰扯不清，甚至不乏一些骑着脖子拉屎的主儿。”[6]胡家营村出现群体性事件时，郁闷已久的他终于憋不住了，他决定大喊一声，再来一把“硬”的，即使耽误自己进县政协“养老”的事情也在所不惜。姜素是一位年轻的“新乡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其是与袁书记比，她是一位“外来者”，可是她有知识，有思想，特别是有亲近农民，与农民打成一片，真正为农民分忧解难的深厚情感，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自己乡村管理者的角色。胡家营村出事后，她几乎走访了村里所有人家，觉得胡家营村村民之所以抱成团反抗派出所抓放火焚烧庄稼秸秆的小民，是因为农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积怨，大多是历史的欠账”[7]，而且，她觉得这“欠账”“有的是需要我们用金钱来偿还的，有的光靠金钱不够，还要用情感来补偿……”[8]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她反对动用武力解决胡家营事件，因为这样做，只能使农民和基层干部在新形势下怯生生迈出的新步子退回到以前的状态中去，压抑新的乡村社会生态和政治模式发展，因而这种“倒退”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在以后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也难以挽回…… 理性地讲，姜素的思考和实践无疑更加接近转型中的乡村现实，可由于她的年轻，她在乡村没有“根基”，特别是她的想法和做法既不能为同伴所接受、支持，也不能为农民所理解、拥护，因而在两方面都装得头破血流，不得不再次成为一位“失败的英雄”，悄然离开她所心爱并期盼有所作为的乡村。然而，尽管失败了，她的思考和实践却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这不仅是我国乡村社会转型期实践的胎记——带着深刻的“伤痕”，而且是我国乡村社会转型期的经验凝结——有待认真总结。所以，她在离开双桥镇时留给袁书记的“告别信”格外动人（这其实是作者现实思考的艺术结晶）。在我看来，这封信中凝聚着化解乡村社会“灰化”和“沙化”问题的钥匙[9]，是“暖流”涌入乡村的诱因之一。因此我将这封信的核心部分抄录于下： 说起农村，说起农民，在你面前，我是没有发言权的，我在农村的时间没有你长，我对农民的感情没有你深，可以说你把一辈子都献给了农村，而我只不过是蜻蜓点水。也许正因为我是一只蜻蜓，而不是一条鱼，所以在我们两人眼中的水，难免会有一些不同。因为鱼习惯了水，它不离开水，是永远感觉不到水的珍贵的。而蜻蜓，往往能够看到，水是怎样为鱼提供了一切生存的条件。我们经常唱，鱼儿离不开水，可是我感觉，没有一条鱼是这么想的。因为水哪里都有，哪里都有的东西一定低贱，不值得珍惜。就像我们面对大到一个湖泊，小到一个浴缸，眼睛都会去寻找鱼，对水却总是熟视无睹。水是如何养育了鱼，更是习以为常，不值一提。所以，我见识了很多施舍者，却从来没有见到赎罪者、还债者……[10] 《云上》：乡村沙化与渴望暖流 与孙春平的小说揭示了乡村社会出现灰化趋势、农民与政府出现“离心”迹象、乡村权力出现真空的苗头不一样，在肖勤的小说《云上》中，那乡村权力不仅没有出现丝毫的真空，而且简直铁板一块，牢固得很。不过，这牢固带给农民的却不是幸福，而是深深的伤害。 这权力的牢固性体现在村支书何秀枝在云上说一不二的权威上：多少年来，在山高皇帝远的云上，她就像一位“女皇”一样，牢牢地掌控着这里的一切，她不仅能从“上边”为村里要来福利，而且更掌握着村里一切人家的大小动态，所以，每当有人要与她作对时，她就适时出击，予以准确打击——譬如，当她丈夫王木匠发现她怀了别人的孩子并试图“抗议”时，她立刻拿出王木匠“不行”的事来做挡箭牌。再比如，当村主任吴高才看不惯她作威作福，试图进行“劝谏”时，她立刻拿出吴高才的风流韵事来予以弹压。她的权威，也反映在她年幼的儿子王德才对小伙伴的肆意凌辱、作威作福上，他竟将尿尿到同学岩豆头上，遭到反抗后，他竟持刀追杀——这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这权力的牢固性更体现在何秀枝与镇党委书记王子尹的“零距离”上——他们不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地做了夫妻，而且何秀枝还为王子尹秘密地生了一个私生子。这层隐秘的关系，使他们能够互通声气，互相援手。而当何秀枝发现自己与王子尹之间出现裂隙时，为了修补这裂隙，实现自己做副镇长——成为城里人——的梦想时，她竟施展手段，让村里纯真美丽的女子荞麦成为王子尹爪下的玩物。这权力的稳固性更体现在当镇长黄平揭发了何秀枝和王子尹的肮脏交易，并将他们送进牢狱之后，在镇上，他自己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坚决的排斥，成为孤家寡人，最后不得不成为又一个“失败的英雄”，灰溜溜地离开这里。这使我们禁不住疑惑：倒了一个何秀枝，或许会再出来几个李秀枝、马秀枝、赵秀枝……倒了一个王子尹，或许会出来更多的张子尹、刘子尹、宋子尹……而荞麦们、黄平们则仍将无处立足。这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悲剧性之所在。 乍读完这个故事，我们似乎觉得时光倒流，回到了一九八零年代，再次经历一个“文明与愚昧冲突”的“启蒙故事”，然而，只要我们看一看小说所呈现的颓败的乡村社会图景，就知道小说所描写的绝不是一个新启蒙的故事，而是为农村呼唤“暖流”的故事。这里所说的乡村颓败，是指乡村社会的“沙化”问题——人才严重流失，因而缺乏再造的社会基础。在这篇小说中，除了何秀枝这个偏远山村的乡村“女强人”和黄平这个意外进入这片化外之地的“外来者”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其他的人，尤其是健康的人，健全的人。这种“人才”匮乏的现象在《云上》的姊妹篇《暖》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更加触目惊心——正因为乡村社会的严重“沙化”，才逼得小等这个才十二岁的小女孩不得不与奶奶相依为命，并承担起沉重的家庭负担。不幸的是，奶奶在生活的重压下疯了，一到夜晚就鬼魅一样咿咿呀呀，舞刀弄棒，吓得可怜的小等不得不在晚上到独居的乡村教师庆生家去睡觉——开始时，她是想在无助中得到一点帮助，可后来她竟本能地想像个小壁虎一样依附在庆生的怀里安睡，求取一些久违了的“暖”。 但这，却有违乡村的伦理观念，也使“老光棍”庆生陷入无边的苦恼和困惑之中，在村主任周好土（这也是一个“残疾人”，精神意义上的残疾人）点拨下（正是他的点拨是小等失去了最后的“暖”而走上绝路），庆生不得不狠心将小等拒之门外，将其推入无边的雷雨之夜和孤独之中，最后，在轰然作响的霹雳和刺人眼目的闪电中夭亡。 依小说所提供的现实来看，挽救小等的唯一出路在于呼唤她那在“南方”打工的妈妈回归——可她为了“等”来一个男孩儿，为了挣钱养家糊口，为了躲避沉重的社会负担，躲在“南方”不肯回家了。而这个逃避家乡的母亲的故事暗示我们，拯救乡村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呼唤人才的回流，呼唤那些年轻的、健康的、有知识、有眼光、有魄力、有担当的人回到乡村去。这样的人是乡村真正缺乏的“有机肥料”。有了他们的呵护，乡村将不再冰冷。有了他们的“再生”，乡村将获得涅槃的可靠基础。因而，他们的回流，对在冷清中等待已久的乡村而言，将是一股真正的“暖流”，一股真正强大的“暖流”。而有了这回归的“暖流”，来源于政府的制度性温暖也才能真正落地，并最终实现与前者的对接和交流，在乡村激发出更为强大的社会活力。 这是《云上》借“新启蒙”的老套子讲述的新故事。这个新故事的重心不在批判乡村的愚昧上——这是小说叙述的副产品，不在批判权力的颟顸上——小说里当然有这样的意蕴，甚至也不在对乡土的人道主义关怀上——这早已是文学界的老生常谈，而是在呼唤开辟一条畅通的渠道，使乡土能得到一个人才回流的机会和机制，从而使“暖流”遍布乡村，温暖乡村，从而使荞麦和小等们不再疼痛，不再寒冷。 这样的观察，无疑是深刻的。这样的呼唤，当然是深沉的。 [1] 《二舅二舅你是谁》原载《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本文写作时参考的是《小说选刊》2010年第3期的版本；《云上》、《暖》见《十月》2010年第2期；《灭火》见《小说选刊》2010年第1期。 [2] 《小说选刊》2010年第3期第88页。 [3] 小说借人物之口做了“辩解”，说这是因为现在提倡和谐社会，基层政府怕群体性事件，因而为了畸形的政绩观而迁就闹事者。在我看来，这绝非恰当的理由，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畸形的政绩观，导致了这种被动局面的出现。因为“和谐”的根源在于政府真正成为群众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委曲求全，出卖原则。 [4] 按照一些三农学者的解释，“乡村灰化”指的是乡村社会受“灰社会”力量影响，以至于影响到了一般农民群众生产与生活秩序的社会过程（可参考谭同学《乡村灰化的路径与基础》，载《天涯》2007年第3期）。我在本文中依托孙春平的小说，主要揭示这种力量对乡村社会政治生态的介入、影响及解决的可能性。 [5] 杨守知，《灭火》，载《小说选刊》2010年第1期第77页。 [6] 杨守知，《灭火》，载《小说选刊》2010年第1期第77页。 [7] 杨守知，《灭火》，载《小说选刊》2010年第1期第78页。 [8] 同注释7。 [9] “乡村沙化”这个词语是我对费孝通“社会腐蚀”一词的一个转化性使用。在对建国前我国农村所出现的乡村人才大量流失，因而使乡村缺乏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因而缺乏再造的基础这一现象时，他借用李林塞尔的思想，将其概括为“社会腐蚀”，而这一腐蚀的结果就是使乡土社会逐渐“沙化”，荒漠化。目前，在我国乡村社会腐蚀现象再次出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下文将具体谈这个问题。这是我使用这个词语的原因。具体内容可参考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10] 杨守知，《灭火》，载《小说选刊》2010年第1期第80页。 (作者单位:《小说选刊》杂志社)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3期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