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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小说中,《亮剑》也许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例:一部业余作者的处女作, 1999年出版以来,风行网络,继而成为一再重印的畅销书,伴随着同名电视剧(根据其部分内容改编)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的播出,它终于成为一个当代文化的热点。对于商业时代的阅读热情来说,六年无疑过于漫长。一部小说在推出后的一两年内,如果不能有效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将彻底地退出读者的视野。六年时间,无情地湮没了多少当初“隆重推出”(首发式,组织评论,前期宣传)的长篇小说,是怎样的特质使《亮剑》能在这场漫长的、惊心动魄的生存竞赛中赢得未来?从来不被人期待的它持续慢热,终于鲜明地浮现在大众文化的阅读视野,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 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认为《亮剑》是一部写作技巧非常高明的小说,它的流行也不能在文学史或美学意义上来理解。在我看来,它清晰地流露了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正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度风行一样,《亮剑》向我们亮出的是当下社会的政治潜意识。 当然,要讲述这个政治叙事的大“故事”,首先要讲述一个富于大众接受趣味的小故事,提供一个能够满足大众欲望,吸引人们情感认同的人物形象。这个大众趣味的故事既是意识形态表达的前提,其本身也是意识形态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题材上看,《亮剑》属于革命历史小说,[1]自上世纪末以来,在这一题材领域,除一部分作品仍延续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写法,另一种写作模式开始流行:主人公的生命轨迹穿越战争岁月与和平年代,私人生活尤其是爱情生活开始占据重要位置,既往作为中心内容的宏大革命历史或战争场景转换为富于男性魅力的个体化的英雄活动的开阔舞台(代表作品如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及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等)。从形式上看,《亮剑》大体上处在后一种创作脉络之中,但它却具有非常新鲜的表达,在诸多方面超越了这一模式。当然,最重要的,它有自己异常清晰的历史判断和政治哲学。 小说在塑造李云龙这一富于超凡男性魅力的英雄人物时,也具有非同寻常的强度,用笔粗糙而生猛有力。从前半段来看(这也是电视剧《亮剑》所表现的内容),故事是充分好莱坞化的,它使李云龙这一革命者成为一个仅带有革命者身份或标签的“兰博”,他作为革命者的内在性,其社会性价值完全被抽空了,只剩下一身肌肉和强力,成为一个只具有男性魅力的空洞的暴力英雄。这一表达是如此的突出,使它明显有别于近年来同类的新革命历史作品。 在小说中,李云龙一出场就以异乎寻常的硕大头颅(小说交待是因为练武所致)显示了特殊的威猛之气,这一体征似乎也使他同样异常鲜明的粗豪的性格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然,这种白描式的外貌描写颇类似于中国古典小说对英雄人物的刻划,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小说对英雄人物的书写也相去未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身体的刻划并没有停留在表征的意义上,而是获得了进一步的肉身化的感性呈现,从而透露出某种性感的光辉。这充分体现在小说对战斗中的英雄(李云龙及其战友如“和尚”等)的描摹上,他们身体的活力,非凡的力量,以及肢体的灵活性、协调性、技巧性得到完美的呈现。这是身体的舞蹈,魅力四射。《亮剑》中大量篇幅都是此类英雄身体动作的展示。在《亮剑》中,作者似乎更偏爱展示李云龙挥舞鬼头刀的身体形象,它无疑更直接地呈现了李的肢体力量和技巧。 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展示暴力也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惯常策略,其暴力的语言也经常借助于身体的隐喻式表述。[2]但是,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对呈现暴力中的革命者的躯体颇为节制,一般不对躯体做过多的美化与渲染,不像《亮剑》如此专注于暴力中躯体的快感。即使是《林海雪原》、《烈火金钢》一类保留了更多民间英雄传奇色彩、热衷于展示暴力场景的作品(其中经常出现利刃剖腹、肝肠满地的血腥场面),也未对革命者杀戮时的感觉多做描述,虽然在叙述中也流露出了某种复仇的快意,却不是对杀戮本身的快感。总的说来,旧有的革命历史小说对暴力的展示是为了表达某种有关阶级、民族的特定意义,其背后仍是一套爱与恨的情感结构,进步与反动的历史、价值判断。身体只是作为一个外在表征,服务于更完美地呈现革命者作为全新的现代性主体的内在本质。但在《亮剑》中,这些现代性的历史内容被抽空了,暴力过程,暴力中的躯体,富于男性魅力的从事杀戮的身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过程与对象被凸显出来。 在《亮剑》中,李云龙,以及孔捷、丁伟、“和尚”等,他们无时不对战斗,尤其是短兵相接的搏杀充满渴望与迷恋。正因如此,对他们而言,和平年代完全是平庸乏味、不可接受的。对于这些革命者、英雄来说,战斗似乎是一种个人化的爱好,而不是为了追求一个更高、更完美的社会秩序,也并非基于某种政治信仰或理想。这些出身社会底层的革命者缺乏对自身战斗的最终目标及其宏大意义的认知,小说凸显身体与性格这些相对来说缺乏精神、思想深度的个人特征,他们的政治理想、内在精神境界始终是缺席的。小说没有出现这类心理描写,也没有设置专门的情节或人物语言来显现这种内在精神——他们甚至连一点这样的朴素想法都没有。与他们干瘪的内在精神形成对照的是他们过于充盈的身体:强健而富于男性魅力。 革命英雄的身体不再由肉体向精神升华,他的身体是自足的,并不需要由另外的、来自肉体深处的理想性的光芒来照亮。但是,他的身体仍然是升华的,即肉体向着其自身高度完美的形态升华,它与其内在的精神性因素无关。在《亮剑》以前的小说《我是太阳》中,已经出现过主人公负重伤之后神奇痊愈的重要情节:关山林被炮弹炸飞,身体几乎被“炸烂了”,但是,仿佛任何重创都不能损伤关山林的身体,七天七夜之后,他又神奇地“活了过来”。《亮剑》也重复了这个套路,甚至连李云龙与关山林受伤和康复的方式都一样(被近距离枪弹击中,七天后苏醒),历尽枪林弹雨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生还,很快又活蹦乱跳了。 这种处理使英雄的躯体显示出某种非肉体性。的确,在小说中,很少对于英雄身体感觉的书写。受伤,虽然是濒临死亡的重伤,对李云龙来说,只是一次短暂的记忆中断,醒来后,他依然拥有完美、强健的身躯(小说此后也没有写到这些重伤留下的后遗症,直至壮士暮年,依然精力充沛,身强力壮),能量未受任何损伤。于是,在这里,英雄的身体实现了一次隐秘的升华,它使身体超越了生理学,脱离了肉体的实在性,被抽象化为一种完美的躯体。那个身体中的身体是不可摧毁的。 这一方向上的升华已完全不同于旧有的革命历史小说对英雄躯体的“升华”方式。虽然仍带有一些对革命英雄意志的赞美,但小说表达的重心显然已经偏移。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对肉体的“升华”是为了追求精神、灵魂的绝对深度,那么《亮剑》对肉体的“升华”却只是为了强调(男性)肉体自身的魅力。 这就使英雄起死回生、神奇复原的二重或多重生命具有了某种游戏色彩。从中可以发现《亮剑》式的“升华”形式已经渗入了所谓后现代时代大众文化的幻想逻辑:其最典型也是最极端的形式是电脑游戏,其中的英雄即具有多重生命,遭受重创或“死亡”之后还可以重新完好如初地恢复自身的能量。其实,这种幻想逻辑正是大量科幻片和动作片的前提与预设。[3]《亮剑》巧妙挪用了电子时代的大众文艺幻想逻辑及其表现技巧。 非常清楚,《亮剑》虽然在形式上是革命历史小说,实际上却远离革命,成为一部热衷于暴力搏杀的动作片。 另外,《亮剑》的故事与人物关系也是高度好莱坞化的。 在性别关系上,《亮剑》相当陈腐地重复了一个美人爱英雄的套路,在项羽式的英雄李云龙和江南美女田雨之间,爱情只意味着美女迅速地被英雄的强力的男性气质所征服,并死心塌地地从一而终(在李云龙死后自尽),决不拖泥带水。这种过于清晰和直截了当的男性中心主义使它区别于《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在天堂等你》、《父亲进城》,甚至《我是太阳》的写作套路:它们也都设计了粗鲁的军官与带有“小资”知识分子气质的美女的爱情,但它们显然将兴趣放在了美女对“大老粗”革命者由拒斥到接受的漫长的戏剧性过程上,在性格、知识修养以至生活方式上二者都产生了持续的冲突。《亮剑》决不屑于过多留恋狭小的日常生活场景(比如家庭),更不能容忍美女对英雄的拒绝(哪怕仅仅是在一开始),这磨损了英雄的无穷男性魅力,女性只不过是印证男性强力的价值客体罢了。尽管在《亮剑》中,也有一点似乎不可不有的优雅的生活格调与农民式的生活趣味之间的冲突,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点可有可无、一闪即逝的情节点缀罢了。可以说,在性别关系上,《亮剑》毫无创造性可言,完全是好莱坞式动作片的模式。 《亮剑》还加入了兄弟情谊的书写(李云龙与政委赵刚,李云龙与国民党将领楚云飞),前一组关系使代表党的政委和作为革命军队指挥者的师长之间的关系化为江湖兄弟的关系,成为《英雄本色》式的义气。小说及电视剧都弱化了赵刚的意义:军队就是打仗的。《亮剑》对带有书生气的赵刚进行了揶揄。最后,有意思的是,赵刚被草莽英雄李云龙所征服、改造,包括性格与生活方式(粗话骂人,喝酒)。这又改写了革命历史小说的传统,反转了政委与军事指挥员的关系,不禁让人怀念起《铁道游击队》或苏联的《恰巴耶夫》(《夏伯阳》)所显示的经典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李云龙与敌手国民党将领楚云飞之间惺惺相惜的兄弟情谊(当然,在当下,国共两党的关系已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这是既往的一切新旧革命历史作品所不曾有过的。这一处理是充满大众文化味道的,依据的正是好莱坞式的大众文化的逻辑:对手之间的兄弟情谊是当代动作片的经典模式,吴宇森的《喋血双雄》无疑是这种模式的经典代表。通过这些方式,革命斗争及其内在价值就转换为江湖历险及兄弟义气。 整部小说突出了一种亮剑的意志,这就是当下正在成为流行语汇的所谓“亮剑精神”,两军相遇勇者胜,明知不敌也要敢于亮剑一搏。“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没这个勇气你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剑下算不上丢脸,那叫虽败犹荣……”。电视剧《亮剑》忠实地,甚至是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一主题,那首铿锵有力的主题歌歌唱的正是这种亮剑精神,它短促有力地收束在“中国军魂”这个点睛之词上,显然,全剧所呈现的亮剑精神和“中国军魂”是统一的。电视剧也结束在李云龙以亮剑精神为主题的演讲(军事学院的论文答辩)上,就具有更加明确的意义表达(小说中李云龙的论文题目是《论冷战时期的特种作战》,而且出现在小说的中部,电视剧出于使主题明确化的考虑,改换了题目)。耐人寻味的是,在电视剧中,郑重的答辩会场的背景正是毛泽东的巨幅照片,红军时期的毛泽东的巨幅照片显眼地充满画框,提示着这个军队的精神传统。在电视剧的叙事里(小说也一样),显然是把亮剑精神当作了红军直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传统与内在品质。这里它显然是偷梁换柱。如果说中国军队具有打不垮的意志,那绝非因为具有形式意义上的亮剑精神,而是因为它作为人民军队的历史承当,因为它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斗,这才是历史上的毛泽东的中国军队的真正的魂魄。小说一再提到“民族和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这句关键语句,显然,亮剑捍卫的正是前者,后者则指各种形式的关于社会政治理想的信念。问题是,与这种所谓不要意识形态支撑的国家利益相联系的亮剑精神会是什么?它很有可能沦为比拳头硬的政治哲学。小说和电视剧中一再以江湖剑客的狭路相逢来说明亮剑精神,真是再恰切不过了。 需要指出的是,电视剧《亮剑》只是忠实地呈现了小说《亮剑》前半部分的思想逻辑,电视剧仅改编了小说前二十四章的内容,剧中时间终结于1956年之前,而小说共有四十三章,叙事时间终结于1968年(不算尾声)。所以,小说更为完整当然也更为复杂、含混地呈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判断。 对比小说的前后两部分,李云龙的性格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热衷暴力杀伐的欢乐英雄走向了对革命理想进行反思的哈姆雷特。他开始反省当初革命理想与现实结果之间的反差(不过,有意思的是,小说前半部分并没有提到李云龙参加革命的理想)。这位一度只知沉迷于战争快感的战神在“文革”期间还一再流露出对军事暴力(武斗)的反感,这甚至违背了人物性格的自身逻辑。 但这却高度地符合小说自身的内在逻辑。小说对“反右”运动(主要通过田墨轩、沈丹虹的命运)、“文革”及李云龙、赵刚悲剧性结局的叙述反思了中国革命及其历史后果。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小说更多的还是借用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来进行对所谓全能主义的批判:当初的革命理想与乌托邦追求作为“致命的自负”鬼使神差地铺就了“通往奴役之路”。给赵刚带来厄运的最后的发言将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我赵刚1932年参加革命,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想过将来要做官,我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或许这种批判意识在田墨轩这个标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了,小说浓墨重彩地将他塑造成一个反专制的文化英雄。从这里,依稀能看出199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反激进主义,反道德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在小说中留下的投影。 但小说的表达又是含混和矛盾的,它并不像庸俗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在起源和本质上批判“激进主义”或革命,而是在肯定革命正当性这个前提之下,反思革命追求如果一旦凝固为僵化的政治体制可能导致的悲剧性后果,革命者有可能堕落为革命官僚,成为背离革命理想的既得利益者。丧失了革命追求和目标与价值的政治秩序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李云龙们所惧怕的,赵刚们并非死于政治的压力(他们没有那么脆弱),而是殉了自己的理想。 不过,这种对历史的思考并不清晰,也未必是出于作者的自觉,它的力量湮没在自由主义的表达中。 《亮剑》对革命的讲述,书写着这个时代占主流的意识形态,契合了这个时代大众对历史的想象,这是它终获流行的重要原因。[4]最后,或许还有必要对我上文多次提到的大众文化做一点解释,大众文化并不是真正大众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背后,永远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引导着讲故事的法则,塑造着大众理解历史的方式。虽然这只不过是重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陈辞滥调,但对《亮剑》,这种提醒可能并不多余。 参考资料： [1]对于革命历史小说论述,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或洪子诚、孟繁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唐小兵对《暴风骤雨》的分析,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著名的如电影《终结者》系列。好莱坞路线的动作片中的英雄也总是具有“多重生命”,如在吴宇森的《英雄本色2》中,“周润发”多处要害近距离中弹之后还能够迅速复原,遵循的正是这种大众文化的幻想逻辑,而不是现实逻辑。 [4]还应该指出的是,《亮剑》渐渐浮现在大众文化的阅读视野,成为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的这六年,也正是中国“和平崛起”,同时也遭遇到更复杂国际局势,受到更多压力与挑战的时代,潜藏着危机的周边局势及并不明朗的前景,一再强化了大众的焦虑意识,亮剑精神或许正是这种集体情绪的一个投影。 作者简介：刘复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5年第6期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