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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几乎小到每个人，大至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应该永远牢记永远反思永远忧患永远警惕的弱点、过失和悲剧。可令人费解和遗憾的是，文革结束才十来年，而人们对它的记忆，却已是如此淡漠和模糊，有的人甚至完全彻底干净地将它从自己的记忆仓库中清除了出去。这实在是令人深感悲哀、不安和忧虑的事情啊!一个民族倘若忘掉本不该忘记的教训，是注定要再次陷入曾经发生过的那种由集体非理性造成的混乱状态中去的.悲剧必然还要发生，只不过是换了个形式而已。 诚然，对于“文革”，我们已经做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从政治上完成了对它的总结和清算。但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国民性等方面研究“文革”的工作，则显然还有待于全面的展开和逐步的深入。值得欣慰的是，一些文学家。出于高度的艺术良心和清醒的理性自觉，以感人肺腑的真诚和真实，记叙了他们所经受过的痛苦，忏悔时的心声，耳闻目睹的事实，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关于“文革”的极其珍贵的文本。在展开我们的关于冯骥才小说的论题之前，我首先要充满敬意地胪列出下列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字:丁玲的《“牛栅”小品》、杨绛的《干校六记》、梅志的《胡风传》、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及巴金老人的燃烧着真诚、蕴涵着深思的《随想录》。 宽泛地讲，冯骥才的小说创作有三个领域:一个是早期的历史题材小说，这些小说将历史与诗情熔而为一，情节丰畜生动.人物形象鲜明而富于个性，这类题材的小说以他和李宝兴同志合著的《义和拳》、《神灯》为代表;一个是以天津为背景的“津味”文化小说，往往于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和风俗展示中，寄寓作者对历史及现实变革的理性认识.因此.也可以谓之“文化寓义”小说，如《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便是;一个是写十年“文革”中普通人的命运和遭遇，展示他们承受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这类小说可以划分为同中有异的前后期。前期多为中篇，是小说家言较多的虚构小说，其中着意展示的是，经历了痛苦后不曾泯灭的人性的光辉和心灵的灼热，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现和展示“无形地隐藏在人身上最不易发现的地方”、“比宝石还美的”“在翻来覆去的政治风浪里淘洗出来的一颗颗赤赤裸裸的心。”[1]这些小说以《铺花的歧路》、《啊!》、《感谢生活》及获奖的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为代表。后期的小说则有更自觉的纪实性和深刻的理性穿透力，作者以感人至深的纪实性文本，意味深长地叙述了一系列“各有各的不幸”的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展示他们时至今日尚未愈合的心灵创伤，留下了一份关于“文革”的极其宝贵的档案材料和备忘录。用一句深刻的习用语来讲，这些小说讲述给我们的关于“文革”的细节性的东西，比那几本少的可怜的专门的“文革”史所提供的还要多。 冯骥才近几年写的这些纪实性小说以《一百个人的十年》为总题，自一九八六年起，陆续在《收获》、《当代》、《十月》、《报告文学》、《小说家》、《文汇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发表后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普遍关注和一致好评。现在，作者将他已经发表的、占写作计划总数四分之一的二十五篇小说收集成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九九一年中国文坛上一件值得关注值得庆贺的大事。我希望每一位关心中国未来前途的人，都能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与作者、与作品中那些大难不死的幸存者一起回顾、共同反思、共同忏悔、共同忧患。 冯骥才这本小说集最值得称道的地方，首先是作者肫挚感人、别有会心的平民意识。作者在小说集的卷首语和后记里面谈到，“我对‘文革’的所谓高层‘内幕’从无兴趣，我关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理历程”，“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这样，他就把眼光转向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以濡泪蘸血的笔墨，写这些在“文革”中直接承受着非常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折磨、欺侮和屠戮的平民百姓，正是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担起了“文革”所造成的痛苦和不幸，所以，只有写出他们的命运和遭遇，才能真正揭露“文革”反人道的残酷、罪恶及其反人民的本质。这里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等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悲剧.足以引起一切良知尚存的人的惊醒和深思。G市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按照当时的关于“阶级一斗争”的逻辑，这个滔天大罪的承担者，被内定为一个“爸爸反动”的八岁小孩。“那群大人”为了使小孩承认自己的“罪行”，软硬兼施，最后竟然把这个年仅八岁的小孩押上刑场.直接以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征服一颗天真烂漫的童心。（《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家庭出身在那个时代是至关重要的，出身不好.就要被打入“另册”，就要被置于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炼狱”的煎熬。这样，就人为地形成了“生来如此”的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的等级差别。《当代于连》就记叙了一个类似于《红与黑》中于连·索菲尔式的青年的人生沉浮。“他”在无法忍受歧视和折磨的情况下，这位当代“于连”利用女方的父母是“相当高级别的干部”这一优势，跳出了苦海，先是调回大城市，接着又入了党，上了大学，后来又当了干部，终于摆脱了山出身造成的卑微地位，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正好完成了对“文革”的反讽性叙述:在彻底剥夺一些人的权力和自由的时候，另一些人却高高在上，过多地享受了不合法的权力和不正当的自由。 从底层的平民身上不仅可以更普遍更真实地反映出“文革”所带来的苦难、不幸和荒诞，还可以揭示出“文革”发生和恶性发展的深层动因和必然性。鲁迅先生正是通过考察底层民众的“国民性”(诸如愚昧、麻木、怯懦、盲从等)来认识包括辛亥革命的失败在内的许多悲剧现象产生的必然性，从而使他的作品有不同凡响的震撼人心的启蒙意义。冯骥才从底层民众的角度写“文革”正是自觉地继续了鲁迅的这一可贵的文学精神，他以文学的真诚和真实，使我们看到，底层的民众不仅是“文革”的受害者。而且其中不可更仆数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文革”推波助澜与中有力，他们往往是抄家、打人、武斗的具体执行者或直接参与者。这就启发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从文化学、从国民性、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原始要终地反思“文革”这场民族大悲剧。事实上，“文革”的发生，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文革”进行了两千年》就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和经历揭示了这一点。小说中的“我”的悲剧发生的最初的原因，就是村里姓王的和姓李的说不清是从哪朝哪代结下的冤仇。其实，这家族之间的仇视、斗争和互相算计，正是中国长期的根深蒂固的以家族为核心的封建宗法道德所造成的结果。这个李姓的积极投身抗日的十四岁少年，就因为利用墙报写了篇小品文，批评了姓王的村长生活上的一些缺点(“好烟好酒好玩钱”，就被自称“代表党”的村长定为特务。“特嫌”就成了这位少年档案材料中的第一篇，他终其大半生也没有走出这个政治阴影的笼罩，无论他走到哪里，也不管他表现有多么好.他总是受到怀疑、提防、冷落、排斥，甚至受到打击和整治。把这位少年的悲剧的发展和延续，仅仅归因于属于农民阶层的家族斗争，似乎还不具备逻辑上的充足理由，还不能揭示导致许多恶性悲剧循环重演的集体非理性力量。正是这种渗透力极强的深蕴于国民性中的集体非理性因素，使许多即使受过理性浸润的知识分子，也难以摆脱从众顺随的非理性力量的牵引.从而使得类似于这个李姓的不幸者的悲剧得以发展和延续。虽然摆脱了来自家族斗争的挤压，却成了另一场斗争的牺牲品。《硬汉子》叙述的是一个在“文革”中被诬陷为“资本家”的后代的遭遇。这篇小说是借一个个性倔硬杠直的工人的口讲述出来的。小说中的“大哥”是个工人.由于工伤砸伤脑袋，神经失常了.一次，他犯了病，被邻居家来的农民客人“拿扁担打得满地滚几，头破了，流一地血”、这位农民不仅毫无怜悯恻隐之心，反而振振有辞地说:“我们打的房产主，资本家的_)七子。”（后来，这位被打的青年工人，由于医院拒绝医治而死在家中。)小说中的“妹妹被送到内蒙古大草原，到二十七岁回来时，已经满头白发，赛白毛女一模一样……”而“我母亲被同院一个小伙子拿火罐把脑袋碰得呼呼流血，我十四岁的弟弟叫同叮一个小子拿砖头把后脑海碰破，缝了九针……”这些本该是淳朴善良的人们，已经没有起码的理性、同性和爱心，成了“文革”这一非理性、反人性“运动”的直接推动者和执行者。可以肯定地说，倘若民众不是如此愚昧无知和盲目随从的话，“文革”所造成的悲剧、不幸和痛苦断不至于如此普遍和惨重的，断不至于把已经实现了人性复归的“人”，再变成象白毛女一样的“鬼”。倒是《“文革”进行了两千年》中那位历尽劫波的幸存者，所体悟到的超乎个人不幸之上的肺腑之言位得深思:“而陷在这无比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怪圈的，是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啊!”他还从自己的遭遇中引发出深刻的反思和深情的叮呼:“过去几十年，往往上几百年，几千年，我们利用了多少精力互相伤害。为了原则的斗争是必需的，但把个人的东西掺杂进去.不但搞跨了原则的神圣感，也误国误民。”是的，诚如作者冯骥才在卒章显志时说的，这是一个“文化怪圈”.要打破这样一个怪圈，我们除了用进步的法理文明来驱除愚昧，来对民众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启蒙，除了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糟粕进行彻底的解构和根除，是别无选择的了。 从观照和表现人物的方式上来看，冯骥才的这些小说不是一般性地外在地表现人物和叙述事件，而是以仁爱、怜悯和同情的心灵之光，照入那些无辜受害者的精神世界，换言之.他更为关注和同情的，是事件在人的心灵上投下的阴影，他着力描写留在人们心灵上的伤痕、泪痕和血痕.借以敞亮那至今依然困扰和折磨着“文革”受害者的愧怍、内疚、负罪、忏悔、恐惧、惶惑、绝望、不安、苦闷、抑郁、伤逝、仿徨、怨望、不满等精神重压和心理郁结，借以抚慰那些创巨痛深的心灵，借以揭示“文革”对人灵魂的无情损害和粗暴虐杀，揭示封建主义和法西斯合二而一的毒素对人们心灵的茶毒和扭曲。作者冯骥才是自觉地朝这一方间努力的。他在这本小说集的《前记》中如是说:“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的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读完这些小说，你定然会惊叹冯骥才展示和描写人物心灵的细致、深至和真实。《我变了一个人》中的那个谨言慎行、“吾日三省吾身”.很讲究安全系数的资本家的儿子.自然是在劫难逃，“文革”一开始，就被推入这场运动的狂涛巨浪之中，坐牢、严刑逼供……吃尽了苦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他终于被“无罪释放”了，但“十年就象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一半过去，一半将来，永远连不成一个整体”。他自此相信命运，直到现在，一到四月四日，这个拿破仑、阿里·布托、张志新和“我”自己倒霉的日子，“就象我的死期来临，浑身不舒服，发冷，什么也不敢想”，他进入了“以生为死，以死为生，生死相融的境界”.“什么都不相信”，也“很少有事使我特别激动”，“我完全变了，变了一个人，无论如何跟以前接不上气了，回不到那趟道上去了……”可以说，经过“文革”这场浩劫，他作为肉体的人，是活下来了，但是他胸腔中的那团真正属于人的心灵之火、精神之光，却被“文革”的狂风暴雨给扑灭了:没有自信，没有激情，没有希望，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巴黎手稿》中所讲的那种以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来确证自我本质的全面的人。他变成单向度的人了。这是“文革”对人心灵最残酷无情的扭曲和虐杀啊! 在这些小说中.心灵创痕最深巨的莫过于那位杀父以救父的女医生了。“顶多够得上个房产主”的父亲被认定为资本家，被红卫兵用皮带抽、罚跪地、铰头发、批斗游街，不堪凌辱父亲央求她杀死自己，对女儿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尽管她也被摔或骨折，无人医治，受尽了痛苦，尽管她因“以自杀抗拒运动”的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吃尽了苦头;尽管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不仅不责怨她。还到监狱来看她;尽管她被认为是“不算杀人”，“宣布无罪释放”;尽管她出狱后找了个有共同遭遇的人结了婚，有了个什么都不缺的家，可她还是从父亲被杀死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现在，心灵从不曾平静过，她深深地自责、疚恨，强烈的负罪心理、矛盾心理久久地折磨着她。这种俄狄浦斯式的悲剧，足以令任何人性未泯的人，终其一生都沉陷在灵魂的痛苦和煎熬中的。但是，作者曲终奏雅时的点睛之笔是最好的解释和安慰:“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我们真心希望这位善良的女医生能因此而宽解自己。获得心灵的安慰和平宁。 冯骥才的这些小说还表现了一种不阿谀、不媚俗的清醒而执著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中国近年来的文学，有一种离弃严峻的现实生活、背弃本质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倾向(我所说的本质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有二层含义:一是指对外要批判地再现社会生活和人生图景的本来面目，一是指对内要开心见诚地表现主体的情感态度，概括言之，指的就是那种直面现实生活，并真实地、大胆地、属于主体性地写出生活的本质气魄的文学精神。)贵族化的、个人本位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甚嚣尘上，而一些理论批评也呈现出迎合这种创作倾向的困乏状。在这样的文学格局中，冯骥才的这些激扬着清醒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作品，就显得是那样的难能可贵，值得重视了。 这些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借客观冷静而又富有情致的写实性叙述体现出来的。作者的原则是“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尽管这些小说的叙述是在理性节制下的客观叙述，但在客观叙述的背后，你可以感到作者那真诚深至的强烈的情感。这些小说虽是记录口述，却并不板滞、枯涩，而文气顺达通畅;既不借高深莫测的隐喻或象征，以广己意，也不故意不加判断，而是以简洁的一两句话，为作品点画出明眸，打凿出“文眼”，充分显示了作者圆练老到的叙述能力。 这些小说成功地体现了作者客观记叙“文革”历史的创作目的。一切现实主义文学的共同点，首先表现在要有历史的客观真实性。现实主义文学客观地反映生活的这种“史”的功能，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所有艺术‘名符其实’的一个目标，就是给世界已经失去的秩序留下一个见证”。[2]冯骥才的这些小说就客观地记录了许多“文革”中非常重要的史实，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文革”的极重要的档案材料，《六十三号的两个女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篇。一九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冯骥才为了把这座监狱以及其胜过史前期的野蛮保存在文字里，走访了当年从63号侥幸生还的幸存者。他真实准确地描述并记录了63号监狱的规模、方位、结构、制度、关押的犯人、刑讯时使用的野蛮至极的刑法(如“旱鸭凫水”、“肛门吸烟”、“用屎尿灌”、“用木棍打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等等)。使我们能够通过他的真实的文字，了解和认识63号这个已经形消迹灭的“可怕的谜，神秘的地狱，吃人的魔窟”。 总之，冯骥才的这些小说，既有严格的写实性作品所要求的那种在准确的时空座标点上复原当时情景和过程的真实性，又贯注着作家深挚的人道主义情怀，包含着作者升华事件意义的深刻的理性判断，所以，它们是属于那种诗史合而为一的好作品，也正因为这样，作者及小说所叙述的那些幸存者的忧患和叮吟，才显得更加深沉有力。更能发人深省，更让人难以忘怀。 参考资料： [1]冯骤才:《命运的驱使》，《文艺报》1981年第6期。 [2]W·C·布斯:《小说修辞学》, P. 33-34.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载：《小说评论》1992年第6期 原载：《小说评论》1992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