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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贺桂梅的研究开始引人瞩目,1990年代末以来，她在文学史、思想史领域发表了颇具分量的论文，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观及思想资源进行了知识学的清理，对当代文学史领域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另外，她还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及文化研究领域显现了出色的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2003年推出的专著《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以新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视野，及建立在丰富史料基础上的绵密分析，成为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颇具前沿性的、令人振奋的成果之一这部著作也显小了她良好的学术素质和从事开拓性研究的令人值得期待的前景贺桂梅以她出色的研究日益成为人们无法忽略的存在。或许，这一事实可以被很轻易地解读出某种历史象征意味:它暗示着新一代学人已经悄然开始了自己的入场式不过，如果把贺桂梅看作所“关于70年代出生”的学人潜藏着不小的风险，她的鲜明的个人风格顽强地抵抗着这种代际描述的可能性可以说，她的存在恰恰质疑着正在渐渐形成的关于“70年代人”的定型化或本质主义的想象(或许还有性别的想象):比如她批判性地运用西方理论及‘越界”(跨学科)思考的能力，对历史与思想史的兴趣，自我反思的倾向，以及以学术为志业的内在激情。 精神资源与知识谱系 贺桂梅可谓典型的、“正宗的”学院派出身，在北大经受了十年的“封闭式”学术训练，之后的留校又使她正式进入学院体制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她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领受了多位名师的言传身教不难发现，在90年代中期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到2000年左右，贺桂梅一步步成长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洪子诚与戴锦华给了她巨大的影响这自然是一份幸运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这两位学术上的“父亲”也难免带有压抑性的意味，她要“长大成人”，形成自己的风格，必先战胜影响的焦虑，从他们的“阴影”中突围而出，这种成长的历程外表看来可能波澜不惊，其实却可谓惊心动魄。 导师洪子诚以史料支撑历史判断的治史风格与“回到历史现场”发掘历史复杂性的追求在贺桂梅这里都得到了继承—它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北大学术传统”的一部分，这种影响即使在她1999年出版的专著《批评的增长与危机——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及2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还都有所体现材料的丰富与持重一直使贺桂梅给人以少年老成的感觉，这至今仍是她的一个优点但是，对于洪子诚的研究而言，给历史叙述提供支撑的其实并非所谓“史料”—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他的史料功夫也的确容易诱导这样的误解—而是他的历史折学与逻辑判断然而洪子诚的理论框架是“不可见”的，给人的感觉仿佛史料自行出场与旱现这其实只是一种叙事的效果更准确地说，在他那里，个体生命经验、史料或历史的复杂性这些因素与他的历史哲学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胶着状态但彼时的贺桂梅显然无法达到这种史料背后的判断，也就是说，她还没有获得准确的判断立场或立足点以及足够的理论穿透力(或许，那是《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才真正实现的)。 在这一背景下，戴锦华对贺桂梅的影响是令人无法忽略的对于具有女性主义立场的贺桂梅来说，戴锦华构成了一份温暖的母系的精神资源戴锦华的最大意义在于帮助贺桂梅完成了重要的“语言学转向”，即系统地进入结构主义及其后的西方理论脉络。这次转型极大地更新了贺桂梅的理论武库，打开了她的视野。另外，戴锦华对贺桂梅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在北大，戴锦华可谓偶像级的教师与学者，她的才华、敏锐、深刻、热情以及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品格共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越切近感受得越强烈。在较早阶段，我们不难在贺桂梅的写作风格上看到戴锦华的影子;在90年代后期以前，她把许多的热情投向了女性文学批评，可能也与这种影响有关。不过，在这个阶段之后，就研究与写作而言，她逐渐地发现了自己的特长，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也自然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与风格。这是她走成熟的某种标志。在我看来，两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贺桂梅没有戴锦华那样对西方理论的似乎过于强烈的热情，在这方面她显得比较谨慎。总的说来，戴锦华更以批评见长，特别喜爱以运用新颖的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阐释与解读。贺桂梅则逐渐将自己的学术重心确定于历史方面，她一步步远离了批评，关注的中心也离开了文学创作（或者说，对文学创作的关注的意义已发生了改变)，如何以新的理论视野，重新组织复杂的史料，加以新的阐释，呈现新的历史面貌，逐渐成为她的学术追求。 对贺桂梅来说，掌握、熟悉西方理论的价值，绝不在于直接拿来阐释中国的各类文本与文学史，事实上她从来没有系统地操练、运用过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也没有针对不同的分析对象轮番使用各种西式武器研读西方理论，并非把它们视为可以脱离具体语境的“真理”或方法。她对于追逐西方“新潮”理论，“同步于”西方学院或全球学术体制通货膨胀式的学术生产并无多大兴趣。完成“语言学转向”只是为了确立自己的知识立场或批判性的立足点。 对于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在所谓全球化的语境中，处身于全球理论生产格局中的第三世界，如蒙昧于理论生产的当代进程，则无法真正敏锐地、批判性面对不断为“理论”改写或塑造的现实与历史事实上，贺桂梅对于当代中国学人的这种命运充满了自觉。对于80年代以来融入全球化资本市场以及话语空间(意识形态)的中国来说，进入主流的理论脉络是批判性地阐释中国的前提。在这个时代，离开了全球性的理论视野，我们已无法真正的“出声”并没有纯净的等待西方理论阐释的中国，在“五四”以来思想的“跨语际实践”中，西方理论与思想一直是中国现实的内在构成部分。所以，批判性地研究、熟悉西方“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理论，其实是更深刻地将贺桂梅带入了思想的复杂的历史地形图。 “语言学转向”是贺桂梅最重要的理论转型，对于她的研究，这一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在“转向”之前的阶段，贺桂梅还基本上局限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批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潮研究与作家论批评。那么，“转向”之后，对于她来说，文学文本已不再具有中心地位。众多的思想、文化现象同样是需要解读的文本与话语，而且它们产生于其间的历史语境也是一个文本，需要在互文本的意义网络中来理解。更重要的，在话语的运作背后还隐藏着权力的实践与意识形态的秘密。这一转向有力地破除了贺桂梅的实证主义幻想——如果曾有过的话。对所谓史料的过度依赖其实无异于不加反省地认可了某些有待质疑的前提和预设。 可以发现，在“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思想、理论资源中，真正对贺桂梅产生深刻影响的绝不是结构主义式的“把现实放进括号里”，而主要是福科式的知识考古学、系谱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如阿尔都塞、伊格尔顿、杰姆逊等)理论。后结构主义时代对现代性思想的批判自然接通了对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反思，近年来，贺桂梅对文学史观念领域中的“启蒙主义”观念进行的清理正是在这一思路中展开的。 在《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个人”观念之辨析》一文中，她细致分析了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思潮的多种来源和观念形态，即80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80年代中期的“主体论”和80年代中后期时“文化哲学”在这一意义网络中，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各种哲学观念和中国自“五四”以来关于“人”的话语(它同样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并置杂陈，历史的话语沉积为共时的交织，在80年代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了复杂的播散与衍变。在这篇文章中，贺桂梅表现出了极为出色的辨析和知识考古的能力，以工笔图绘出一幅高度复杂却异常清晰的当代思想地图，深刻地发掘出关于“人”的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这一幅精细的思想史图景也对如下中国思想史的重要问题做了生动的说明:西方语话如何在跨语际实践过程中完成对中国的转译?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又如何操纵和控制乃至利用西方话语塑造中国现实?这篇文章在思想史领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做了重要的深化、细化，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发现。 贺桂梅的几篇以80年代启蒙主义文学史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现代”“当代”与“五四”——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八十——九十年代对“五四”的重构》)[1]也与此类似，它们以巧妙的解构技术，寻找启蒙话语的裂隙与内在矛盾，让被压抑、排斥的异质性因素浮现。它们的论域虽在较专业的现当代文学史方面，反思与批判的却是“现代化”的80年代式思维，清算的是这种思想范式的遮蔽性，以及对当代文学史理解与写作的制约。 研究领域与学术风格 以知识考古学或系谱学的方法来清理文学史观或批评观念，是贺桂梅近年的一个研究重点.虽然在这一领域近年来另外的研究者也取得了不少的重要成果，但贺桂梅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处理思想史命题的具体分析过程中，她表现出了高度的细密与耐心，在拆解、分析多种话语成分的复杂交织状态时，敏感、细腻、条分缕析，能够准确触摸同一主题的思想观念在不同语境中演化的细微环节以及这种变化的纹理与褶皱。这是她的拿手好戏如关于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的梳理就表现了她的这一特点，关于女性主义批评资源的研究也是她这方面的代表作[2]。也正因如此，她特别青睐那些历史的“转折期”，如80年代，40——50年代，在这些转折期，各种话语与思想成分交织纠缠、冲突，成为供她分析的最合适对象，似乎也只有这些时期的思想状况的复杂性才提供了足够的分析难度让她施展手段。 对80年代以来支持文学创作、文学史写作的思想观念进行反思与批判是中国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只是围绕单纯的文学史写作观念进行，大体上可以看作反思现代性这一思想史研究命题在当代文学史方面的扩展与延伸。因而它们往往以“纯理论”的形态存在，与具体的当代文学创作已没有太大关系。贺桂梅的研究与此趋向还有所不同，她的研究一直在当代文学领域，即使在处理那些较为宏大和一般的社会思想命题时，也始终关注着它们与当代文学创作观念和具体创作思潮的相关性。在论述人道主义思潮和“启蒙”这些思想史命题时，她也总是结合文学创作状况来展开。于是她就有了独特的发现，触摸到了规约当代文学发展的深层动力学。可以说，贺桂梅是将现代性研究紧密契合当代文学核心命题，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扎实成果的研究者之一。事实上，结合丰富的当代文学创作、思潮展开知识与思想的批判与反思可谓贺桂梅的一个长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味小说》旨在通过“考察1980——1990年小说的北京书写及其现代性想象”，“多面向地串联起‘现代’的繁复内涵”，“提出北京城市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从更复杂的面向上考察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3]贺桂梅对大量京味小说进行了寓言式解读，将思想史命题与文学思潮、具体创作有机地勾连起来既避免了理论的空洞，也超越了一般经验主义式的描述的深度的不足。 现代性是一种话语建构与文化秩序，作为其重要构成部分的文学也是一套文学制度和权力关系。贺桂梅对当代文学的体制性囚素极为关注。这一研究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于观念形态的文学体制如经典性、文学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二是对社会生产网络中文学生产、消费方式等流通、交换体制的研究。《文学性:“洞穴”或“飞地”——关于文学“自足性”的简略考察》[4]考察了新时期以来所谓“纯文学”的观念，细致地揭示了这一神话的意识形态性，指出“纯文学”仍然只是一种排斥机制与文学制度，同时，也再次反驳了那种区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的新批评式观念。贺桂梅对当代文化生产、流通体制的研究以她对于90年代女作家出版物以及1998年左右“反右”书籍的分析、描述为代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6]也是一篇带有女性主义研究色彩的论文，但却更强调了作为流通体制的当代大众传媒对女性文学创作的挤压力量。 《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或许更值得注意[5]，由1998年“右派”书籍的出版热，贺桂梅出人意料地展现了各种历史记忆、政治诉求与官方说法之间的话语争夺战，文化场域内资本及象征资本的流通与交换，同时，围绕着这些书籍生产还进行着消费的意识形态与对意识形态的消费。她的描述是高度复杂化的。这场出版热在特定语境或思想史上下文中衍生出复杂的意义，其中暗含着对历史、现实的不同的阐释、想象方式，这些讲述方式间发生着争夺、妥协与共谋的戏剧。贺桂梅旱现的这幅文化地形图，事实上瓦解了当代文化的二元论或三元论式的解释框架:所谓国家、民间、市场、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游移不定的，所谓官方、知识分子内部也无法做同质化的理解，它既存在历时的演化，也存在共时的差异。贺桂梅就是要在种种差异甚或对立的“说法”之间或背后发掘出支撑它们生产或再生产的动力机制。令我感兴趣，也令我吃惊的是她在这一描述和分析过程中所显现的细致、绵密、敏锐，其中显然融合了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力量，显小了一个写作者的清醒与智慧。从一个“右派”书籍出版热的事实或现象，她不但描摹了“右派”知识分子的心灵秘史，以及他们作为“文化英雄”走向末路的不无反讽性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她还通过“右派”话语的播散，呈现了借用“右派”记忆进行的现实政治文化实践。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7]。 当然，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上述对于女性文学出版物及“右派”书籍出版热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对文化生产过程的关注一直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不过，贺桂梅对文化研究的兴趣与热情显然更多的在另外的方面:通过关注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大众文化，批判性地分析其所隐含的将现实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女性作家出版物及“右派”书籍已经进入了大众文化的生产网络而成为典烈的大众文化现象对于贺桂梅来说，文化研究的意义并非在于它是一套理论方法和一门新兴学科，而在于它是一种跨越经典文学体制或文化等级秩序以及学科框限，批判性地介入现实文化的有效途径在文化研究领域，最能代表贺桂梅能力与才华，也最具文化研究理论色彩的还是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解读《以父/家/国重述当代史——电视连续<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文本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是贺桂梅文化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在我看来，它也是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最精彩的个案分析之一。2002年出人意料地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贺桂梅极富理论穿透力的分析中，清晰地呈现了其背后意识形态实践与运作的痕迹。她以敏锐的征候性阅读发掘了电视剧所暗含的性别秩序与民族国家的想象:它通过有选择的讲述历史，借用革命英雄主义的空洞形式，以对“红色激情”的怀旧式书写，在融入全球化、进入市场社会的后革命时代，有效地消化了历史伤痛，跨越或弥合了历史裂谷，顺滑地完成了将现实秩序合法化的修辞围绕《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传播与接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进行着持续的谈判与协商;同时，各阶层的接受者也在通过对人物个性与命运的认同，有效安置了自己在现实秩序中的身份与位置。贺桂梅在分析中有意重点解读了剧中“感人”的爱情所潜藏的性别权力关系“《激情燃烧的岁月》将‘激情’的书写充分地纳入性别秩序当中它以重申‘革命激情’的名义重写了父权、男性中心的家庭结构和性别模式”[8]这成为电视剧接受“快感”的来源之一但贺桂梅的发现主要不在于指出这种性别权力关系，而是在于揭小了在父权制家庭内部的认同(妻、子、女)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的、曲折的关联。贺桂梅的分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自由穿梭于“话语讲述的年代”与“讲述话语的年代”之间，图绘了当下社会的政治无意识与意识形态图景。 也许，最能代表贺桂梅成绩的还是她最近的文学史研究其实，当代文学史研究才是贺桂梅的真正本行，具有安身立命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她自从事学术以来持之以恒加以用心的领域。北大中文系多年的科班训练，已使文学史研究的那些经典学术规范成为她的一种无意识。行文至此，我想，上文大概过多地描述了贺桂梅的理论家气质，事实上，北大中文系的老家法才是她的治学基础。理论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最后一跃罢了。 无论对于目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是对于贺桂梅本人来说，《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部著作体现了贺桂梅的成熟与鲜明的个人风格。这里显然无法展开对这部著作的详细评论，我只想指出其形式或写作方面的特色。在我看来。《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充分显现了贺桂梅作为具有现代理论素养和问题意识的史学家的气质。这部书在材料与理论之间达到了一种适当的张力与平衡。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所谓“史料”与“理论”的意义已有所改变:史料，更多地是为了通达鲜活、意味丰富的“历史现场”;理论，则是指挑战既往历史叙述的当代问题意识和另类视野。或许，在贺桂梅的历史叙述里，我们还能依稀看到诸种当代史学理论或方法的投影，如年鉴学派史学方法的影子:以现实问题向历史发问，注重生活史的精细描述，将视野扩展至政治、文化、社会史的各个层面，以期建立一个总体的时代氛围。所以，从某些方面看《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不太像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倒更像一部跨学科的史学著作。 另外，或许我们还可以从这部著作看到对柯文式的“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和“移情”(empathy)史学方法的创造性运用。经由关于研究对象的相关材料，她尽可能地进入具体情境中的当事人的内心体验与思想脉络中，设身处地地来“同情地理解”他们在特定历史处境中所做选择的合理性。这其中显然存有作者对自身立场或理论可能会损伤历史复杂性的担心，所以进行了一种写作技术上的规避，以期最大可能地逼近历史现场本身的质感。当然，毫无疑问《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并不因此而走向任何形式的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它与这些东西毫不相干。它一直在进行着强烈的理论判断。事实上，丰富的、富有质感的历史现场与当事人的体验本身就在否定着某些理论，并暗含着某些理论。从形式上看，贺桂梅似乎是“顺势”做出了理论判断。其实，旱现丰富的现场本身正是超越其他理论叙述或种种偏见与“说法”的结果而且超越其他的理论或“说法”本身已经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新的理论。无疑，贺桂梅给出的历史描述对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在本书的阅读终结处，作为研究者的读者无法不开始对自己持有的旧有文学史观念进行反思(如果他不是被深深地“冒犯”了的话) 人生经验与立场、追求 评说贺桂梅，似乎天然地绕不开所谓“生于70年代”这一话题，虽然这种描述容易流于本质主义，潜藏着极大的风险。“当我还在读博士的阶段，文坛就有了‘70年代(出生)人’的说法，并目‘也出现了一些与我年龄相当的写作者。我努力地试图在他（她)们的文字中寻找着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感觉和体验，但最终发现:我们彼此间的差异，并不小于比我们年长或更年轻的人。”[9]的确，生于70年代，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但对于贺桂梅来说，生于70年代，未曾参与惊涛拍岸的历史进程，不曾有过极富命运感的生命体验，像戴锦华们那样曾经历过红色的60——70年代以及“伟大进军”的80年代，却在不时提小着某种深刻的“匮乏”，“这使我常常会有一种惶惑:我的学术研究与我的生命关联何在?我站在怎样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在哪里?”[10]这就造成了某种焦虑意识，它反倒生成为一种深入历史、追求意义的持续冲动。恰恰是这一点使“生于70年代”对于贺桂梅来说具有了绝对的实在的意义。另外，过于纯净的学院出身也让贺桂梅产生了“脱离现实”的小小恐惧，“未曾有过真切地置身时代之流的感觉，于是常常会有一种‘历史的局外人’的隔膜，就仿佛校园的高墙隔断了墙外的喧嚣声，也隔断了我与时代‘水乳交融’的感觉”[11]这种经历也一再引发了贺桂梅的反思与自我警醒。在我看来，它或许构成了贺桂梅不断深入历史，激发现实问题意识的另一个动力来源。 但是，也正是在她的“匮乏”处，她发现并获取了自己的力量与优势所在。“80年代的‘局外人’的身份，为我摆脱这些思维框架提供了某种便利;基于同样的原因，相对亲历‘文革’的人们，历史经验的空自也使我豁免于切身记忆可能造成的思考定式，我因此尝试从有所不同的面向上去理解那段历史。”[12]没有深刻乃至刻骨铭心的个人记忆与生命经验的缠绕，她反倒获得了一个相对从容的局外观察者的超然，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地面对作为语言的历史。个体记忆固然可以使年长的学者留有对历史的真切感受，却也容易不小心陷入记忆的陷阱——记忆总是顽固地改写、潜在地引导特定的对历史的理解。个人体验从来不是中性的。我们不难发现那些顽强坚持新启蒙主义判断的学者很多都是经历“文革”苦难的“右派”与知青身份的学者。当然，这种前理解在每一个研究者身上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而且意义各不相同，它同时也还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但个人经验过于直接与强烈的介入，却是一个学者不得不反思与警醒的。在那些优秀的学者身上，我们一再地看到他们与个人记忆的激烈搏斗。从这一意义上说，贺桂梅免除了这种干扰。不必说“文革”历史，即使对于80年代，她也没有那些亲自参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学者们那样怀有深刻的记忆与创伤感。这使她获得了知识考古学的‘专业”态度，没有任何生命负担地成为“80年代”启蒙主义思想的天然质疑者。如果说，对于年长的学者来说，80年代或之前的过于深刻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会成为他们判断90年代以后现实的潜在参照系，因而他们的研究总会带有点从历史走向现实的意味;那么，贺桂梅则是从现实走向历史:她只能从一开始置身于其中的90年代以来的历史开始思考，然而，她逐渐发现，离开对80年代及此前观念史的理解，事实上无法真正定位、理解90年代以来的现实。于是，她儿乎是被迫走出90年代，深入80年代及以前的历史。“在我的感知中，不深入了解80年代，也就不能理解90年代以至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而对于我这样的缺乏对80年代的切身文化体验的人来说，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尤为重要。” 贺桂梅一直是学院中人，体制之内的学生、学者与教师。对于她来说，没有亲身经历人格化的权力形式，却在90年代之后直接遭遇了刻板的市场社会与学术体制的无所不在的压抑。福科与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现实的体验，使她对非人格化的现代权力形式有着真切的体会。体制内的生长史并没有将她规训得循规蹈矩，却培养了她对现代体制的叛逆性，尽管这一点并不那么外在。在我看来，贺桂梅绝不甘心做体制化的灰色知识分子，仅仅成为合理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和学院制度的奴仆，一个符号生产领域的专家。因此，成为一个不与各种形式的权力合作的批判知识分子，一直是贺桂梅隐秘的追求与梦想。当然，贺桂梅对反抗权力的社会实践缺乏热情，同时也缺乏对这种形式的信任，可能也缺乏这种能力。以知识与智慧拆穿“当代神话”(罗兰·巴特)，是她反抗权力的方式，或许，她心仪的是那种苏珊·桑塔格式的象征领域中的游击战士，或本雅明式时“密室中的谋反者”的形象在我看来，这正是她对文化研究抱有浓厚兴趣的内在原阴。或许，细致地分解“秩序”的构成和它运作的奥秘，才是当代知识分子“介入”的最恰当姿态，否则，激情的反抗可能正好落入另一种权力早已设好的圈套。她在《“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的实践和可能性》中提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反抗的方案。“我同意的是鲍曼对‘知识分子’所作的界定。他认为，‘知识分子’一词乃是一声‘战斗的号召’，同时也是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对于‘知识分子’的战斗的号召，无疑必须更多地朝向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和讨论。……正因为大众文化已经具有了如此强大的文化构造力，讨论大众文化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应该是可能的。而所有讨论的背后，仍旧是出于‘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自我批判和创造冲动。”[14]她的这一面向在她解读电视据《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有明确的体现。不过，她的这一面可能还不太为人注意，目前，这一面向的她还隐藏在过于‘学术”的论述下面。但我相信，她的这一气质或面向会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其实，这种批判性也是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的应有之义，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理论的政治性与批判性潜能契合了她的内心要求，我想，这才是她完成语言学转向的真正的内在动力。 现在对贺桂梅做出评价也许是不适当的，她还正年轻，且颇具“敬业精神”，学术生涯正处在最旺盛的创造、生长期，大概当下正是她超越自我的另一个“转折的年代”。试图以呆板的文字捕捉正在生成的过程是无效的努力。可以预见，这将是一篇速朽的文字。作为贺桂梅的同代人，我欣喜于自己文字的迅速腐朽。. 注释： [1]这三篇文章分别刊于《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现代中国》(集刊)2001年第1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 [2]《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1期转载。 [3](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味小说》载《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5]《现代中国》第3辑,2003年5月。收入《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陈平原、山口守主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 [6]《上海文学》,2000年第5期。收入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7]这篇文章的一些判断充满启示意义，比如，针对90年代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处理成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的体制批判者的一般说法，贺桂梅在文中指出，“实际上，导致1957年悲剧的核心因索，是左翼激进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之间的矛盾。这种体制建立在左翼文化基础上，并把自己看作是左翼革命文化的现实成果，但是它井不能承受‘进一步革命’的冲击和颠覆。可以说，在1957年存在着不同层次的文化矛盾和社会矛盾，而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这多重矛盾中井不占据主导位置，甚至不构成矛盾的主要侧面。但1998年浮现的诸多叙述，却把‘自由主义’放到了核心位置，并认为这场对社会主义体制木身也构成巨大损耗的历史灾难看作是一部‘自由知识分子’悲壮覆灭的历史，不能不说它掩盖了更为复杂的历史事实”。 [8]《以父/家/国重叙当代史——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文本分析及意识形态批评》，是2003年11月在海口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的会议论文，或左岸网，www.eduww.com. [9][11][12][13]《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上海文学》2004年第5期。 [10][14]叹“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的实践和可能性》，载《解放军艺术学报》2001年第3期。《东方》2001年第8期转载。 作者简介：刘复生，海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原载：《南方文坛》 2005年第4 期 原载：《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