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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天天坐在编辑室读来稿，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作者，有的让你高兴，有的让你同情，有的让你无奈，有的让你厌烦，有的则让你对你一往情深的文学怀疑起来，甚至悲观起来。而最让你觉得没有意思的，则是那些刚有点成绩便找不着北的“著名”作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毫不掩饰自己的自大、自许和自信。他们来编辑室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大大方方，随随便便，说话的声音像打了胜仗的将军的皮靴，能在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迹。他们大口大口地吸烟，然后把酒气和烟雾融会贯通，再喷吐出来，制造出风景独异的魔幻意境和浪漫情调。他们的话题永远是他们自己。由于他们就是他，他就是他们，所以，我就用他指代他们。 他先是兴冲冲地向你宣布他今年出了几本书，一般是四五本。接着他会告诉你他今年都获了什么奖。提到别的作家，他一脸的不屑和鄙夷，说他从来不读这一位或那一位“著名”的同行的作品。他说他的小说跟《尤利西斯》一样现代一样先锋，但他决不会承认自己从乔伊斯那儿学习过什么，因为，承认这一点，对他来讲跟偷人差不多，比政府官员搞腐败还要可耻一百倍。他是拜“新”教的信徒，因此，谈起文学来，他喜欢在某一个与文学相关的名词前面加上“新”、“后”、“前”、“超”等词缀。他对批评有独到的见解，说批评就是命名，说“先锋文学”、“后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新时期”、“九十年代文学”、“七十年代人”、“行走文学”等等，等等，都是很成功的命名，一下子就圈定了自己的领地，显示了自己的存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说搞批评就不能说别人说过的话，老是援引别人如何说，怎么能行，因此，要学会命名，要说自己的与别人完全不同的话。当然，这种高见，他不会说太多，他会适可而止地把话题拉回到自己身上来。他会把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信息传达给你，那就是有多少家出版社像求婚一样求着要出他的书，而且以令人咋舌的印数起印，以让你吃惊的版税付酬。但他立即会巧妙地让你知道，他并没有那么轻信，那么容易被利诱。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向那些出版社承诺什么，他把希望和信任都留给了坐在对面听他说话的你。为了进一步显示他的实力，他会非常兴奋地告诉你，某某评论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布今年的文学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看出你听到这个消息后缺乏应有的认同和兴奋。你的眼光不自在地往别处滑去。但是，不要紧，他知道如何让你把注意力收回来，继续专心致志地听他讲。他知道出版社属于自收自支单位，每个编辑也都承担了一定的利润指标。他知道文学的生存境况很窘迫，很不好。他知道有的出版社因此竟鼓励作家把灵魂的衣裳脱了下来，以一丝不挂的叙述方式把作品变成“糖”一样甜腻腻的东西，允许作家把自己变成大众的“宝贝”情人。但他清楚地知道这手段已经不太灵验了。他的法宝要文明一些。他明白现在是视觉文化专政的时代。印刷文化必须仰赖视觉文化，才能形成冲击力，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当今正走俏的明星一样的作家，不是影视导演捧红的，就是与电视或电影有些勾当。导演的趣味和眼光，显然规范着不少作家的创作路向。因此，他现在就要告诉你了，他的哪些小说已经改编成电影，哪些正在改编，哪些将要改编。他看你的表情有些活泛了，很满意，甚至很得意。接下来该来点轻松的了。先是几个酸酸的黄段子收到了意料之中的效果。但他并不满足于光让你开怀一笑，他还要向你说明故事的来源，就像那些后现代批评家，忘不了在自己文章后边加上几条洋文注释以炫其博一样。他会告诉你那个段子是跟某部长和某主席一起吃饭时听来的，而另一个则是跟一群电影名星和大腕导演一起喝酒时的收获。但是，就在这时，一直坐在一旁的另一位来访者，忽然不识时务地提到写作的承当性问题、批判性问题及作家的道德纯洁性问题。甚至还点名道姓地说某某作家的小说写得流里流气，而某某评论家则像《金瓶梅》里的应伯爵一样，是个篾片，只会说好听话。这位来访者的话，几乎惹恼了他。他不能容忍人家批评一位跟他同属“某某主义”的小说家，更不能容忍有人当他的面否定对他的创作有极高评价的那位批评家。他说要作者在写作中承担某种道义责任或社会使命，就像要一个女人不停地生孩子而不让她恋爱一样。他愤愤不平地说，写作像恋爱一样，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要求它与社会发生关联，就像包办婚姻一样，是不对的，是极为有害的。中国的文学为什么不行，就是缺少彻底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那位提问题的来访者，又提到了鲁迅，似乎想以鲁迅为例来说明什么问题，但话刚开头，就被拦腰截断了：“别再跟我提鲁迅。鲁迅的时代早就结束了。鲁迅的出现是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鲁迅的时代太闹，不够静，完全没有个人的空间，而张爱玲说过，文学是要以静的一面作底子的。而我们现在才终于可以以个人的方式安静地写作了。再说，从创作成就上看，鲁迅的两本薄薄的小说集外加两本散文集还说得过去，但也不能评价太高，因为他模仿西方小说的痕迹太重。他写不出长篇来，而没有长篇小说的作家，怎么能称他为大师呢？还有鲁迅的语言也曲里拐弯，太枯太涩，几乎等于死语言。现在的中学生最怕读鲁迅的文章，恨死鲁迅的语言。最近，我还听人说当代作家的人格境界和精神境界没有鲁迅高，说鲁迅的写作是直面死亡始于流血的，而我们的作家是回避死亡止于流血的。这真是奇谈怪论，莫明其妙。我们难道能剥夺人家不愿面对流血不愿写死亡的权利吗#你可以认为“唯有牺牲多壮志”，你也可以说自己“敢教日月换新天”，但你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与你一道“我以我血荐轩辕”？你有做英雄的自由，人家也有不愿做英雄的权利。中国人个个都想当英雄，当烈士，都想永垂不朽，流芳百世，就是不知道做英雄是要流血的，要死人的，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在我看来，喜欢当英雄简直是一种嗜血成性的病态习惯，是一种野蛮的民族性集体无意识行为。有的作家就清醒多了，他就有勇气拒绝当英雄，拒绝当傻B，而且敢于声明自己就是要做‘痞子’，当‘流氓’，就敢硬碰硬地骂鲁迅、骂金庸。当然鲁迅骂一骂是可以的，而金庸在我看来，连挨骂的资格都没有。但是，骂人是他的权利，对文学来讲，也是正常不过的好现象。文学就是乱骂骂出来的。乱世出英豪，乱骂出作家嘛!”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他显然有些口干舌燥，便呷了几口茶，继续说道：“我们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大出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们爱搞偶像崇拜，爱推崇某人为大师，然后顶礼膜拜，永远长不大。”那位来访者显然不同意他的这些高论宏议，便接着他的话反驳道：“偶像崇拜和英雄崇拜是两回事。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我们需要向大师学习，需要向传统寻求启示和支持，因为创作不可凭空而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肯定要从别人那里、从传统中汲取一些东西，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自己的创作。正像T.S.艾略特说的那样，一个诗人作品中最好的、最有个性的部分，往往是在他的先辈们作品中的那些不朽的部分。他就强调现在与传统的联系，也就是与大师的联系，他甚至反复强调，为了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诗人应该加强或努力获得这种对于过去的意识。事实上，那些成为大师的人，都是虚心、刻苦地向前辈大师学习的人。例如，马尔克斯就坚持不懈地大量阅读，几乎读了一切他能找到的书籍，而且坦率承认自己写小说时受过海明威、卡夫卡、伍尔夫、鲁尔福甚至他批评过的博尔赫斯的影响。”雄辩而自信的“著名”作家，疑惑甚至有些恼怒地打量着这个一板一眼给他上课的人。你给他介绍说这位年轻人是来出版社求职的博士。这更让他不舒服了，因为在他看来，博士除了会旁征博引地写谁也看不懂的文章，并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学。就文学来讲，博士学位与其说是权威的象征，还不如说是低能和无知的标志。他一直这么认为，所以，他从来瞧不起那些有文学博士头衔的人。于是，他反驳说：“理论上听起来正确的东西，在创作上是行不通的。马尔克斯爱读书，那是他的事情，就像陶渊明读书而不求甚解是他的事情一样。而马尔克斯在我看来，并不是人人必须效法的样板。他是站在西方话语中心的立场上，写拉丁美洲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以满足西方人的好奇心理。有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动不动就抬出他来吓唬人，真让我看不上。我这个人就不爱凑热闹。你们都说《百年孤独》好，我就偏不读。王蒙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百年孤独》他读了3遍没有读完，因为他觉得读上三分之一至多三分之二就足够了。我看读许多批评家都津津乐道的开头一句，就足够了。”一直很耐心地参与谈话的那位青年博士，终于失掉了继续谈话的兴趣和耐心，起身告辞了。滔滔不绝的作家终于胜利似地舒了一口气，看了看表，失急慌急地对你说：“操!侃过头了!约好跟一位朋友一同吃饭的，走了，走了!”他风急火燎地走了。把他的几本书和难得的安静，一起留给了你。你开始翻他的书。你发现他几乎在每本书的“后记”里都非常满意地声明他刚写出来的这部大作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这样，一个不容怀疑的结论就是：他的所有作品都是最好的。而你的好奇心又不肯饶过你，它让你一页一页地细读，看看真实的情况到底怎样。但是看完之后，你沮丧而又尴尬：不知道该信任作者的自我评价能力，还是该怀疑自己的文学鉴赏水平。于是，你决定再细读一遍，但你还是发现阅读数量的增加，并不能解决问题：你依然不明白这些作品究竟好在哪儿，甚至不明白这些作品到底要告诉你什么。可是，过了不久，你就从各种各样的杂志上读到了关于他的新作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每一行字里都有鲜花在招展，每一行字里都有掌声响起来，最后，你读不懂作品的烦恼和不安会因为某位评论家的这样一句话而涣然冰释：这是一部属于未来的不朽之作，今天的读者要过50年才能读懂。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3期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