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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时期”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总以“纯文学”为名目标榜自己,然而,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变化,其轨迹逐渐明朗的今天看来,这种所谓的“纯文学”其实并不“纯”,不过是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产生的迥异于“革命中国”的“现代中国”想象。而且,正如当时的社会转型主要是以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为参照一样,深深卷入这一社会转型过程并为这一过程所深刻推动、改变的中国当代文学,也主要以欧美主流的现代想象为参照,比如, 1980年代中期曾在中国文学界引发巨大反响并且今天仍有重要影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思潮,以及今天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仍方兴未艾的“晚清多样的现代性”和“颓废的现代性”等思潮,就是这样的欧美现代想象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创造性实践,而在当下文学写作中时时可见的诸如“人性”、“自由”等被本质化了的概念,则是这一实践逐渐普及的结果。 客观地说,这样的现代想象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写作打开了另一面窗子,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其贡献不言而喻。然而,随着时间发展,正如这样的现代实践逐渐显现出不可克服的弊病一样,这种现代想象的能量也逐渐耗尽,成为被反思的对象。而且,就像“新时期”文学之后正是这样的现代想象成为反思、批判“革命文学”的重要资源与武器一样,如今,伴随着对中国道路的新思考,对这种现代想象的反思,也为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学想象提供了有益的契机。而且,这种重建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也于多个层面上悄然展开。 放宽历史的视野 我们研究历史,书写历史,并不纯然是为了向一段逝去的时空致敬,而更是为了确认当下的时空,并为寻找通向未来之路确定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讲, 2009年次第闪亮登场的《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沧海》等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既叫好又叫座的表现,值得深思,因为,这种重新叙述革命的潮流,不仅将1980年代中期被告别了的那段历史请了回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连续性的视野,而且为我们重新审视、评估、发展自身提供了前提,毕竟,那段历史不仅无法被告别,而且还深深地内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中,涌动不已。 在2009年的小说界,这种重述革命历史的激情显然无法与电视剧相比,但是,这样的冲动也或高调或隐秘地在小说中呈现出来。 林希的《岁月如诗》(《小说选刊》2009年第5期)[1]是以诗一样的语言歌吟这段历史的小说。在近代中国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一代美丽如诗的年轻人,给绝望的中国燃起希望。小说的背景是解放前夕天津的“南苑大学”,主人公是三位年轻人:“我”,南苑大学的小才子;孟露,为追求进步而主动脱离旧家庭的“校花”;马克,放弃良田沃野,追求革命的“校漂族”。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明天,这些进步青年冒着生命危险,主动地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保护进步教授,组织护校队,千方百计地为解放军收集、传递情报……在残酷的斗争中,他们有的(孟露)美丽地离我们而去了,有的(马克和“我”)迎来了美丽的新生。可“造化”弄人,随着革命胜利,天津解放,马克却因为“遗弃”在老家的40亩良田,被当作“逃亡地主”带回老家参加“土改”,而“我”,也在随后的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尽管遭遇种种不公,可他们依然美丽地活着,无怨无悔,因为他们是为心中的诗(信仰)而斗争而生活的,诚如作者自述:“我们心中因拥有美丽的诗,才拥有如诗的岁月,我们心中的诗,是真诚,是美丽,是奉献,是无私。回想我们如诗的岁月,大家常常热泪盈眶,我们有责任告诉后来人,是一代人心中的诗,换取来今天生活的诗……”[2] 作者笔下这段如诗的岁月固然令人神往,但作者之所以在时隔多年之后回首往事,大概是因为他不满于如今的思想氛围,因为:“战争的硝烟早已经消散,白色恐怖下的血光更已经淡出记忆,好心的艺术家重新装扮过去的岁月,重新装扮历史,历史也真就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农村姑娘。”[3]大概也正因如此,“我”这个“不争的人”又开始苦苦地“争”了,就像我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曾与师友们一起做过的那样,因为我相信:“唯有心中的诗,才能创造诗的现实。”[4] 陆颖墨的《海军往事》(2009年第6期)和王甜的《昔我往矣》(2009年第9期)也是礼赞历史的小说佳作。《海军往事》通过长波台建设、守岛士兵与军犬的“手足情深”、潜艇远航模拟试验中士兵们严明的纪律意识、新老两代海军人的深情交流这一组海洋般深蓝的往事,不仅为新中国海军建军六十周年献上了一份独特的礼物,而且还使我们得以重温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重温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历史精神。《昔我往矣》是一个爱情错接的故事:永明和永亮是孪生兄弟,一起参加了解放军。永明与南雁恋爱了,却牺牲在战场上,再次出现在南雁面前的是永亮。南雁错把永亮当成永明,而永亮也默默地接受了这份突如其来的爱情。更加令人感动的是,正在追求南雁的师副政委老俞也默认了这种错接,并为永亮和南雁的结合创造条件。永亮把他对南雁的欺骗埋在心底,他们相亲相爱了一辈子。当永亮觉得自己来日无多时,终于把真相告诉了南雁,他觉得“一生都有了交代”,而南雁的心里则在一刹那间充满了光芒四溢的感激,因为“她蒋南雁的一生,竟是由三个男人小心维护起来的”。[5]由此,这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得到升华,升华为关于革命对个人幸福的承诺与维护的故事。而这又是一位年轻作者对历史的眺望,因而其内涵更加丰富。 迟子建的《解冻》(2009年第2期)和铁凝的《风度》(2009年第6期)则采取迂回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巧妙地回到历史中,体味其中的温度与深度。《解冻》把故事放在小腰岭的“小春天”这个特殊的“解冻”期。在这个时间段,冰消雪融,一切都沉浸在泥泞当中,走在路上,不仅不利索,而且一不小心,还要摔得满身泥水。然而,对小腰岭小学校长苏泽广来说,大自然的“小春天”似乎不是什么麻烦,而他收到的教育局发来的一封叫他去兴林集中的急件才是大麻烦呢,因为,“运动”刚刚过去,他害怕新的“运动”又扑面而来。于是,他细心地安排起“后事”来:又是安慰妻子,又是叮嘱孩子,又要销毁“罪证”,又要恳请王统良在自己“意外”之后照料自己的老婆孩子……在这样的絮叨中,一股人间温情油然而生。然而,五天之后,苏泽广扬眉吐气地回来了,他告诉老婆,他们去兴林只是看了两场内部电影:《小城之春》和《山本五十六》。看来,不仅大自然的“小春天”过去了,社会的“小春天”也终结了。然而,小说结尾苏泽广给学校里美丽的女音乐老师带回来的歌本在夫妻二人间引发的“冷战”似乎暗示我们:“解冻”前的严冬固然值得反思,但“解冻”后汹涌而至的夏天(欲望),似乎更值得我们警惕。《风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通过几位知青“插友”30年后一场聚会时的情景与插队时艰苦生活的情景相对比,暗示我们:在那艰苦的知青岁月中,人们虽然物质匮乏,但精神饱满,富有风度;而在物质丰足的当下,人们本应仓廪足而知礼仪,可这时的人们,怎么变得那么粗鄙、风度尽失了呢?这种对历史的冷静体认,与此前伤痕、反思文学中不无义气成分的抱怨、哭泣或要求承认相比,充满历史的同情与深刻。 深度写作 2009年小说创作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作家们从各个角度出发,向生活的纵深掘进,使写作呈现出了相当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在这方面,胡学文的《挂呀么挂红灯》(2009年第7期)和《向阳坡》(2009年第6期)最富代表性。《挂呀么挂红灯》通过到城里做保姆的叶子和丈夫白乐与某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魏宁之间发生的一连串“误会”为切入口,不仅探讨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而且在此基础上深入开掘“底层”的内心世界:在物质上,他们可能很贫寒很窘迫,可在精神上,他们很富足很宽广。这提醒我们,就社会意义而言,让“底层”富起来固然重要,但尊重与承认也一样重要。《向阳坡》处理的是更加坚硬的问题:反抗资本导致的异化!马达是一位贫苦农民,除了一位温驯的妻子,一位病魔缠身的老爹,他唯一的财富是“向阳坡”——一块“据说”的风水宝地。没想到,村长竟要收回他的“宝地”,因为城里的一位老板看上了这块地,要占了做墓地。经过讨价还价,马达以三千元的价格以及每月一千元的看护墓地费把这块土地出让给了这位大老板。然而,当马达看到大老板的棺材里盛的是一条狗,一条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还陪葬了两只活羊的狗时,他震惊了,迷茫了。等苏醒过来,他就走上了讨回向阳坡的漫长的斗争之路,因为,在他看来,向阳坡是种植粮食、滋补生命的地方,而绝非埋葬“怪物”的地方。这条穿西装打领带的“怪物”所象征的是为资本所异化的社会关系——在强大的资本支撑下,狗盘踞到人的头上了,富人养的狗的价值超越人(穷人)的价值了。因此,马达的抗争就有了寻求人的解放(从资本的镣铐下)的光辉意义。 陈继明的《每一个下午》(2009年第11期)也是一篇洋溢着忧郁的诗意和深沉的思考的小说。尽管作者认为真正的好小说是“踩着题材展翅高飞”的小说,[6]而且他也确实踩着题材展翅高飞了,但这篇小说打动我的,仍然是作者处理的题材:生命的价值。在现代伦理观下,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因而其“价值”也是相等的,是不能也无法称量、比较的,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伦理观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每一个下午》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毫不留情地戳破了这个谎言:同样是生命,晚晚不过三个月大的孩子却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而连臣古稀的母亲却被一天天地“挽留”下来了,这一小一大,一个朝阳一个夕阳,其生命遭遇之所以有天壤之别,只是因为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而另一个又恰好是有权有钱人的母亲。在现实这架无情而公正的天平上,生命的“价值”高下立判。更加引人深思的是,在这种冰冷的价值观支配下,原本稳固的社会文化网络似乎也出现裂痕了:为自己早夭的孩子而悲痛的晚晚,看着连臣年迈的母亲弥留之际的生命竟然靠着一根透明的氧气管一天天延续下来,竟突发奇想,想拔下这根延续生命的管子来,而最终拔下管子送那位慈祥的老人上路的竟然是她的公公四十一……这种因金钱和权力而导致的生命的等级差别,已在原本相亲相近的人之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已在原本和美的社会关系中洒下隔膜的毒药了。这个发现,令人不寒而栗。 李辉的《我想回家》(2009年第2期)则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荒诞的世界:为了讨回自己的清白,某建筑工地老实厚道尽职尽责的守门人冯望田,在求告无门后,竟然要去向他所抓的贼“购买”实话,然而,连这个卑微的要求他也无法得到满足,最后,还是在当地有名的痞子“帮助”下,他才得到了自己的清白。可在历尽艰难得到清白后,冯望田却觉得自己更“清白”了,因而格外想念起自己民风淳朴的农村老家来……这个“傻气”的冯望田,让我们再次想起了他的《寻找王金叶》中同样“傻”得令人动容的主人公温连起。作者将这样充满理想色彩的人物放置在纷乱的世界里,似乎是要宣扬自己的理想,也是要为我们的生活寻找一种闪光的品质。这样的追求令人感慨。 晓航的《灵魂深处的大象》(2009年第12期)则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梦幻般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穿着魔幻的外衣,讲述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实质:初看是一位可人的“美女”,实际上却不过是一位诱人步步深入经济“仙人跳”的“魔女”。小说所讲述的倒卖子虚乌有的大象、贩卖石舫时间、生产无忧水等,读来无不等同于痴人说梦,然而正是这些“梦话”,一针见血地点中了以债务为龙头、以炒作为手段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之本质:先“讲故事”(财富的故事)炮制概念,而后用概念征服世界。晓航自诩为自由主义者,且一直潜心研读自由主义著作。但正是这位自由主义者以艺术的方式深刻地反思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致命缺陷。 不一样的都市经验 从本质上讲,这部分里的三篇小说也属于“深度写作”之一种,但由于当下小说创作中都市经验较少,而今年又先后出现了三篇分别以北京、上海、深圳为背景的小说样板,因这意外之喜,故单列一节。 关于都市经验的传达,徐坤的《通天河》(2009年第7期)虚实相生、亦庄亦谐、大气自然。小说写北京一个名叫通天园(熟悉北京居住状况的人,都能从这个名字里看出“天通苑”的影子来)的小区的奇异遭遇。在以宋斯基为代表的业主们先集体鼓吹后集体攻击下,这个小区先是一派繁荣,想购买而不得,业主们虚荣了一把,开发商则赚了个盆满钵满,后是行情一路看跌,想出手而不能,业主们苦不堪言,而开发商则早已不见踪影。其间,人们的心理也如坐电梯一样,在上上下下的快感与痛感中飘来荡去,无所依附。作者的超拔之处在于将这个安居而不得的世俗故事与《西游记》中“通天河”这个意象结合起来,不仅揭示出这个楼盘神话般诞生的传奇经历——这是关于楼市的隐喻,而且探究在欲望驱动下人的无知无畏与迷失彷徨——这是关于都市生活的象征,从而得出“通天河在上,人在下。人必须苦苦泅渡,终身却也无法抵达”[7]的慨叹,而这又禁不住让我们追问: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通天河”的囚禁中得以解脱呢?这是个问题。 如果说徐坤让我们感受到了“市井”北京的混沌与迷茫,那么滕肖澜则以其《倾国倾城》(2009年第4期)让我们触摸到了上海的冰冷与坚硬。这似乎是一个颓废而华丽的情感故事:佟承志与崔海是某大银行的中层领导,他们各有虽不十全十美却也别有滋味的婚姻,然而,他们身边却都出现了倾国倾城的美女。当我们以为小说就要堕入婚外情的老套子时,作者却锋芒尽显,让我们知道,这两位美女不过是他们彼此安排在对方身边的卧底,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权力的攫取,于是一幕“无间道”在办公室里无声地展开……最后,由于稍显稚嫩的庞鹰控制不住自己动了真情,导致崔海功亏一篑,佟承志如意升迁。但承担所有代价的,却是这位被当作棋子的“弱女子”。因此,小说结尾庞鹰那伤心的泪水,似乎暗示这潜伏的好戏又要在别样的空间展开了,只是经历了泪水的洗礼后,这位小女子“成熟”了。 滕肖澜告诉我们,在“倾国倾城”背后滋长的,并非仅是我们想象中的颓废与浮纨,而更多的是现代社会中竞争的冷酷无情与无孔不入。吴君的《章木头》(2009年第8期)又把这个关于竞争的故事从所谓现代性之集大成者的上海带到了正奔跑在现代性大道上的深圳,从安静的银行写字间带到了喧闹的工厂车间,从都市白领中带到了打工者中。所有的情节都不一样,而唯一相同的却是隐含于其间的冷硬:为了得到一张永久的居住证,“章木头”成了一对好姐妹生命中永远无法忘记的痛,这痛,甚至使她们反目成仇,成为彼此的梦魇。人们创造了繁华,却又被繁华踩在脚下;人们追求尊严,却又为尊严所抛弃。这个追随了几代打工者的悖论,除了让我们心痛,更让我们深思。 文学与现实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似乎是一个说不明白的问题。1980年代,为了摆脱现实的羁绊,获得自己的本体性存在,文学曾凌空高蹈过一段时间。然而,现在看来,这样的实践并不成功,不仅使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而且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前进的动力。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近些年来出现的“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关注现实的小说,格外关注。2009年的小说创作,在这方面收获颇丰。 杨守知是扎根大地汲取营养的作家,这样的坚持使他的写作根深叶茂,稳健有为。他的《坚固的河堤》(2009年第2期)写了一位“中国的脊梁”:为了解决当地环境污染的老大难问题,埋头苦干了一辈子的水泉乡党委书记田得水决定拼命硬干一回,提起水闸,将一河污水,排入下游淀区……《灭火》(2010年第1期)的主人公同样来自基层:为了解决因“灭火”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年轻的女镇长姜素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抵制镇党委书记动用武力的决定,于是,在她与同事之间,与村民之间,发生了一连串令人左右为难的故事……杨守知的小说框架是官场小说的框架,可意义却远远超越了官场小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年在基层跋涉的他对脚下这片土地产生了深沉的爱,也因此,他的小说有基于这种爱的深沉思考,比如《灭火》中原本要灭的是村民燃烧秸秆的火,却引燃了村民围攻乡政府的火,由此,作者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地剖析了在当下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的诸种矛盾纠结及其转化,从而细致入微地呈现出乡镇政府工作人员与农民之间微妙的心理变化,进而艺术地暗示我们,在乡土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路还很长,还需要各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心血。 孙春平的《鸟人》(2009年第8期)是一篇纯正的官场小说:为了搞垮竞争对手,某建设局副局长屈维秋竟想方设法将一只训练有素的鸟儿放到同事家中做卧底,窃取对方的“罪证”,但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因此毁坏了自己的大好前程。通过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作者批判的是社会上因内耗而导致的“忙不死,但能累死”的弊端,从而呼唤“朗朗乾坤下多些光明,少些晦暗,多些纯净,少些龃龉”,因为,“如果你我都少些对自己营垒的戒备与防范,而把心思更多地投入到所从事的事业中去,那我们的队伍会多整齐强壮,我们的身心又会多么阳光、快乐”。[8]作者忧愤之深,期盼之切,由此可见一斑。 李铁的《点灯》(2009年第3期)则通过赵永春艰难生活中对爱的艰难守护,让我们看到了底层生活的不如意与脆弱,但同时也为我们点燃了一盏微弱的希望之光,使我们能够穿越沧桑继续前行。 文明的发现与失落 2009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文明的发现。不过,与1980年代中期发端的寻根文学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重新寻找我们的“根”,以安放自己躁动的心灵所发现的文明的自足与自在不同,这次在文学中所呈现的文明,似乎已被无所不至的现代化大潮冲击得七零八落,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了。这样的发现令人警醒。 肖江虹的《百鸟朝凤》(2009年第4期)是其中的杰作。小说采用前后对照的“断代”笔法展开叙述:上半部分写声声唢呐如何在无尽的挫折、锻炼中,点点滴滴,融入血脉;下半部分写唢呐声声如何在“现代化”的挤压下,丝丝缕缕,被从生活乃至生命中抽取而出,变得呜呜咽咽,不成腔调。然而,就在这样的“失败”中,我们却依然能感到那或悲凉或欢快的唢呐声,穿越重重障碍,从字里行间从历史深处缓缓飘出,不绝如缕,令人激愤。或许,这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内心记忆的旋律是不死的放飞鸟,而对其“失败”的发现正是其重新放飞的开始?果真如此,则民之大喜,国之大幸。 薛舒的《哭歌》(2009年第2期)也是一曲为民族文化的失落而大声疾呼的小说:小凤仙原本镇文化站的“文艺工作者”,是小镇上的文艺明星,她的理想是做个大明星,最不济,也要进县剧团,做一方的名角儿。然而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声光电迅速普及,见惯了大世面的小镇人早已不稀罕小凤仙的演出了,于是,她只好沦落风尘,加入邱站长的“丧葬礼仪服务公司”,成为一名哭歌者,在赚取生活所需之余,也隔靴搔痒地满足一下自己的明星梦。然而,在这个过度物质化的世界里,她连这个卑微的梦想也无法实现。随着身体发生病变,她不仅被自己的家庭抛弃了,也被邱站长抛弃了。于是,在一个葬礼上,她情不能自已,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高歌一曲自己为自己写的挽歌,歌声凄绝,令人色变。作者为我们讲述这个洋溢着世俗风情的悲伤故事,并不仅仅是为了展现小凤仙个人悲剧性的沦落,而更是为了展现一种文化和精神的沦落,以及寄身于其中的“人”的整体沦落和迷失。 与上述两篇小说不一样,陈应松的《巨兽》(2009年第6期)和韩少功的《怒目金刚》(2009年第12期)有着不一样的发掘方向。《巨兽》关注的仍然是神农架的深山老林,是那里的乱力怪神。只不过这个虚无缥缈而又无处不在的“巨兽”既是一个具象的存在,也是一个文化的符码。这个专门吞噬生命的巨兽似乎既暗指生活的重压,也暗指人们内心蓬勃的欲望。这种模糊的实在,逼迫我们回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文化。《怒目金刚》中乡村先生玉和与乡镇干部老邱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并非个人间的冲突,而是两种文化、两种心灵力量之间的冲突。玉和不得道歉死不瞑目的执着,似乎暗示以民心为依托的民间文化像奔流的河水一样柔软而又坚硬,而老邱在玉和的金刚怒目前推金山倒玉柱般的一拜,则指明了官方文化的生命之所在。由此,如何在这种多元的文化碰撞、交流中熔铸、提炼出一种使人民得以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高级文化,就是小说隐含的深意了。 在海外想象中国 2009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另一个亮点是海外作家的中国想象。在这个方面,袁劲梅和陈河的创作最有代表性。 在为《老康的哲学》(2010年第1期)所写的“创作谈”中,袁劲梅曾经如是表达自己在海外想象中国的缘由:“我们在海外生活,像嫁出去的女儿,看见西方的好东西,就想往娘家搬。民主好,民主教育好,搬回来能不能用,用起来会有哪些冲突?得试验……”正是由于想往“娘家”搬“好东西”的初衷,使她将目光凝聚在一些大问题上,在《老康的哲学》中,她为我们搬来的是“民主”,而作为民主对立面的则是老康的“等级制”。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她眼中,在当下的中国,民主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所以才产生了像老康这样执迷于“等级制”的人物。毫无疑问,这种问题意识,值得肯定。但需要追问的是:怎样才能把“民主”这个好东西植入当下中国既深刻地卷入全球化潮流中又无比深刻地意识到传统文化价值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呢?怎样才能使这样的“嫁接”不至于成为历史的误会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塑造的老康这个典型,就有点不那么“典型”了,因为,他与日新月异的中国现实隔膜得毕竟有点深了。 在这一点上,在同样聚焦大题材(正义)的《罗坎村》(2009年第1期)中,她的处理就比较周到。通过一位旅美华人的视角,作者呈现了三重世界:美国式的现代世界,过去的罗坎村世界,罗坎式的中国现代世界。其中,罗坎式的中国现代世界是最糟的,因为对现代化的盲目追求解构了旧的社会结构,而新的社会秩序又无法有效建立,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和人性后果。这使作者在相当程度上走出了批判中国文化的启蒙色彩,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观察中国的全新视野:一种社会秩序,只要能建立起与其地缘文化和社会历史相匹配的实现公平、正义的功能,就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这,恰恰一针见血地刺中了当下中国的弊端———盲目的现代性焦虑。 与袁劲梅因基于“文化输入”而致使作品略微有点“主题先行”不一样,[9]陈河的作品细腻得多。他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2009年第6期)是一篇复调式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李松的中国商人,他到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经商,结识了女药剂师伊丽达,产生了朦胧而复杂的情感,后来伊丽达回到家乡吉诺卡斯特,做了当地医院的药房主任。经朋友介绍,李松明知这趟生意可能会赔,但还是拉着那里急需的药品去了,因为可以见到伊丽达。当来到这个小城后,李松才知道这就是在中国曾红极一时的电影《宁死不屈》的拍摄地,而影片所拍摄的,就是这座城市真实的故事与人物……于是,小说就在历史与现实(中国的与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与生活的闪回、交织中展开,并在精心的剪辑、对照中产生了丰富的意义:一方面是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由改革开放而从革命中国进入现代中国,一面是红色的历史记忆,一面是汹涌的市场经济,置身于其中的人(李松)也成了“多面人”;另一方面,阿尔巴尼亚发生了同样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曾被毛主席誉为“社会主义在欧洲的一盏明灯”的国家,早已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进入资本主义阵营,而这,却没有给它带来理想中的富足和繁华,这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迷茫与困惑……这样的对比,在李松与电影的女主人公米拉和生活中的伊丽达的对应关系中,显得格外有意味:电影中的米拉是他爱慕的对象,而现实中的伊丽达,却更多的是情欲的对象,“消费”的对象。尤其是当小说写到地拉那发生动乱,李松与当地人一起,带着枪支,奔波在街巷中,最终为德军所逮捕时,这种复杂性展示得淋漓尽致:动乱与反法西斯战争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米拉是为了自己的祖国而牺牲的,而伊丽达却是为往日的情感放纵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在的李松,与长眠在这座城市中的援阿人员,判然有别;在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商人李松可以随心所欲,但他却不得不接受德军的管制…… 在这样的对照中,今天的荒唐一目了然,然而作者也没有简单地指向过去的岁月,因为历史也在这荒唐的现实中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于是,在新旧两个阿尔巴尼亚拼接的这面镜子映照下,处于巨变中的中国被多角度多层面地再现了出来,既抽象,又具体。 爱是不能忘记的 在这篇综述性的文章中,我们也无法回避基于中国生活的中国情感的独特审美表达,因为这是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学想象的重要实践。 在这方面,陈旭红的《白莲浦》(2009年第2期)、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2009年第11期)、季栋梁的《吼夜》(2009年第6期)等作品,可以说是2009年中短篇小说中的优秀之作。《白莲浦》讲述的是穿越不幸追寻幸福的故事:爷的意外身亡,使“我”担心这个由几个破碎的家庭刚刚组合起来的幸福之家会土崩瓦解,然而,在母亲坚定、执着、沉静的爱的照拂下,我们仍幸福地生活着,成长着。母亲这种无边的爱,这种近于佛性的爱,是无法忘记的。《爱情到处流传》一反常态,把一个原本是“第三者插足”的故事讲述得那么安静、温婉、智慧、沧桑,让我们穿越岁月,聆听爱情的声音,心静如水。《吼夜》则让秋早站在黄土高坡上那曲为巧红壮胆的夜歌穿越浓重的夜色,穿越“兄弟”间的隔阂,让我们体验到了独特的中国式人情美。 参考资料： [1]本文所评论的小说大多引自《小说选刊》,因此,下文涉及到该刊的篇目只注明期数,除非特别说明。 [2][3][4]林希《我们心中的诗》,载《小说选刊》2009年第5期。 [5]王甜《昔我往矣》,载《小说选刊》2009年第9期。 [6]陈继明《写作的前提》,载《小说选刊》2009年第11期。 [7]徐坤《通天河》,载《小说选刊》2009年第7期。 [8]孙春平《呼唤阳光心态》,载《小说选刊》2009年第8期。 [9]这么说,并不是批评袁劲梅的小说,恰恰相反,与当下我们众多作家要么逃避要么无力处理大题材相比,袁劲梅的贡献和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在历史化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再圆熟些的话,其成就将更加突出。 作者简介:鲁太光，《小说选刊》杂志社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1期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