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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正在加强，而且这种联系现在是双向互动的。大量移居海外的新移民开始往来于移居地和中国大陆，反映这些新移民的文学作品有不少就在中国大陆发表，并在中国大陆产生重大影响。即使发表在海外的由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没有传入中国大陆，在当地对于维系和加强华人的社群文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研究这些文学，考察跨文化书写的特点和规律，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们现在的学科构架对此难以作出有力的回应。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些学者，呼吁把海外新移民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他们认为海外移民文学有许多在中国大陆发表，无论就其内容或是创作观念，它们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多大区别，如果将之排除在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将是不完整的。在这些学者看来，即使发表在海外的华文作品，也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从海外移民文学的华文载体和其所表达的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关的经验看，这样观点未必没有道理。但这种学科设计，显然是要引起国际政治纷争的。尤其是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由于东南亚各国对华人的中华文化情结大多持十分警惕的态度，设法加以限制，以强化华人对其所在国的身份认同，所以根本不可能同意把已加入了其所在国国籍的华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参见拙作《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南方论坛》2009年第1期)主张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者，是因为只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对国际政治和国家民族纷争缺乏应有的了解，对相关问题的政治敏感性认识不足。 鉴于这样的背景，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要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海外华文文学，可以避开作家的国籍身份问题，只着眼于作品的语言载体，所以可以把那些海外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包括进来，从而解决了怎样给这些作品一个名分的问题，使研究者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研究，避免了既不能把它们当作中国文学来研究、也不宜把它们当外国文学来研究的尴尬。但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设计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倘若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就必须与已经是独立学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区别开来；而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区别开来，就必须把同样是用汉语创作的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排除在外。排除了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剩下的就只能是“海外华文文学”。本来想避免文学国籍身份问题的设计，最终仍然要以文学的国籍身份认定为前提，使得“海外华文文学”在学理上存在先天的不足。从开始提出“华文文学”，后又限之“海外”，这一学科概念至今仍然处于内涵和外延的含混之中。 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把中国在与世界联系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国作家跨国书写的成果整合起来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把“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方便处理的一些文学现象也包括进来，从更为广阔的背景上研究文学的一般规律，从而反过来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有，我认为这就是“汉语新文学”。 “汉语新文学”这一概念的优势，在于它的内涵和外延是明确的，不会有自相矛盾或含混的问题。它完全放弃了文学的国别身份认定，纯粹根据文学的语言———汉语载体来规划研究的对象，避免了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由于与作家的国籍问题没有完全撇清而面临的两难。一旦只以文学的载体语言———汉语来规划研究的对象，就可以把全世界凡是用汉语创作的作品都包括进来，即使外国人写的汉语文学也理所当然可以包括在内，就像我们研究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时一样。 这样来研究汉语新文学，不仅不会引起国际的政治纷争，反而有助于推进各国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世界上架起一座文化交往的友谊桥梁，在扩大汉语的国际影响、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 汉语新文学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不是外国文学，它是用汉语书写的文学。因此，它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也应该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现代文学有所不同。不能简单地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汉语新文学。它不应该仅仅是中国大陆的汉语新文学简单地加上港澳台及海外汉语新文学，也不应该是中国大陆的新文学版图的扩大———从大陆现当代文学，或港澳台文学，扩大到海外的用汉语写作的新文学， 而应该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和特色。 汉语新文学的研究重点，我认为应该在几个大的互动关系上及与此相关的独特经验上。 一是中国大陆汉语新文学与港澳台汉语新文学的互动。这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意义上的大陆新文学与港澳台新文学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意义上的那种互动，必须排除大陆和港澳台的新移民文学，而在汉语新文学的意义上，大陆新文学与港澳台新文学的互动可以包括新移民文学。无论是港澳台，还是大陆，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有许多人移居海外，他们的创作即是新移民文学。新移民文学表达的是新移民游走于中西文化边缘时的生存经验，它进入中国大陆和港澳台，显然给大陆新文学与港澳台新文学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从而也更为充分地展示了大陆新文学和港澳台新文学的复杂性，从中可以挖掘出许多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二是中国大陆汉语新文学与其它国家汉语新文学的互动。这一涉及国别文学关系的研究，与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理念是有所不同的。它不是比较文学那样研究国别文学之间的关系，而是研究国别之间的汉语文学与非汉语文学之间的互动，因此把外国人写的汉语文学作品也包括进来了，而它的潜在参照系也就增加了海外华人用非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于是，汉语新文学的内部关系呈现了更为复杂的形态，可能会涉及到文学的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从而也产生许多有价值的新课题。 三是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学与非汉语文学的互动。这同样超出了一般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比如华人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与用非汉语创作的作品之间的关系，非华人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与他们用母语创作的作品之间的关系，皆可纳入研究的视野，从而把研究的目光引向一些在原来比较文学学科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乃至华文文学学科的构架上所不曾涉及或难以涉及到的问题。 四是中国大陆内部汉语新文学与非汉语新文学的互动。这看起来似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所关注的重点，因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应该包括中国现代少数民族的文学。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构架中，一些少数民族文学要求进入文学史，由于各种原因往往不容易做到。这些原因包括：许多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没有进入全国民众的视野，而仅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也就没法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者用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在艺术上达不到进入国家水平的文学史的标准，与数量更为众多的用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进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同样的道理。可是从汉语新文学的文学史概念出发，逻辑上就有了考虑汉语新文学与非汉语新文学关系的必要，从事汉语新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就有必要去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必死抠非汉语作品的文学水平问题了。它不是从入史的标准来看待非汉语文学创作的，而是从汉语新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性角度提出问题，这就不能不考虑到用汉语创作的作家受到非汉语作品影响的因素，如张承志之最后的皈依宗教所经历的过程那样。因此，从汉语新文学的文学史概念出发来研究中国现当代的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新文学时，可能会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所不易触及的重要课题，使这些课题具有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总之，研究汉语新文学，不是简单地扩大汉语文学的版图，而是深入探讨从其它学科的构架出发所不易探讨的问题。它可以像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华文文学那样研究文学的主题、修辞、风格，研究它与中外文化传统的关系，但它的研究重点是在汉语新文学的建构过程，是在这一建构过程中产生的特有的文学经验，是这一过程中人类心灵发展成长的经验的提升。我在一篇讨论华文文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性的文章中曾提出： 研究华文文学，不能把它当作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而必须研究它独特的东西。它的独特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它的既不同于中国文学而又介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那种身份，以及这种身份所包含的海外华人面临中西文化冲突时如何从自身的生存经验出发融合中西文化矛盾，从而获得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的独特经验。海外华文作家所写的，不外乎他们在海外居留地的人生体验，即使写他们记忆中的年轻时在中国大陆的生活，因为有一个居留地的文化背景，写出来的东西也会带上移民文学的特点，与单纯的中国大陆生活背景下的写作有所不同。华文文学的研究范围可以很广，但它的核心或灵魂必须是华人跨文化书写的经验，以及这种经验里所包含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问题。我们这样界定华文文学研究的重点，事实上是把华文文学当作连接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从它的横跨中西文化的特点出发研究其各个方面，从而凸现这一研究的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一般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性来，凸现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不能被取代的价值来。从这样的独特的规定性出发研究华文文学的主题、修辞、风格，研究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它与所在地文化的关系，或者反过来，通过研究华文文学的主题、修辞、风格，研究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它与所在地文化的关系，来总结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经验，这才显出华文文学研究的独特意义来。总之，研究华文文学不应该是在海外寻找中国文学，而是在华文文学里发现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处理中西文化冲突时的独特经验，这种经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能提供的，更是世界其它国家 的文学所不能提供的。以这样一种理念来研究华文文学，才能充分凸现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特点来。(见拙作《3W：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我认为，汉语新文学的史学概念，比海外华文文学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因此比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概念来更应提出它能够成立的学术研究重点的问题。只有这样，汉语新文学这一概念才会充分发挥它潜在的学术功能。 与此相关，汉语新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它自己的特点。由于汉语新文学关注的重点是几个大的互动关系，这些关系都横跨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所以所用的方法理应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充分体现各国、各民族文学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而又能有力地展现汉语新文学的发展过程，揭示汉语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学基本规律问题。能满足这些条件的研究方法，我认为就是“交流”。交流有别于传播的根本之点在于，它不是从一个原点追寻播撤的踪迹，也不是回过头来从踪迹逆向地追溯到原点上去，否则好像只是关注原点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的内容就不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了。交流，是把相关的方面平等地看待，不做谁是中心、谁是边缘的关系预设，也不做简单的发展水平高下、艺术价值高低的判断，因而就没有了谁是原点、谁是接受者的身份派定，彼此都是平等的，相互皆为一种在场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平等的在场关系中，任谁都拥有独特的主体性。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你与我相互联系，有时联系还十分密切，但又不损害彼此的独立性。这样的观念，非常符合现代人的要求自由平等权利的潮流，符合现代世界的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发展趋势，有利于防止话语霸权的形成，也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增进世界的和谐性。进入“交流”的研究模式，汉语新文学这一概念的上述独特史学意义方能得到充分体现，它的研究价值也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作者简介]：陈国恩(1956－)，男，浙江宁波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