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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语系”（Sinophone），作为华文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新起的热门术语，其流动性和复杂性也是如影相随的。在一般意义上，Sinophone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华语语系”。这当然不同于语言学意义上的所谓语系，这样的翻译本身仍有问题。比如Sinophone Cinema就不能译成华语电影，而被吊诡地翻译成“汉语电影”。①因为，字面上看，华语电影（Chinese cinema）的包涵应该比汉语电影广阔。而我们知道，华语电影的产生原因复杂，和全球化语境中的大中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抗好莱坞和宝莱坞（Bollywood）的强势冲击有关；同时，华语电影中既巩固与宣扬民族性，又有向西方兜售异域情调的悖论，既不乏对民族国家认同等的刻意强调，又有淡化意识形态往“钱”看的实践。② “华语语系”作为一个近些年兴起的，相关研究不算太多，但因为其关涉广阔却颇有值得反复推敲和引申之处。在研究者方面，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德威和史书美。前者有多篇论文，而且将理论概念付诸实践，组织华文文学作家工作坊，甚至将之推上了哈佛的讲堂；后者作为近些年影响日益凸显的女学者，其2007年出版的相关代表性论著《视觉与认同》集中体现了其敏锐的思考和深刻的偏见。③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12月6-8日，由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办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行有关“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inophone and Diaspora Writings”的国际会议，而这无疑也是有关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一次重大集会和推进。笔者有幸受邀递交论文，可以聆听多元观点的撞击。 毋庸讳言，一个崭新术语的出现，未必一定意味着研究范式的更新（paradigm shift），但往往不乏开启新思路、引发新意识的催化作用。华语语系的出现，自然不只是语汇的更叠，在其背后，更是有关中国文化/文学内部的权力话语组织结构和外部的国际化运作、论争错综交织的汇聚，这里面既有推进我们自身研究的丰富可能性，又或许不乏悖论与偏见。作为置身其中的研究者，我们自然要有所回应，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关系，亮出观点，正本清源。为此，本文的问题意识就是要厘清这个概念，并加以分析批判。当然，为了更有针对性，重点论述华语语系文学。 一、新的崛起：界定与洞见 一般而言，Sinophone可理解为以华语为母语的人。Sinophone Literature可理解为华语语系文学或华文文学。当然，这样理解都是权宜之计，我们不妨看看各家多元并存的界定。 （一）界定：新的崛起 华语语系的出现不只是一个新名词的诞生，而同时更多地是在西方语境下对华语文学/文化的一种更准确定位：借助这样一个词汇，使之和英语语系（Anglophone，主要是指所有以英文写作的系列作家作品，往往和英国以及英语的殖民主义扩张和广泛传播密切相关）、法语语系（Francophone）、西班牙语语系（Hispanophone）、葡萄牙语语系（Lusophone）等并列，可以部分提高华裔/华语的位次。 1.王德威：“包括在外”。在王德威这里，华语语系文学主要是指以华文书写的文学，但同时，他更将此文学置于英语语境的独特脉络中，“这一文学可以铭刻在地作家失语的创伤，但是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另类创造。异地的、似是而非的母语书写、异化的后殖民创作主体是如此驳杂含混，以致成为对原宗主国文学的嘲讽颠覆。上国精纯的语言必须遭到分化，再正宗的文学传统也有了鬼魅的海外回声。”[1] 需要强调的是，王德威对华语语系文学的离散性的强调是有限度的，它从某种意义上纠偏了罔顾差异、单纯类比于其他语系后殖民意味的泛滥，因此，他相当犀利地指出，“这样一种对文明传承（指中华文化，朱按）的呼应，恰是华语语系文学和其他语系文学的不同之处。”所以，他可以相对宽容和大气地一方面强调“离散”，而另一方面却又反对顾影自怜、自我膨胀，因此“只有在承认华语语系欲理还乱的谱系，以及中国文学播散蔓延的传统后，才能知彼知己，策略性地———套用张爱玲的吊诡———将那个中国‘包括在外’。”[1] 不难看出，在王德威那里，华语语系文学是既可以在英语语境里游刃有余的身份话语提升、并置，又是在确立各区域华文文学主体性基础上包含了大陆文学的综合性指称。王德威对此类理论的实践和推进也不遗余力，而且算得上卓有成就、自成一家。他的文学批评实践多与此理念密切相关，如《当代文学二十家》（三联书店，2006年）就是此方面相当优秀、深入和开阔的操作；④同时，2006年4月，他还邀请8位华文知名作家到哈佛大学举行工作坊座谈，结合各自的创作和理解探讨华语语系文学。[2] 2.史书美：反殖民、去中心。如果暂时切断华语语系文学与早前的华文文学“多元中心”论（周策纵、王润华提倡）观点的联系，史书美算是西方语境中较早集中探讨华语语系的学者。 2004年，史书美将华语语系文学界定为：世界各地除中国大陆以外和大陆边缘以华文为母语的作家用华文的创作，用以区隔中国大陆的中文写作。[3]（P16-30）显而易见，史的界定在此处和大陆学者所说的“海外华文文学”一脉相承，当然是包含了台湾与1997年回归前的香港，以及其他东南亚、欧美等区域。不难看出，史的界定有强烈的去中心意味。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外”的史书美，在2007年出版的《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的华语语系呈现》一书中对此定义有所发展，它变成了除了之前的界定范围外，同时又包含中国大陆内部少数民族的中文书写（页31）。在此处，史书美以此力图重新强调华语语系中所谓众声喧哗的具体异质性，同时置换或替代其中的中国元素。需要指出的是，史书美自有其野心，她是借助可能的视觉性转向（visual turn）企图建立其亚裔美国族群文化的身份，消解其中的霸权。 3.其他可能性。或许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更多的其他可能性。单德兴研究员很有意味地从关联性角度提出域外汉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的差异。他认为前者仍然视中国文化为中心，而后者对大陆中国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态度暧昧：[4]华语语系的成员们要远离所谓“中心”，同时，在对不同外来文化的汲取中往往采用拿来主义立场，为我所用。 或许正是考虑到声音与字符的差异性，Andrea Bachner创造了一个新词Sinograph。她以入籍台湾的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张贵兴的小说《猴杯》和《群象》为例加以说明：既要厘清文字文化和可选择的文化表述之间的关联，又要区别华语语系和英语语系等语系在表音语言上说与写关系的差异，还要顾及不能遗漏清算不同的中国中心主义。⑤这些观点未必很成熟，但的确开人眼界。 （二）洞见：去中心化与反殖民 “华语语系”概念的提出，绝非一个新名词的浮现，它同时也具有更深层的功效，其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则是去中心化与反殖民色彩。 1.去中心化。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与华文文学某些术语的制定自有其权力话语的渗透。[5]比如，早先的提法，海外华文文学，实质上不包括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命名以及类似的概念———世界华文文学等等，往往也或多或少难免有大中国中心主义的弊端。“华语语系”文学去中心的首要操作，就是要去“国族文学”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局限。王德威将之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1]（P92） 其次，华语语系概念又有一种反支配或反殖民倾向。处于大陆中国以外边缘的华文文学书写，在成长过程中往往充斥了焦虑和彷徨，但自有其可能的主体性与发展规律（尤其是相对成熟的区域，比如台湾、新、马等），未必完全臣服于大陆中国文学主流的支配，所以，其文化心态往往有着独特的暧昧与复杂性，偶尔拥抱中华文化，但对现实的中国实体往往更多理性的疏离。⑥当然，真正的去中心化和反殖民也包括了在欧美的华语语系文学对本土主流文化的强势打压，比如亚裔华文书写针对英语以及相关文化的可能殖民强势色彩。华语语系无疑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主体性。 最后，华语语系文学更是具体的个案的众声喧哗，它不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中心，而更注重对本土自我的建构，“因为每一在地实践和批评有它的伦理上的不可避免性，华语语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对诸中心论的彻底的分析和反驳，对反中心的华文化主体的建构。”[6] 2.本土性凸显。华语语系文学背后强烈地呈现出对此华文文学本土性的有意强调，这也和笔者的主张不谋而合：只有对各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展开更深入的了解和切实的尊重，对话彼此借鉴，我们才因此可能建构和而不同的文学中华或其他。[7] 在史书美看来，华语语系文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取代“离散华人（及文化）”（Chinese diaspora）的地位。她指出，“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因此是反离散的在地实践，探索在地的政治主体的华语文化生产，而不是流放或离散主体的自恋式的怀乡母国症。”[6]不难看出，史认为华语语系更强调本土性、在地性，她剔除了离散中被动放逐、隔海遥望的成分，要求在文学书写或华文化建构中指向本土性。 王德威一方面强调视野开阔的必要性，认为我们要承认自己各自的局限，“但这无碍我们对其他华文社会的文学文化生产的好奇，以及由此而生的尊重。一种同一语系内的比较文学，已经可以开始。”[1] 总而言之，华语语系文学不只是一个新术语的标签，而是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对话网络平台，它当然可以成为一种赢得国际地位的华语文学，因为它能够平衡内部化（domestication）和国外化（for-eigniz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8]它当然也可化为一种方法论，它完全也可以自我建构与解构，探讨涵盖不同时空华文文学/文化的生产，甚至可以用来镜鉴乃至干预不同理念与阵营各自立场的洞见与盲视。 二、话语建构中的盲视批判及其可能性 作为一个极具针对性、批判性，又有强烈主体性的术语，华语语系文学对地域的重新切分，在文化/文学的旗号下，其实也不乏权力暗流的涌动，甚至也有一些需要小心探勘的迷思缠绕。 （一）跨殖民（transcolonialism）⑦的过度泛化 史书美将华语语系（文学）纳入跨国和跨殖民研究中，这一方面增强了其批判性，但另一方面却也让她陷入了过度发挥的偏见中，虽然这偏见往往貌似深刻。 1.后殖民的错置。史书美曾经指出跨殖民与后殖民的差异，“跨殖民因此迥异于后殖民研究，后者主要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及其后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被殖民者和其他被殖民者的关系。”[6]表面上看，史弥补了后殖民的缺憾，虽然力图超越后殖民的缺憾进行更具包容性、开创性的反思，但却掩盖不了其后殖民的错置问题。在实际运用中，史书美轻而易举地卸掉了华语语系、英语语系、法语语系等语系之间的后殖民差异，那就是中国从未以任何军事方式、文化思想方式殖民目前海外华文文学所在区域。[9]这是和西方殖民者的操作实践有本质区别的，他们往往是通过军舰、大炮、传教士、东方主义等手段掠夺被殖民者的各项财富，又顺便通过殖民方式美化宗主国的文化传统，同时妖魔化被殖民者。在中国大陆与华语语系区域之间从未有过这样的殖民关联，在中国强大（或自以为强大）时，更多采取“怀柔远人”⑧的策略，因此可以让汉文化传播四方；在中国贫弱时，离散者、移民、淘金者、难民、遗民等等分赴各地，也因此在可能的本土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基础上，建构出如今的华语语系文学。所以说忽略了这样的前提去侈谈跨殖民，史书美有她的虚妄性。在此意义上，史书美对跨殖民的使用其实吊诡沿袭了后殖民的内涵。 回到其具体操作中，在《视觉与认同》一书第三章中，她也提到了围绕台商的“大陆妹”，其精彩细腻的国族、性别、权力理论的化用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在她把大陆妹当作中国大陆殖民的符号和隐喻时，她可曾意识到，归根结底，这些大陆妹也是男权社会（无论大陆、台湾）和女学者所谓跨殖民操作的牺牲品——她们选择那样的方式谋生虽然缺乏道德的支撑，又何尝不体现了她们的弱势？ 2.跨殖民的过敏。史书美在她的论著中分别论述了台湾和1997年回归前香港作为“被殖民地”关系的两个个案，用以陈述华语语系的批判性。其实，这种做法更呈现出她跨殖民理论的过敏。 台湾和香港，其历史境遇中的真正殖民者恰恰分别是日本和英国。通过有意遗忘或忽略这段惨痛的历史，不去真正发挥跨殖民理论在此议题的效力，而将矛头指向当今中国大陆，实在颇有些本末倒置。而实际上，我们稍微具体化日治台湾⑨和1997年回归前香港的文化/文学，恰恰都有以本土华文文学对抗殖民者的有意操作。而在类似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20世纪30年代，鲁迅逐渐成为他们的思想导师，用来对抗英国殖民者、后来的日本侵略者和文化殖民者。这些都不难说明，中华文化及其组成部分完全可以成为反殖民的依赖。比如香港，自有其反殖民的先锋性，了解香港史和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香港经济突飞猛进的20世纪60-70年代，恰恰也是香港本土意识崛起的时期，从微观通俗文化看，许冠杰作为一个草根阶层心声的代言人之一，深受民众喜爱，对香港身份认同的形塑不乏贡献，他其实更是岭南文化、语言反抗殖民者话语霸权的一个文化符号。而刘以鬯、崑南等现代小说的再现策略与内容却也凸显了其本土性的逐步流变。不难看出，华文文学在此时成为反殖民的文化寄托方式之一。 除了以粤语（汉语方言之一）对抗英国殖民者的本土升腾以外，在“九七”回归议题上，香港人由于历史原因有一种“夹缝心态”（in-between），对待中国大陆也有复杂的感情，这在文学和电影上都有所呈现。“由于香港‘解殖’的结果是‘回归’中国，构成抗衡英国殖民主义的‘本土主义’力量，不是来自被殖民者（香港）自身，而是来自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香港的立场上，人们无法完全接受也无法完全背弃中国的民族主义，于是在反（/后）殖民抗争的过程中，香港必须面对另一种外来的压力———中国民族主义。”⑩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简单化或片面化其中的权力纠葛。 （二）语言的泛政治化 通读史书美的作品，可以推断，她并不真正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复杂历史、现实文化语境。哪怕只是回到语言层面，也是如此。 1.普通话与大陆中国的发展性。在论著《视觉与认同》中，史书美俨然将普通话视为华语语系语言内部殖民的元凶，似乎它阻碍和延宕了大陆少数民族文化、语言的发展。实则大谬。 一方面，中国大陆绝对不是铁板一块，从历史悠久的传统至今，它包含了太多次的文化、族群、语言混杂、融合（冲突往往难免），而且由于巨大时空的差异，这导致其实体一直在发展中，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化。在人口、文化流动频仍的今天，我们更容易发现其混杂性，比如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广州等等，你很容易发现各个省份或族群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和谐共存的局面，而很多潮流也因此是轮换的、流动的。换言之，纯粹汉语也只是一种理想化想象，和必须面对外来词一样，它也必须兼容并蓄不同族群和方言的冲击与革新。 另一方面，普通话更多是一种官方交流工具，而非一成不变的词汇强行实践，它同样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修订。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就知道，大陆人纯粹只讲普通话的人口比例并不高，更多是方言+普通话，或者有些长年累月不离开故乡的民众或老人甚至只会讲方言，这也是为什么要屡屡推广普通话的原因。不难看出，方言负载着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而在历史语境中，普通话是规定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官方语言，这种做法当然有在继承历史习惯的基础上，强化国民认同国家的诉求和便利性考虑，但更大的原因在于它是实践的产物。7成左右的大陆人能操或听懂北方官话，这不是什么内部语言殖民，而恰恰是尊重实际的民主实践。考察中华民国史，广东人孙中山就任民国大总统时，也没有自私地把广东话列为国语，而仍然以“国语”（北方官话）为官方语言。⑾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前两代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讲话也都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 2.语言政治与功能重审。在我看来，我们要分清语言政治的运行功能与社会语境的适用性之间的关系，比如，新加坡华文文学中的语言政治问题，华族作家英培安的小说、戏剧书写就凸显出新加坡数十年来英语（更多代表精英主义）与华语（低人一等的草根阶层）之间的政治纠缠。[10]但回到中国语境中来，不能生搬硬套。有些海外学者很喜欢以阿来为个案进行分析，来说明作家创作中的语言政治和殖民隐喻，我们不妨继续申论。汉藏作家阿来（1959年-），其《尘埃落定》也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选择以汉语书写更是阿来主体自觉的产物，他当然可以选择用藏文书写，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却是使用文化更为悠久、渊博，影响力更巨大的汉语来完成，这是他对自我语言优势的有效使用，更是主体清醒选择的结果。[11]其次，在汉语书写中，其核心文化、主题仍然更多是藏族文化的伟大传统，其《尘埃落定》中最重要的角色———傻子形象其实和藏族民间传说中的阿古顿巴有着幽微的内在关联和文本互涉，而往往为论者忽视。当然，过分夸大小说中汉、藏之间的民族冲突等意蕴似乎也有问题。有论者指出，《尘埃落定》似乎更该视为，在阿来的努力之下，“生活在文化边缘、文化夹缝中的普通藏民的生活与心态也得以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12] 阿来的实践，让人想起了他的前辈苗汉作家沈从文（1903-1988年），其经典名作《边城》也有类似的追求，或许正是要呈现后发国家现代性的另一种可选择性的中国形象，[13]他选择了表面淡化苗族文化特征的叙事策略，但细心的读者仍可看出其苗族文化底色。换言之，少数族裔被有意内化为传统中华文化的路径之一，从而获得更大和更深邃的文化隐喻与代表性。 语言的泛政治化有其相当的偏执之处，而史书美的书写也有其吊诡之处。宛如德里达尖锐批评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的理性逻辑结构和文字组织很难真正呈现出疯癫的原生态一样，史书美探讨华语语系最具合法性的论述不应该是今天这个样子：熟练操持着国际通用语言———英语，在美国优秀大学的教授位置上利用边缘姿态发声，却以东方主义的眼光看待普通话以及中国大陆。如果符合她所界定的跨殖民实践，她的论述更应该使用她的少为人知的混杂母语。 （三）排除在外与“包括在外”：新的可能性 和王德威高明的“包括在外”不同，史书美的华语语系基本上排除了中国大陆主体，虽然她强调无意另外建构一个中心，但显而易见，她复制了她所批判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暴力结构与内在逻辑。 1.永远的“中国性”。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选择了华文，母语是华文，就代表选择了中国性。和史书美对中国性的狭隘理解（她更多把中国性等同于当代大陆性）不同，在我看来，中国性（Chinese-ness）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性是一个流动的复数概念（Chinesenesses），它本身随着时间的流变而可能更改，或许更丰富、复杂、多元。当然，在历史长河中，某些传统后来也可能被有意抛弃或无意遗忘。 其次，中国性并不能等同于政治性，即当代中国性，它有更复杂的层次：（1）文化层面上，它有着文化中国性，或华人性，从此意义上说，它也包含了相对其他种族的华人族群属性；（2）政治层面上，由意识形态及其不同政体主宰的某种特质。虽然两者难免彼此渗透，但在文化/文学层面上，我们更强调其文化属性。换言之，你可以对某种政治中国性持保留意见，但对文化中国性却是难以彻底拒绝和驱除的，否则，很难满足母语是华文的前提和限定。 复次，在华语语系涵盖的范围内，在相对成熟的华文文学区域内，完全可以产生“本土中国性”（native Chineseness）。⑿它既和更大范围的中国性有交集，同时，更属于本区域内部本土性的一个层面。虽然从理论上假设，可以使用相同的华文字符表达完全不同的含义，使之属于另外一个表意群体，但在实践上几乎不可能，因为那不亚于甚至更难创造另外一门语言，因为，你还是使用表意方式已经非常丰富的熟悉文字。从此意义上讲，华语语系文学中的中国性，尤其是文化中国性几乎是永远的。 政治实体之间，可以采用不同的政治理念互相区隔，但华文所关涉的文化区域不可能完全割断文化关联，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几十年、上百年仍然无法改变台湾闽南话、福建闽南话，香港话和广东话之间的巨大交集。这也是史书美为什么对福建闽南人进入台湾有着微妙的恐慌和担忧：如果本土性、主体性够强的话，丝毫不必担心自我被外来者或“殖民者”同化。 2.互补与共进。华语语系文学应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更大发挥互补功能，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我们当然要警惕和防止大中心小边缘心态，也要注意对国族—民族主义保持清醒头脑，同样，对新的XX殖民主义心态也要注意批判。毕竟，通过强调各自的本土性，我们可以扩大华语语系文学的外延，通过对文化中国性的批判吸收与继承，我们也会有更丰盈的底蕴交叉。我们当然不能认为西方文化就一定是国际化的、非殖民主义的，中国文化/文学反倒成为新的殖民主义资源，这都是不健康的心态，属于盲目文化隔绝（如文化台独等）。关键是，要做到以我为本，拿来，批判汲取，然后创造。 华语语系的出现，因为关联了更深层的英语语境，可以更好地观照目前华文文学（包括20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文学）的问题，扬长避短，更好地各取所需，共同发展，也更准确地对各区域的华文文学有跨学科的身份确认和判断，可以让华文文学真正走向国际化，这些都可谓功不可没。但同时也要注意，有些观点也不乏偏见和盲视，需要及时校正。排除其和国际语境的不同语系文化、文学的类比和关联性因素，我们不能对华语语系寄予过高的期望，坦白说，回到其内部，无非不过是笔者所提倡的“华语比较文学”。[14]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新兴事物，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宽容给予它茁壮成长的空间，也必须不断反思它的可资利用性和更大可能性。 注释： ①具体可参鲁晓鹏作、向宇译《21世纪汉语电影中的方言和现代性》注释①译者注，《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②有关对华语电影的更复杂和深刻的说明可参郑树森主编《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台北：麦田出版社，1995）；李天铎主编《当代华语电影论述》（台北：时报文化，1996）；叶月瑜、卓伯棠及吴昊主编《三地传奇：华语电影二十年》（台北：财团法人国家资料馆，1999）；英文研究资料主要有Sheldon H.Lu,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Identity, Nationhood,Gender（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Sheldon H.Lu and Emilie Yueh-yu Yeh（Eds.），Chinese-Language Film:Historiography,Poetics,Politic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等。 ③Shu-m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如下引用，如不特别注明，皆出自此书。有关书评最少也有两篇：鲁晓鹏比较全面而独到的书评发表在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MCLC）书评版2008年1月，具体可参http://mclc.osu.edu/rc/pubs/reviews/lu.htm； Kimberly Mair介绍性强、缺乏批判性的书评发表在2008年的Surveillance&Society Issue 5(2),pp.211-213. ④有关书评如郜元宝《“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及刘斌《构建与缺失：华语语系文学》（《华文文学》2007年第4期）等，虽有些争议，但对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的野心、实践不无褒扬。 ⑤Andrea Bachner,The Difference of Resemblance:Zhang Guixing’s Sinographic Translations,a paper for“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inophone and Diaspora Writings”.会上周蕾教授也提出质疑，认为这个新词和以往的汉字（Chinese characters）表述没有质的区别。 ⑥本人曾经考察过不同区域的三位代表作家的中国想象，具体可参拙文《想象中国的吊诡：暴力再现与身份认同——以高行健、李碧华、张贵兴的小说书写为中心》，“历史与记忆：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2007年1月4-6日，香港中文大学。 ⑦这里的跨殖民更多采取比较的视角重新审视后殖民主义，更侧重于被殖民内部因子间的复杂关系，具体可参Franoise Lionnet，“Transnationalism,Postcolonialism or Transcolonialism?Reflections on Los Angeles,Geography,and the Uses of Theory”，Emergences: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Media&Composite Cultures,Volume 10,Issue 1 May 2000,pp.25-35. ⑧有关晚清以来的分析可参(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⑨台湾方面，柳书琴、林瑞明、施淑等的研究值得关注，也或多或少对此有所涉猎。此处不赘。 ⑩电影方面可参周蕾著《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第94-98页；陈犀禾、刘宇清《华语电影新格局中的香港电影———兼对后殖民理论的重新思考》，《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 ⑾据说，广东话差点成为官方语言，但在孙中山游说下，当时首届民国国会选择北京话为中心的官话，广东话以微弱票数败北。此说或不真，但结果是孙中山仍然选择了普通话。 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就有类似的实践，可参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远流，1998）和拙著《本土性的纠葛》、《考古文学“南洋”》相关论述。 参考文献： [1]王德威.中文写作的越界与回归———谈华语语系文学[J].上海文学，2006，（9）. [2]聂华苓等.“文学行旅与世界想像”工作坊纪要[J].上海文学，2006，（9）. [3]Shu-mei Shih.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C].PML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119（2004）. [4]Te-hsing Shan.What’s in a Name?-Some Reflections on Sinophone Literature[Z].a paper presented at “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inophone and Diaspora Writing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rvard University,Dec 6-8,2007. [5]朱崇科.谁的东南亚华文/华人文学？——命名的后殖民批判[J].学海，2006，（3）. [6]史书美.华语语系研究刍议[J].中外文学（台湾），第36卷第2期，2007-6. [7]朱崇科.本土楔入：可能与限定———以新马华文文学为例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进路[J].中山大学学报，2006，（5）. [8]Carles Prado-Fonts. Marginalization Inside-Out：Thought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Sinophone Literature[J].Revista HMiC,2006,Issue IV. [9]Ping-hui Liao.Some Versions of Sinaphone,a paper for“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inophone and Dias-pora Writings”. [10]朱崇科.本土性的纠葛[M].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考古文学“南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1]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J].民族文学研究，2000，（3）. [12]袁丁.跨越还是对立———《尘埃落定》族别问题浅析[J].文艺评论，2003，（4）. [13]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文学评论，2002，（1）. [14]朱崇科.华语比较文学：超越主流支流的迷思[J].文学评论，2007，（6）. 作者简介朱崇科，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纽约巴德学院交换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原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 原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