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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华文文学(海外部分)纳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是相当晚近的事情(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但毫无疑问，区域华文文学(如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文学等)的诞生与发展却是其源有自、细水长流的。中国大陆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认知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深化过程的，我们可以从命名的变迁窥豹一斑，从台港文学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再到世界华文文学等等，可以看出相关研究视域的扩充，当然其中亦可能包含更加丰富的意义。[1] 耐人寻味的是，相关华文文学研究如何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而在教学上我们又如何处理前者对后者的内在楔人?对第一个问题，我曾经提出过“华语比较文学”的概念来应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在互动，而且从多个层面阐述此概念的有效性与正当性，比如: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华语比较文学更是文学发展内驱力的必然;很多时候，区域华文文学不仅是对大陆文学的补偿和鉴照，而且同时也可能是对自我的另一种丰富，如果缺乏这种比较文学意识，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残缺的自我，也是对自我超越追求的一种固步自封;离散(( di aspora }书写对固有的中心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中心的高傲与自足。[2] 无疑第二个问题恰恰是本文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的思路是:一，首先对相关问题与现状进行描述与分析;二，提出实际的应对策略，同时也会得出相对更具概括力与包容性的结论。 一、隔海相望:问题与现状 从目前大陆主要高校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教学现状看，绝大多数的高校并没有将华文文学真正楔人其内在框架中，即使能够单独开设华文文学课程的重点大学亦是寥寥可数。探查个中原因，自然形形色色，但若从教学的意图来看，主要可分为无力/无意整合与无言并置两大类情况。 (一)无力/无意整合。 反思华文文学未能真正楔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内在理路的诸多原因，特别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学史书写者/讲授者主观层面的无力/无意整合。我们又可以从研究与文学史教学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是各自为政的研究。从研究状况来看，华文文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而且往往由于诸多限制，在学科建设、问题意识挖掘、研究基础夯实等核心层面问题重重，这就意味着固本培元、强大自我往往成为相关研究者的首要选择。即使回到相关文学史撰写中来，他们毋宁更关注对区域华文文学史的梳理、叙述与建设，如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甚至是海外华文文学史等，当然其间也包含了分体文学史的实践，如批评史、诗歌史等，尤其是小说史的书写更是蓬蓬勃勃。最近几年，有关华文文学史教材的撰写提上了议事日程，江少川、朱文斌主编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饶芫子、杨匡汉著《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都呈现出对学科建设的铺垫性建设意图，但整体而言，更多仍然是普及工作，挂一漏万在此意义上说或许不只是编著者们的谦辞。 而在专业研究现状上，大多数研究者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领域之外兼及华文文学研究的，由于研究视野、文献搜集与视野考察、刊物发表等诸多限制，有关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远不及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这就使得华文文学研究品味与地位的提升都迫在眉睫，这反过来同时使得华文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对话与互渗变得相对滞后。 二是教材的有意忽视。如果我们将视线安放在文学史教学上，教材的编写无疑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缩小时间范围，暂时聚焦在当代文学史时段内，就目前学界公认的两本影响力最大的当代文学史教材—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来看，他们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拒斥了华文文学。 在洪子诚版本的前言中，他写道，“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整合’，如何不是简单地并置，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予以解决。”而陈思和在其教材的绪论中写道，“正如对抗战以后的文学史应该分头研究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一样，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也不能无视与大陆文学同时存在的台湾文学和香港、澳门的文学，这一空间区分是不容回避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教材只以1949年以后的大陆地区的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本身是不完整的”。 显而易见，他们二位都意识到了当代文学史中书写华文文学板块的重要性和意义，但出于谨慎或者是无奈，他们都不得割裂了华文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完整性。这是两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史教材的遗憾，而更遗憾的或许在于，很多同类教材根本就无意和无力处理华文文学人史的问题。 易言之，无论从研究还是教材上，绝大多数的高校依旧难以实现华文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整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撕裂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感、丰富性和深刻度，而对学生的文学大中国意识的培养也有所欠缺。 (二)无言并置。 尽管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在《文学评论》第5期上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相关概念和框架的提出不乏争议，也不无问题，但毫无疑问，它和“重写文学史”理念的双管齐下对于相对开放而新颖的文学史视野与理念的促发至关重要，至少让诸多研究者与文学史家从整体观念、文学发展自身的规律及特征等层次的思考上有所推进。毋庸讳言，这对于处理不同时空的华文文学(尤其是台港澳文学)并使之顺利进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打下了思路上的铺垫。 或许更具推动意义的是，香港(1997年)、澳门(1999年)的回归。或者是出于统战需要，或者是此类事件对于文学创作的主体影响深远，或者是对于更强大而丰富的台湾文学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华文文学从文学史写作上真正楔入20世纪中国文学从理论上变得更加可能。与此对应，所谓“面向21世纪教材”或“跨世纪教材”也应运而生，其中就包括山东大学的孔范今、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苏州大学的朱栋霖、中山大学的黄修己、山东大学的黄万华等主编的同名或类似名称教材《20世纪中国文学史》。或许不无遗憾的是，华文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真正楔人在这些教材中有所呈现，但多数还是付诸网如的，比较而言，黄万华主编的版本相对好些，可以称得上是国内第一部打通近、现、当代中国文学，并相对有效整合台湾、香港文学整体状况的教材。为更具代表性起见，此处我们不妨以黄修己主编的版本加以说明。 在全书上下卷16章的论述中，属于华文文学范畴的分别是“第十五章台湾文学”、“第十六章香港澳门文学”，无疑这是对之前文学史有意无意忽略华文文学的一大改进，对于培养大学生中国文学史的观念不无裨益。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全书风格类似，这两章虽然由名家书写，但从华文文学和大陆文学关联的角度考察的话，它们更多是相对无言并置的，严格说来，二者并没有互相楔人，而更多是各自为政的。而实际上，华文文学与大陆文学既有细枝末节方面的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有同一时空对话互补、求同存异的理路交叠，它们相辅相成，共同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多元、丰富与多姿多彩。 二、对症下药:策略与实践 毋庸讳言，在课程设置相对有限的讲述空间内，既要有效保证既有的20世纪大陆文学内容得以出场，同时又给学生以相关华文文学的必要提点与奠基，这本身并不容易。同时，鉴于华文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复杂互动和相对繁复，我们此处仍然暂时以当代文学史为中心加以处理。 本人在中山大学开设当代文学史课程的进度如下: 第1讲:绪论。当代文学概念;文学分期问题;课程设计解释;发展流程概貌;精读篇目 等。 板块一: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1949年-1976年) 第2讲:从启蒙话语到革命话语的转型与建构 第3讲:话语的立场形态 第4讲:现代主义的港台流变+课堂讨论。 板块二:80年代文学(1976年-1989年) 第5讲: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第6讲:寻根文学、知青小说、新现实主义(路遥等)。 第7讲:先锋文学: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等等。 第8讲:朦胧诗歌、新写实、女性作家(含西西)。 板块三:90年代文学(1990年一) 第9讲: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与贾平凹、王朔、张炜、张承志等。 第10讲:余华、莫言、王安忆、王小波、陈忠实、高行健等。 第11讲:域外华文小说:郭宝良、李永平、张贵兴、黎紫书。 (一)内在规律的要求与回应。 在常见的当代文学史课程设置里，十七年文学(1949年一1966年)往往是第一阶段的重头戏，但这段文学史并不容易处理:第一，它所涉及的主题、对象、文学策略与学生的认知视野相差较远;第二，它为政权正当性、和理性建构的风格相对单一，也因此不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本人的处理策略是，集中于讲授文学体制等语境对于文学生产的影响和话语形构，同时结合文本描述和讲解作者们的相关因应策略，同时在必读书目上，选择较有张力的《青春之歌》加以讨论。 除此以外，更重要的环节呈现在第四讲上，继续探勘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独特延续，将视野转向了同时期的香港与台湾。对台湾文学，则着重论述其现代诗发展，主要缕述了当时的三大诗社及诗人:1现代诗派，以纪弦、郑愁予、蓉子等为代表;2“蓝星”诗派，以余光中(新古典主义)、覃子豪、周梦蝶、罗门为代表;3“创世纪”，以痛弦、张默、洛夫等为代表。同时又将同学们非常熟悉的余光中还原到应有的历史时空中去，而且对之加以分期处理，这样一来，既丰富了同学们对新诗现代性的台湾塑造认知，同时借助于他们对余光中的认识基础，又开拓了他们对余全面性和复杂性的理解。 而到了香港时空时，则主要选择了香港文坛常青树刘以瞥作为当时现代小说潮流的代表。尤其是以其代表作长篇小说《酒徒》加以分析，既彰显了刘以粤的实验性、先锋性才华，同时又点明了台港文学其实本身就是文学发展内在规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样，在第8讲中，本人也特别点出了香港女作家西西。毫无疑问，香港文学的丰富性、创造力、繁复性远远超出我们对她的认知，作为华语文学圈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艾晓明教授语)、知识渊博、个性独具的女作家，西西恰恰是大陆学生最该了解的优秀作家之一，可惜直到2009年中国大陆才出现第一部研究西西的专著—凌逾著《跨媒介叙事:论西西小说新生态》(人民出版社，2009年)。 (二)外在互补:复数中国性(Chine-senesses)。 将台湾、香港、澳门文学中的精品以及与大陆文学的互动、互补成分纳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固然是文学史讲授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毕竟，从政治、文学角度考察，它们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组合体，虽然其个性也是显而易见。而值得注意的是，将其他区域华文文学纳人讲授范围，其实更多是丰富中国文学性的中国性考量。 了解区域华文文学的人会知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保持了相对较高的水准，其文学书写所呈现的独特中国性面貌值得我们仔细探研，而对其本土性发展轨迹的勾勒与剖析也同样不容忽视，笔者曾经有专著对此加以考察—《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在课程讲授中，笔者特别挑出郭宝良、李永平、张贵兴、黎紫书加以集中处理。其中，“新加坡的良心”—郭宝良作为戏剧大师对新加坡的深沉反思的创作引人注目，已经人籍台湾的马华作家李永平、张贵兴可谓才华横溢，无论是前者对“文化中国”的独特虚构和批判，还是后者令人惊叹的“雨林美学”都堪称一绝，而马华本土女作家黎紫书的创作亦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0年代的文学叙述中，笔者特别添加了高行健的讲述。主要是以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灵山》为中心论述高行健的独特叙事技艺，更关键的是，他从离散的角度对中国性的精彩解构与重新拼凑。 结论:通过对上述的理论设计及相关思考进行切身实验，笔者在教学中发现这样的设计和思路颇受同学们欢迎，因为这无疑会增强他们对文学史课程的兴趣，加深他们对大中国文学史互动的认知，同时也开拓了他们对区域华文文学的视野和兴趣—实践证明，到了大三阶段，有相当高比例的同学会继续延续他们世界华文文学(新马部分)的课程学习。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是以当代文学史语境中的华文文学楔人为中心加以处理，而在现代文学史上亦不乏可以发挥之处，比如，“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大陆、台湾、新马就各有差异，而现代性的发展姿态，包括“左翼”文学等亦各有千秋。易言之，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上，往往也包含了因为区域时空翻转后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当然有值得继续探勘之处。 注释： [1]具体可参饶丸子《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分。 [2]具体可参拙文《华语比较文学:超越主流支流的迷思》，《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作者简介:朱崇科，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原载：《华文文学》2011.2. 原载：《华文文学》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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