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辜鸿铭老先生说过，华人和中华文明的三大特征是深沉、博大、纯朴。美国人博大、纯朴却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纯朴。不过，似乎还要补充一个特征，即灵活。日本人曾学华人深沉（缅怀历史，注重经典）、博大（容得外来东西）和纯朴（言忠信而行笃敬，务实诚恳），却没有学到“灵活”。 灵活正是一种适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落叶尽管飘零，也可以落地生根，适应异样的泥土，如种子般发芽、成长；风雨尽管变幻，也能够顽强存活，静观大千的百态，以自己认同的适性而安身立命。 中华文化洋溢着一种乐观情调。汉字发明了一个奇妙的“处”字。“处人”、“处事”、“处世”，都讲究“善处”，讲究“处”得适合。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天地相处的和谐。和谐相处犹如一股暖流，将心比心，把分散在天南地北的人联系起来，亲者守望相助，疏者彼此走近；和谐相处还如一把利剑，削去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忧患与痛苦，开创适者生存与发展的人生之路。 这种“适性”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自然观和一种自然的认知方式。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群”即是建基于“人能群”的一种天性，也就是说，无论处人、处世，都要依自然需求的理由，适应天然，执中异偏。人的智慧在乎顺天而为，人的才能在乎顺本性而为，这就意味着人的活动性、创造性并不张扬膨胀为意志抽象、与天相争的“绝对主体精神”，而是如管子所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以为人”[1]，人作为“天物”之一，应当平等于、亲近于他物、他者。 这种以自然与人性灵动联系的认知方式，也影响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观感方式，作用于文学的母题和评价尺度。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华经典文论中有“适音”的主张： 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故适心之务在于胜理。[2] 何谓适？衷（按：通“中”）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3] 由此可知，从人生到艺术，从“心”与“物”到“知”与“行”的关系，都强调适性，有顺势应变之适应，有权重清浊之适音，这才是胜理。在汉语词汇里，“适从”、“适切”、“适当”、“适度”、“适时”、“适意”、“适足”、“适中”、“适可”等无数的构词，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与东方智慧“，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4]。同样，当我们以“适性”观察海外华文文学时，也不难看到这种明显的感悟方式与表达方式。 一、“适人”之适性：欲荣恶辱 海外华人在他乡生存与发展，必然有个“适人”、“善处”的问题。反映在文学与审美中，就是如何既以传统的道德观念、行为方式、处世准则为基石，又在并非纯粹自我的领域，而是在印证渗入自我的他者情境中，表现出一种带有伦理倾向的适性愉悦。 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部旅美华人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创下了短短数月就发行50万册的记录。正当有关机构筹拍同名的电视剧之际，却遭到了在纽约的个别华人不实之词的攻击。为正视听，作者周励在上海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题为《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还是我》的书面发言： 我还是我———一个站在少年宫的草坪上唱歌，看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念着普希金的诗，带着中队长标志长大的我； 我还是我———在北大荒的荒原上，背着那只魔鬼档案，一边放着猪群，一边高声背诵李白诗《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我； 我还是我———……，带着40美元孤身闯入美国，通过艰苦奋斗拼搏，开拓出大批美国客户，将中国新产品不断打入西方世界，每次当我带着美国客户穿梭于祖国大地时，我有一份骄傲，一份自豪。 我还是我———当我的美国客户称我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时，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在和麦克的交谈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城南旧事”，跻身在美国商场中，却忘不了北大荒的小屋。终于有一天，我用心血和泪水，醮着蕴藏在我胸中的波涛，写成了一本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打开这本书，你就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也看到小说后面那个精神的我，真实的我。[5] 这个“精神的我”、“真实的我”，虽然写了商业行为，但在“赢利”的背后，是更具“适人之适”的智慧之花和辛劳之果。纽约这样的城市，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地狱。它所拥有的绝顶豪华和现代文明，似同天堂；它所展开的剧烈竞争、尔虞我诈、巧取豪夺以及黑暗角落里的种种犯罪事件，却又是地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的女主人公，也曾挣扎在生活的底层，经历了端盘子、擦桌子、当保姆、跑新闻、开拓市场、赚取佣金等艰辛，但她不仅以东方人的适性忍受了这些苦难，还以东方人的智慧去寻找机遇。苍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她从中美之间的贸易中介做起——千方百计地把中国货（从30万码坯布到皮鞋、木珠门帘、丝绸饰带）打进欧美市场。为了让中国的抽纱窗帘打入德国市场，为了让中国抽纱总公司买下德国赛特公司全套抽纱机械设备，她可以在48小时里只睡3个小时的觉！女主人公的创业过程常常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兔起鹘落，扑朔迷离，机遇与陷阱相随，坦途与泥坑相间，眼泪与欢笑交织。入商场很容易染上商患（利欲熏心、损人利己、不择手段、坑蒙拐骗），然而女主人公如此直言： 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作为一个以美国商场为生活背景的人，头脑，应当是商人的头脑；但灵魂，不是商人的灵魂；也不能把自己的灵魂和时间都卖给那些灵魂也是商人的商人！[6] 我们当然要在商言商。为商之道，并不完全在于利用各种关系和后门，而在于吃苦精神、诚信、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在于高于一般商业行为的人生目标。涉足商海而又能适在生存，更要能认识自己的潜能和价值，用非同寻常的智慧、气质和风度去驾驭商道。小说的主人公是女性，书中有一段独白： 一个女人是否可爱，主要在她的气质。而我，就是要在美国商人面前表现出一个东方女性的气质。我去见客户时，总是淡淡地施以脂粉，从来不浓妆（那样给人的形象只是秘书或女售货员）。除了结婚戒指外，尽量不戴其它首饰，衣着得体。我总是穿着能体现出东方女子线条美的丝质连衣裙，有些是我自己设计的，但只是一条裙子而已，不带金光闪闪、令人烁目的项链、手环、耳环，不珠光宝气，也不穿戴任何名牌———在美国商人面前，你是无法同他们所拥有的钱财和各种名牌货相比的，那么就做一个“清纯女子”好了，如日本电影中的那“纯情少女”———她们往往纯朴自然得如同清澈见底的一汪清泉，在当今这充满财富与权力竞争的社会中，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令人神怡，令人心动。 如果一个东方清纯女子，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微笑着向客户推销自己国家的产品，专注地倾听客户的各种要求，然后以“欧美式的工作效率”迅速反馈各种信息，那么那些美国百万富豪、亿万富翁们怎么可能把她拒之于门外呢？只要他们在生意上有一点点需要，或者是有一点点可能的需要，他们都会倾心与她合作！[7] 从只带40美元就独闯曼哈顿，到拥有好几家公司，一个中国女子能在美国这块竞争激烈的土地上站住脚，不仅是因为有一定的专业技术，也不仅是一生总是在拼打，重要的是由个人在一连串磨难中逐渐养成的那种坚毅的性格，那种几经挣扎而无神未伤的韧性与激情，那种在物欲横流的世界，维持人格尊严而不退化为“经济动物”的心灵状态。精神天地的充实永远是一个优质人生的必需前提。正是有了东方女性的这种适性，她才能在异国他乡、在剧烈竞争中美丽不屈，无论走到哪里，枝头都常常开满鲜花，随风摇曳。《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再次证明了“适人”之适性的生命魅力。 对于海外华人———中国移民的这种“适人”之适性，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作过如此论述： 精神上的推动力。———这些人一般都是精力充沛的人，有着一种幻想的冒险欲望。他们是农庄和渔船的“新苗”，强壮而健康。喜欢迁到新的地方去住，可以看到新鲜事物，过新的生活。这种生命力和毅力驱使他们出洋。 此外，他们做事精明强干，使他们远适异国得到成功。中国社会的传统，他们是很尊重，很景从的，这就使得他们不论作为工匠，或从事其它职业，都成为对新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还有，作为移民，中国人适应气候的能力是异乎寻常的。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不论是热带还是温带，他们都能适应。[8] 谁说华人自古至今都安土重迁？在世界正走向地球村落的潮流中，华人越来越超越狭隘的民族和地域的阀限，以“适人”之远适而成为具有优秀素质的“国际人”，并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得以艺术呈示。 二“、自适”之适性：独钓空濛 如果说“适人”之适性是在远适他者的生存环境中维系一份为人的准则，也在印证渗入心灵的习性中获得一份审美愉悦，那么，“自适”之适性，则是在远适异国他乡的过程中，能摒却功利的一种自由愉悦，获取一种独钓空濛的自在。 中华文化中有“自适其适”的说法。这个说法最早由庄子提出。他似乎不赞成为人处世仅仅满足于“适人之适”，还应当有“自适其适”的悟道方式。庄子有云：“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拓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9]可见，他是从另一个层面，强调了要有“自适其适”的愉悦境界。 在海内外的大千世界里，人总是向往自由的。自由的人是真实的人。但在实际生活中，人又无处不在“枷锁”和“围城”之中，种种追求自由的可能性，往往要付出现实之不自由的或大或小的代价。在海外华人的生存领域，每个人来到那个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的世界，都注定要被那个世界所塑造、所左右。欲望骚动着人，功名煎熬着人，伦理挤压着人，毁誉追逼着人，而许多学而不思之辈往往自溺其中、罔然其间，导致徇彼而丧我，背离了自己活泼泼的真实生命。此时，如何以“自适”反抗禁锢，就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作家黄玉雪的《华女阿五》是拥有大量读者的小说之一，被视为亚裔/华裔文学、社会、历史研究者的必读书之一，曾一度作为亚裔文学的最佳范例而广泛用于加里福尼亚州的中学文学课堂。作为华裔女性，黄玉雪以自己的创作证明着：“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分子不等于低劣，除非你愿意如此。相反，你要使它成为你著名的标志”[10]。 《华女阿五》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讲述的是从幼年到23岁以前的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在全书的开头，就描写了主人公玉雪如何在严格的中国式礼节氛围中长大的情境： 在玉雪五岁之前，她几乎都在中国人之间生活，因为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里，黄家。生活虽然无忧无虑，但却墨守成规；虽然庄重严肃，却也适得其乐。她所碰到的几个问题都是些中国小女孩的行为举止是否得当的问题。 年龄这么小，她已经懂得纪律的意义，尽管不明白其必要性。小女孩绝对不许质疑父母的话，除非她想挨揍。她不许直呼长者的名字……只有父母和父母辈的叔叔、阿姨才能直呼他们的名字……总而言之，小女孩对长者随便不得，即使递东西时也要用双手，以示尊敬。 小女孩生活中的主要词语是尊敬与长幼次序等，自己的想法却无关紧要，因为她没有说出来…… 尽管父母很疼她，但是她还得小心谨慎，稍有不慎，马上招来严厉的惩罚。教育与鞭打几乎是同义词……鞭打所带来的羞辱远远大于所带来的疼痛。 正是在这种教育背景下，玉雪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总是十分敏感。及至长大，她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作为华裔女性，如何面对来自家庭内部的中国文化（等级观念、长幼有序、忽视个人、男尊女卑、父母威权等等）和来自外部世界的美国文化（开放、自由、尊重个性、崇尚创造力等等）；而且，作为弱势族裔的女性，又如何在白人男性控制的主流社会获得成功。 女主人公的奋斗，是在努力找回自我的同时也追寻自由和平等。在成长过程中，她认识到无法轻易地抛却她的华文文化背景及所得到的滋养，正如作者在1989年版的导语中所言，“中国文化既是她力量的源泉也是她的长处”，她也很快发现白人思想中自由平等、尊重个性的长处之外，还有种种不足。于是，她在两种文化的张力中保持平衡，采取了中庸的自适之道。玉雪深知，在白人男性主流社会中，她既受限于女性身份，又受制于种族歧视。尽管在她成长过程中曾经受到许多白人朋友的帮助，但她仍然感受到了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偏见。上七年级时，白人男孩理查德恶骂她是“中国鬼”、“凭票取衣”的中国佬。这个男孩不仅成绩无法和她比，而且家庭教养也乏善可陈。但玉雪的中国教养使她避开了白人男孩的挑衅。中国人“忍为贵”的意识和“有容乃大”的襟怀，也使她懂得人毕竟生下来各不相同，不应该对别人指手画脚，因为人人各有长处。中国文化精神，使她漠视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她相信：“世人皆知，中国拥有优秀灿烂的文化。她的祖先创造了伟大的艺术遗产，发明了对世界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东西———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其他许多重要发明。”[11]年少的玉雪知道如何善用中国文化的积极部分，为自己赢得面对白人的不卑不亢的信心和勇气。她到白人家里干活，决心要靠自己的汗水去独立完成学业。进入米尔斯学院后，又悉心挖掘自我潜能培养对音乐和制陶艺术的兴趣。毕业以后，就业办公室人员曾建议她到华人的公司里找工作，提醒她作为华裔在美国会受到种族偏见。偏见再次激怒了她。玉雪认为身为华裔有许多有利因素，基因中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她下定决心坚持自己的追求和信条，一定要在白人的公司里找到自适的位置。终于，她不仅在美国人的红十字会和造船厂找到了工作，还成为自由号舰下水仪式的主持人。她用自己的勤勉和才智，证明其中国血统和女性身份没有成为人生的障碍，并在旷工问题的征文比赛中获胜，为家族和整个唐人街增添了光彩。 华女阿五的“自适”之道，在于通过中美两种文化比较之间找到平衡点，汲取东方人的智慧，利用西方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在白人男性的主流社会中找到了自适，挣脱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带给她的限制，从而“放心于物外”，心适行适，保证了自己审美人生的自由性和纯洁性，产生了真正的生命愉悦感和自我满足感。 “自适”之适性由于与功名利欲区分开来，去掉一切传统的或现代的陈规俗见，除却一切损人的或损己的贪婪迷误，使人在现实的各种无序中，在显示华人世界的厄运、困顿、不完满的遭际中，可以经过清理、拷问，与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相遇，获得一种照亮后的提升和彻悟。例如，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多有与“爱”相关的话题。倘若以“自适”之适性，去对“爱”的存在加以追问，对“爱”的真实慢慢亲近，对“爱”的责任把持承担与怜悯，对“爱”的虚空祛除浮泛之物并悉心抚摩人性，那么，你就有可能像旅美作家刘墉所展示的： 假使心有扉，这心扉是随着年龄而更换的。 十几岁的心扉是玻璃的，脆弱而且透明，虽然关着，但是里面的人不向外张望，外面的人也能窥视门内。 二十几岁的心扉是木头的，材料讲究，而且装饰漂亮，虽然里外隔绝，但只要是爱情的火焰，就能将之烧穿。 三十几岁的心扉是防火的铁门，冷硬而结实，虽然热情的火不易烧开，柔情的水却能渗透。 四十几岁的心扉是保险金库的钢门，重逾千斤且密不透风，既耐得住火烧，也不怕水浸，只有那知道密码、备有钥匙的人，或了不得的神偷，才能打得开。[12] 在这里，作者并未实写那些刻骨铭心的爱，而是从“心扉”切入“自适”，叙说了对心灵与年龄俱进的唤醒，其实也是一个爱的发现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自适”也是一种“心适”，于爱如此，于世间一切事物也都是如此。 三、“忘适”之适性：陶然至乐 中华文化中，除了有“适人”之告诫、“自适”之悟道，还有“忘适”之至乐。“忘适之适”的概念也是庄子所首创。他说：“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腰），带之适也；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13]庄子还以“至乐无乐”对“忘适之适”作了另一种表述：“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耶，果不乐耶。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然如将不得已，誙誙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14]可见，在庄子心目中，真正的快适是对“适人”、“适己”的超越，真正的快乐是对快乐的超越，难怪庄子栩然化蝶，要欢呼“自喻适志”；若是化为鸡，也会因心与物化而满足于鸡的快乐。这种由“既适”到“忘适”的愉悦境界，诚如李白诗云：“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15]诗人“得意忘形”，心与酒俱，歌声与松风交响，欢乐至极而沧桑淡定，心存高远，一切的一切都与世无争了。 这种“忘适”的人生与艺术境界，对于身处鸿濛溟涬的海外华文作家创作来说，往往别有一番滋味。诚然，要“适人”，要“自适”，要直面人生之真和直取性情之真，要描绘现实的境相和掘发人性的深度，就得有精深的写实笔法，但艺术毕竟还需要从深不可测、复杂多变的生存体验中升华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并以一种超越的姿态，达到杜甫所形容的“精微穿溟涬，飞动摧霹雳”[16]，有大气盘旋的创造。此时，“忘适”往往成为使具象飞舞、使静照飞动的动力源。 优秀的海外华文诗歌在这方面成为艺术精神的先驱，赋予“忘适”以形象和生命，也给“适性”以深度和灵魂。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暨诗人叶维廉，曾坦言自己关于中华文化母题的诗作，受到王维诗歌的启悟。他写道：“王维的诗，景物自然兴发与演出，作者不以主观的情绪或知性的逻辑介入，去扰乱眼前景物内在生命的生长与变化的姿态……王维的诗中，寂、空、静、虚的境特别多，我们听到的声音往往来自‘大寂’，来自语言世界以外‘无言独化’的万物万象中，是天理的律动，所以无需演绎，无需费词，每一物象展露出其原有的时空关系，明彻如画。”[17]他深知，诗人个人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印迹，既有“大寂之音”，又具有一种亲切如挚友的声音同另一个心灵相通的共看“忘适”的胜景。他写过一首题为《追寻》的诗，潜在的知性旨在表达“所有的浪游都是一个圆，都要回到一个纯真的起点”，推演的是一个“在春天”的场景，那“忘适”的声音来自“大寂”，来自冥合万有又不为“有”囚的契道空间： 每次你说：等待太久了 便把心的窗子打开 空气突然充满了土地的温柔 那幸福的一刻仿佛已经来到 鸟儿像一束束的光 喷泉似的从树中爆散开来 你奔前去拥抱它 而急急停住 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参与了这一刻的融汇 然后呢，是分离与死…… 永久的幸福是 永久的追迹，依着 痛苦的翅翼 在涌动的春天 在清澈的河水里 两岸桃花的影子间 有一些逡巡，有一些召唤[18] 显然，诗人并非采取“以心驭物”的方式，而让抒情主体（自我）虚位，从宰制的位置撤退，忘却纷扰，使素朴的天机回复其本貌，主体与客体、意识与自然景象互渗互补，互认互显，共时兴现。这样，也就可以在虚虚实实、来来回回的空之“环中”冥思听静，真是一种“忘适”的却又是意义浮动的缪斯空间。 为求一种“忘适”，为了一个活泼泼的整体生命，华文诗歌还需要了解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之间争战的磁场上的互相颠覆。这样，“忘适”之诗，长处就在于全然解囚开放，还自然之为自然，还本色之为本色，还原真之为原真，找回那个未变形、未被沾污的境界。侨居澳大利亚的诗人庄伟杰写到一次意外的旅行，邂逅一个“微笑的酒窝”，化成一串音符而在变幻的时空里来来去去，诗人说： 把我视为一个意外的旅客吧 当你站在曲径通幽的迥廊上 穿着那件牛奶般质白的泡泡袖风衣 留着古典时代流行长到耳际的秀发 看到走向远方的我走向远方 尽情地挥一挥你的衣袖 就像传说故事里的白雪公主 在依依惜别中 揉春为酒剪雪成诗[19] 不为浮云遮望眼，好一个“揉春为酒”、“剪雪成诗”！在惊鸿一瞥中兴现审美的跃动，一下子把境界提升起来。此时此刻，诗人犹如醉入天地，其乐陶陶，渺然不觉，只因为“心”与“物”化，恰似飞蓬一般，游弋一个“空”，一个“白”，一个“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美妙天地。 这一切使我们自然想起白居易所言的从“适人”、“自适”到“忘适”的审美悦适。白居易有诗云“：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20]同样，当今海外华文作家笔下的人生与情思，既可以从“适人”、“自适”中感受到适性的愉悦，也可以因“既适又忘适”而达到“不知吾是谁”的至乐无乐的境界。人们或许会问：此时到底“吾是谁”？我们说，这是一个得至美而远游于异邦他乡的人，是一个在生存困境中拆框解囚的人，是一个要追回文学艺术未变形、未被沾污的人，是一个破名利之限而复归于素朴的人，是一个抗拒现行社会“工具化、隔离化”而寻求人生审美化和审美人生化的人———而这，也成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海外华文作家及其作品。 注释： [1]管子：《管子·内业》。 [2][3]《吕氏春秋·适音》。 [4]《吕氏春秋·侈乐》。于 [5]林锋：《曾经沧海难为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出版前后》第72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第63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7]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第48-49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8]陈达：《中国移民———专门涉及劳工状况》，1923年版，《华工出国史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9]见《庄子·骈拇》。 [10]此系1993年黄玉雪应邀在米尔斯学院毕业典礼上做的题为《运用你的多样性》（Exercising Your Diversity）的演讲时的名言。转引自莫娜·珀尔斯：《采访黄玉雪》，载黄玉雪《华女阿五》第251页，张龙海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11]黄玉雪：《华女阿五》，第61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12]刘墉：《一生能有多少爱》，参见《2006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第3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13]见《庄子·达生》。 [14]《庄子·外篇·至乐第十八》。 [15]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16]杜甫：《夜听许十一诵读爱而有作》。 [17][美]叶维廉：《三十年诗：回顾与感想》，参见《三十年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 [18][美]叶维廉：《追寻》，见诗集《惊驰》，远景出版社1982年版。 [19]庄伟杰：《意外的旅客》，原载2006年6月22日《澳洲新报》。 [20]白居易：《隐几》，《白居易集》卷六《闲适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 作者简介：杨匡汉（1940-），男，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 原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26卷第3期 原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26卷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