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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香港、澳门与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作为客观存在早已出现，但它真正发生影响以及成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对象，则从1979年的中国内地开始。1979年至今，内地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已有30多年的历史，它在内地文学场中的变化是值得关注的。文学期刊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与空间上的杂生性，构成了鲜活流变、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能够呈现文学历史的复杂多变性。因此，本论文以“文学期刊”为中心，尝试梳理从1979年至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内地传播的基本阶段与流变趋势，以求对当前的华文文学研究有所借鉴。 一、窗口期(1979年—1984年) 从1979年《上海文学》率先刊载聂华苓的《爱国奖券》到1984年《台港文学选刊》明确提出“暸望台港社会的文学窗口、联系海峡两岸的文化桥梁”的创刊口号，内地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可定位为“窗口”阶段。 （一）作家作品的单一零散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对出版市场控制严格，国外图书杂志无法直接进入内地市场，文学期刊只能有什么传播什么，因而所刊载的华文作品在主题、创作手法和体裁等方面很单一，作家作品总量也相对有限。 作品主题倾向凸显“爱国思乡情绪”和揭露“资本主义黑暗面”两大方向。如1979年6月《当代》创刊号上刊发的《永远的尹雪艳》能引起轰动，除了作品审美价值的高度以外，也因其在思乡怀旧、批判蒋家王朝等多个维度具备理解的可能性。王拓、杨青矗、王祯和等侧重反映台湾社会“劳工”生活的乡土派小说家和陶然、白洛、陈浩泉、阮朗等揭露香港社会黑暗面的作品，则因与内地奉行的现实主义或革命的现实主义颇为接近而成为刊载重心。作品的体裁结构也很单一，以小说和诗歌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在内地主要文学期刊中，1979年到1984年刊载华文作品共399篇(诗歌以作家出现次数为准)，其中，小说181篇，诗歌121篇，散文64篇，文学评论30篇。 70年代末只有极少数作家被关注， 80年代初开始作家数量不断增加，但视野仍受局限。除增加云鹤(菲律宾)和高虹(马来西亚)等个别东南亚华文作家之外，台湾乡土派小说家、台湾旅美作家和香港南来作家是主要阵营。这些作家在作品主题倾向与创作风格上较能被主流意识容纳，且多与内地有着较为密切的人际联系，因而其作品得以优先传播。 (二)“特殊化”策略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整体感的隐现 所谓的“特殊化”策略，指用期刊语言将文本或文本群标记出来，在众声喧哗的文学期刊中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空间。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期刊多采取这一策略来凸显“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 最简洁的“特殊化”策略是标记作者所属的国家与地区，引导读者在文本内容与空间差异之间建立联系。其二是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对作家作品简略评说，凸显编者的特殊视角。三是附加评介文章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其背景。四是设置专栏。专栏是大于文章、图片、背景材料等单个构成要素的有一定的内容与形式意义的构成单位，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传播空间。从《当代》的[台湾省文学作品选]、[港台文学作品选]、[海外诗情]到《花城》的[香港作品选载]等，“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内地传播开始专栏化。 采用“特殊化”的刊载策略，目的是帮助读者加深对陌生的“华文作家作品”的了解，遵循了认识上的“差异性”原则。相对高度政治化、一体化的内地文学，它们具备了艺术与思想上的独特性与新鲜感，因而被划入差异性的意义空间，由此，本来分歧纷繁的“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华文文学”便产生了朦胧的整体感。这种整体意识并非纯粹的文学与学术想象(当时采纳了“港台文学”的学术命名)，因为对当时的内地读者而言，外面的世界，无论台湾、香港、澳门还有海外都是“奇观”，是我们的“他者”，从而具有了同一性。 (三)文学传播的政治与文化功能 “窗口”隐喻了特定时期“我与世界”的关系。如同深圳等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提供了“我与世界”的接触地带一样，文学期刊也通过传播“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建构出了文学特区，打开了一扇海内外文学交流的窗口。但文学传播此时还有政治与文化功用。 1981年《海峡》杂志在创刊词中阐明其宗旨是“努力展现海峡风貌，成为内地、台湾以及港澳、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华侨作家百花争妍的园地”，但又说“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台湾回归祖国是两岸人民的心声”，文化统战之意跃显于纸面。其他文学传播活动，未必有如此直截了当的表白，但鲜有超越总体氛围的。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造就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内地传播的重要历史机遇。 70年代末80年代初，内地文学具有强烈的新闻性，文学的认识功能远远超过了美学功能，文学期刊也充当了新闻传媒的作用，人们通过阅读期刊上的文学作品，了解现实、参与现实。如此，“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也不是纯粹的文学文本，而是内地人眼中的“世界”。正如《台港文学选刊》的读者所言:“我从文章中了解台港社会，它们的繁华程度、以及一切是从何而来的;从文章中了解生活在台港的人们，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想什么、追求什么，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等等”[1]89。透过这扇文学的窗口，内地人看到了一个五彩斑斓、摇曳多姿的外部世界。无论是物欲横流、犬马声色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是思乡怀旧、颠沛流离的离散经验，都成为躁动不安的“远方”意象，吻合了处于长期禁锢中的人们的内在欲望，主流意识诉求与大众诉求得到了暂时的统一。 二、高峰期(1985年—1988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国家政策有了较大松动，期刊运作与政治的关系也日渐松散与隐匿;由于可以与台港海外等地的媒介组织、文学团体建立直接联系，文学期刊获取稿件的途径、速度与数量也超越了过去。这样，期刊在传播“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时自主性大大增强，走向了个性化与系统化。 (一)台港通俗文学的凸显 这一阶段，从传播的作家作品来看，无论是从区域、手法、题材、体裁、篇幅、性别等角度观之，都呈开放多元的趋势。但最为突出的是台港通俗文学。 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台港地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酝酿出了成熟发达的通俗文学，进入了文学娱乐化、商品化的时代。但80年代中期之前，在政治化文学的主流中，内地是不可能容纳这些通俗文学作品的。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内地社会与文化的转型，消遣娱乐性的大众文学，逐渐成为读者的第一需要，而内地通俗文学尚不成气候，故台港通俗文学就具有了优势，成为出版市场的“宠儿”。从期刊来看，《台港文学选刊》、《海峡》等专业性期刊在紧跟市场热点之时，还有意识地推出新人新作，试图制造消费热点。如廖辉英、曹幼兰、李月仪等言情小说新秀便由它们率先推出。《花城》、《特区文学》、《当代》等期刊上刊载的华文作家作品也与阅读热点紧密契合。连当时高举纯文学旗帜的《收获》也无法对此充耳不闻，对红极一时的三毛等作家作了专题介绍(1987/04)。此一阶段，台港通俗文学作品门类之多、作家之众、影响之大是严肃文学作品所难以比拟的。但这些门类多样、内容手法不一的文本都呈现了相似的审美趣味———远离政治宣教、面向世俗人生，化压抑紧张为柔情柔和，散发出了暖烘烘的人间气息，满足了特定时期内地读者的需要。 (二)专门化策略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整体感的强化 专门化策略是期刊分类意识的体现，它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某一特定领域的文学作品而采取的编辑手段，必须建立在对创作动态与文本属性的准确把握和深入了解之上。而80年代中到末期，内地期刊传播“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时最突出的策略便是“专门化”。 专栏是运作专门化策略的基本形式。之前虽已有相关专栏，多因稿源不稳定，刊载时间与作品数量常发生变化，专栏名称也根据作品来源随意更改，其专门化程度是不够的。但80年代中期后，相关专栏在命名、栏目宗旨、刊载思路等方面相对清晰明确。如《当代》1985-1986年的专栏[台港作品]与《花城》的[港台文学]，以台、港两字的先后排序强调了各自的重心。专门性期刊相继面世则是“专门化”策略的集中体现。1984年9月，《台港文学选刊》创刊，所介绍的区域，除了台港还涵盖海外是内地第一本专门性刊物。1985年4月《华文文学》试刊，从1986年起刊物副题为“台港及海外”，侧重传播海外华文文学，也顾及台港文学，是第二本专门性刊物。1986年《四海》丛刊在北京面世，全称为“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关注面广泛，为第三本专门性的刊物。《海峡》从1984年开始，进一步强化“港台海外”特色，不定期推出“台港文学专号”，可称为半专门性刊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于1986年和1988年相继创刊的《华人世界》与《海内外文学》，均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刊载“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也可称为半专门化刊物。“专门化与半专门化刊物”的相继出现，强化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想象。 期刊对文本更为专门化的细腻处理，还体现在各种专题专辑专号及理论评述的出现。如《收获》的[朝花夕拾]下有“极短篇小说十一篇”(1986/01)、“陈映真小说专题”(1988/01)、“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专题”(1989/03)等。《台港文学选刊》中，既有整体性的专号———如女作家专号、新生代专号、文学夫妻专号、幽默文学专号等;也有专栏之下的各种专辑专题———如梁实秋、吕伦等作家专题以及东南亚小说界、台湾首奖作品选等专辑。这些“专栏”之中的专题专辑，既是编辑者策划意识的初步显现，又意味着理论意识和学术规训的渗透与起始:当编者将文学文本以某种框架、理念组装起来，并辅以评述性的文字时，特定文本就被融入了某些宏大的整体想象中，获取了新的意义。 “专门化策略”的出现意味着“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独立传播空间的出现，是其传播走向系统化、学术化的标志。 (三)文学传播的多重效应 20世纪80年代中到末期，“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地传播产生了多重效应。 首先，文学传播仍在“文化统战”的视野之中，作为文化交流的“窗子或桥梁”，发挥着政治的功能。其次，台港通俗文学的内地传播促成了文学观念的更新和大众文化的流行。如果说，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流播孕育出了“先锋小说”及纯文学观念的话，那么80年代以来的“台港通俗文学”的传播则对内地纯文学观念进行了解构。通俗文学的盛行引发了文学的雅俗之争，两者由势不两立、界限分明转向和平共处、界限模糊。而对于尚未发育完全的内地大众文化而言，台港文学也具有哺育和刺激作用。如孟繁华所言:“邓丽君在内地的成功引发了港台文化反哺现象的规模展开，金庸、温瑞安、古龙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三毛的温情散文，席慕容的纯情诗歌以及大量港台、新加坡的华语电视剧迅速的流行，这一现象几乎全面改写了内地的文化生活和民族的文化消费趣味，被人们经常以蔑视的态度喻为文化沙漠的港台文化轻易的占据了内地的文化市场”[2]22。第三，此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也被视为吸引读者的商业手段。《收获》、《上海文学》、《花城》等非专门性期刊以之为特色，不无经济上的考虑;专门性文学期刊则取得了最好的经济效益。如《台港文学选刊》从1985年到1988年间月发行量平均超过10万册，最高达40多万份;《华文文学》的印数在1986曾达到20万册左右，还出现被盗印的现象。第四，由于专门性学术期刊缺失，内地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期刊还成为研究者了解创作动态、展现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文学传播活动成为专业研究及其相关的知识生产不可或缺的链条。 从社会影响来看， 80年代中到末期，借助政治、文化、商业和学术等多重合力，“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地传播达到高峰期，显现其在内地文学场中已有一席之地。 三、转型期(1989年—1993年)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方面，由于经济效应的衰减和出版市场的竞争以及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的减弱等诸多原因，内地文学期刊出现生存困境，很多期刊处在重新定位、不断改版的混乱状态之中，这都影响“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地传播。另一方面，由于所 在地区与国家华文媒体和文学创作都处在转变之中，也使得其与内地传媒的关系发生变化，这一阶段可称为转型时期。 (一)留学生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突出 此时内地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在面和量上仍呈拓展趋势，不过，从区域构成来看，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其中，留学生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成为刊载重心。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国内地涌现的新留学移民潮催生了留学生文学这一潮流。如1982年第6期《十月》上留美学生史咏、陈冲的电影剧本《大洋彼岸的思念》，从题材与作者身份来看，可归属于留学生文学;但零星出现的这些作品，尚未产生足够的社会回响。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创作群体的扩展与创作实绩的提升，经由《小说界》树立旗帜与自觉倡导，留学生文学才热了起来。如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1991/04，《十月》)、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1991/03，《小说界》)、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1992/01，《十月》)、王周生的《陪读夫人》(1992/06，1993/01，《小说界》)等都产生了轰动效应。而查建英、蒋濮、于濛等作家作品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等重要文学期刊的出现，则凸显了留学生文学的精英性。 另一个传播亮点是东南亚华文文学。除传播作品数量大为提升之外，范围已从新马到拓展到其他各国;传播视角也从零散走向了系统化，专栏专辑形式已很常见。如《华文文学》推出了泰国专辑(1989/01)、印尼专辑(1989/02)等多个国别专辑。《台港文学选刊》的[东南亚小说界]在东南亚的整体视野中刊载相关作品。《小说界》在其“微型小说”栏中也多次推出东南亚作家专题和国别专辑。 (二)刊载策略的多元多变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分化趋势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文学期刊的刊载策略处在多元分化与不稳定状态。 在非专门性期刊中，强化与弱化并存。《小说界》和《特区文学》开始加强传播力度。1988年，《小说界》打出了“世界性”的鲜明旗帜，设置了[港台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与[留学生文学]三个专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成为刊物重心。《特区文学》减少了总容量， [港台海外作品]专栏却更为厚重，密度也更大，每期都有2篇以上作品。但《花城》、《上海文学》与《收获》的有关专栏在1980年代末密度递减，到1990年代初期均被取缔。而在《当代》、《十月》、《福建文学》、《人民文学》、《诗刊》中，相关作品也成零散状态，特色不再凸显。 受到市场冲击与学术力量的双重影响，专门性期刊也处在不稳定状态。《海峡》、《台港文学选刊》在雅俗之间挣扎，刊载策略摇摆不定。《台港文学选刊》不断调整刊物版式，其刊物版式与文本内容受读者需求影响起伏不定。1988年《华文文学》实现了第一次转型，评论赏析文章与作品兼半。由于受到纸张价格上涨以及编辑人事纠纷的影响，半专门性期刊《华人世界》在1988年停刊，出了7期的《海内外文学》也在1989年全国性的期刊整顿运动中被取缔。这两本刊物在刊载风格上处于求索游移状态，规律性不强。 文学期刊刊载策略的多元流变，无疑受到市场等多重因素影响，同时也是内地定位“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时存有分歧的表征。与内地学界相一致，多数文学期刊不再将台港澳与海外混为一体，也注意到了区域华文文学的差异性。如《华文文学》分设[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两个研究专栏，以示区别;《台港文学选刊》注意到海外华文文学的多元性，分设[东南亚小说界]与[欧美小说林]两个专栏;《四海》推出了“菲律宾华文诗束”(1991/01)、“欧洲华文作协会员作品选”(1992/04)等区域专辑。 随着国别与地区意识成为重要视野， 80年代初中期刚凸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整体感又暧昧不清了。 (三)从引荐平台到生长园地 如果说一开始传播还在尾随追赶创作的话，那么从80年代末开始，传播与创作趋向同步，内地传媒的功能也开始发生变化。 80年代中期以前，期刊以转载为主，原创性作品极少。由于知识产权意识淡薄，有时作品被反复转载作者却毫不知情，文学期刊与作者鲜有对话; 80年代末开始，原创性作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作家们从被动“出镜”到主动“亮相”，内地文学期刊成为首选发表空间，每一本文学期刊都逐渐形成一批出现频率很高、异常活跃的“华文作者”群。如《台港文学选刊》的余光中、洛夫、三毛、张大春、席慕容等;《小说界》的查建英、坚妮、夏云(王渝)、严力、於梨华等;《人民文学》的蓬丹、虹影等;《收获》的蒋濮等;《花城》的赵毅衡、黄傲云、严力等。由于作者与期刊都变得积极主动，两者之间产生了持续的能量交换，作家通过其作品影响刊物风格与走向，刊物通过专栏设置、征文约稿指引作家的创作。随着策划意识的增强，文学期刊甚至成为了制造文学思潮，引领创作走向的关键性力量。如前所述的“留学生文学”，就与《小说界》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 内地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重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海内外对话与交流进一步深入开放有关，又与文学期刊的角色转换有关，更直接与重要的原因却是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原生地的生存空间与存在方式面临巨变与考验。80年代中期以来，在商业化与娱乐化的双重冲击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几大传播中心———台湾，香港与东南亚等地的汉语传媒都面临功能转换与重新定位。在台湾，报纸文学副刊和文学期刊引领文艺思潮的风光不再，纯文学阵地不断萎缩;在最大的海外华文传媒中心东南亚地区，华文报刊数目也呈直线下降，剩下的大多朝经济民生方向发展;欧美与澳洲等地华文报刊虽呈上升趋势，但经济性与时尚性内容成为主打版面;相比之下，尽管面临“断奶”危机却尚未“断奶”的内地文学期刊，仍为文学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空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内地文学传媒开始备受台港澳与海外作家的青睐。另一方面，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角度来看，中国内地已成为最重要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消费市场，对华文创作的反作用力日益凸显。从被动到主动，从载体到结构性因素，内地传媒直接参与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生产过程中，逐渐实现了从引荐平台到生长园地的功能转换。 四、整合期(1994年至今) 1993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加坚定与迅速，传媒也被吸入了改制断奶的大趋势之中，其生产性质和经营者身份逐步强化，整体发展格局始终处在变动与不确定状态之中;同时，在泛文学的潮流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与媒介融合发展的趋势增强;在这一语境之下，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内地对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也进入新的阶段。 (一)新移民文学与“名家名作”的凸显 1998到1999年间，内地期刊刊载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数量有过快速的增长，但新世纪开始呈下滑趋势;其刊载重心主要是新移民文学与名家名作。 对新移民文学的定位，吴奕錡的说法具有代表性，它“特指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处于各种目的(如留学、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内地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3]638按这一标准，1994年至2002年间，非专门性期刊刊载的相关作品中，新移民文学占有较大比例。在笔者所考察的十种期刊中，有六种新移民文学作品数量超过了一半。专门性期刊则较为系统地呈现“新移民文学”的发展脉络。从1994年第2期《四海》开辟[新移民文学]专栏到2000年《世界华文文学》停刊，该期刊共推出80多位新移民作家，成为新移民文学的试验田。《台港文学选刊》将重点关注与广泛扫描相结合，在对严歌苓、虹影等作家以专题形式重点推荐时，将高行健、哈金、欧阳昱等较为敏感的作家也网罗其中。《华文文学》则从1995年始设有澳大利亚、荷兰、法国等多国的新移民文学专题专辑。 作为新生血液，新移民文学以其艺术水准的高度和思想内容的丰厚性逐渐取得了与内地文学对话的资本，其面向中国的写作姿态也使得它在内地语境下获得了意义。然而，它的身份非常暧昧，是将之视为“海外华文文学”收编还是作为“中国文学”的延伸，不同传媒的立场是有差异的。 90年代中期后，一些已有知名度的作家作品，重新活跃于期刊之中。如《台港文学选刊》的[名家名作回顾展](1996年-1998年)、[名家案卷](1999年)与[名家新作](1999年-2002年)共推出近50位老作家的作品。《四海》的[《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入选作家作品选](1994年)、[佳作赏析](1995年)、[名篇赏读](1995年-1996年)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名作回眸](1999年-2000年)等推出了刘以鬯、赵淑侠、彦火、戴小华、林耀德、张爱玲等多个作家。在非专门性期刊之中，老作家及其作品的出现频率也很高，如《收获》在[人生采访](2000年)中重新介绍了白先勇、金庸与余光中三位作家及相关作品。 “名家名作”的重复出现，似乎是内地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只传播少数作家作品。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更实际的原因。首先，“名家名作”是作为吸引读者的商业策略出现的，有些未必是公认度高的名家与名作。其次，此举与文学期刊的稿源危机直接相关。自90年代以来，受到泛文化、消费化、影视化的潮流影响，华文创作走向低靡，文学期刊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稿源压力，期刊之内与期刊之间作品的重复率与重叠现象增剧，重现名家名作成为其稳定稿源质量、提升期刊品味的重要策略。 (二)“整合”策略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整体感的消隐 所谓的“整合”策略则是指期刊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与内地文学作品采取相同的编辑手段，从而 使其独特性不再凸显的策略。非专门性期刊中专栏的取消、国籍与地区意识的淡化和专门性期刊不专等倾向都是“整合策略”的具体体现。 在非专门性期刊中，坚持较久的《小说界》的[台港文学]栏和《特区文学》的[港台海外作品]栏也分别在1994年和1997年取缔。《收获》、《上海文学》、《当代》、《十月》在刊载严歌苓、张翎、黎紫书、钟怡雯等作家作品时，都没有标记出其所属国籍或地区。在作品主义的视阈中，“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以个别、零散状态杂居于这些文学期刊之中，同内地文学界限模糊。 在80年代，专门性期刊都拒绝刊载内地文学作品，以强化其专门性与纯粹性。但90年代中期后，这些期刊中内地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专门性期刊不专”的现象日趋明显。《四海》和《台港文学选刊》在90年代初中期开始刊载内地作家的作品，到2003年初，《台港文学选刊》明确指出“稿源不再有区域局限，台港、海外与内地作家均可”[4]104。 整合策略使得作品的区域特征变得无关紧要，作品本位原则成为首要原则。然而，文本个体性原则的强化与区域特性的弱化，使得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以及区域华文文学的整体想象遭遇了挑战，随着界限的消弭，逐渐清晰的是有关世界华文文学的想象。 (三)传播危机及走向 新的传媒语境使得“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内地传播的方式及其意义发生改变。首先，随着海外图书进口比率的逐年增加、内地大学等科研机构与海外学术团体、文学团体的联系更加自如，台湾的《联合文学》、香港的《香港作家》、新加坡的《新华文学》和印尼的《印尼文友》等杂志也进入了高校图书馆，全球性的华文文学网站如新语丝、华夏文摘、橄榄树等相继建立，内地期刊作为发表园地或资料库的局限日见明显。其次，随着电视、网络的出现以及交通的日益便捷，瞭望世界的窗子被行走世界的大门取代，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文学传播的“文化交流”作用也远不如前。第三， 90年代中期后，内地文学传媒自身面临生存压力，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专门性刊物更始陷入了危机之中。1998年起，《世界华文文学》与出版社在经济上脱钩，主要靠企业赞助来维持，发行量不过几千册，最终在2000年宣布停刊。《海峡》从90年中期开始依靠与企业、文学团体合作来填补经济黑洞，发行量也逐年下滑，最终导致2003年的全面改版，不再凸显港台特色。《华文文学》虽然坚守了专门性，但自1995年起赏析研究文章超过了作品， 2000年则改换为学术刊物，不再刊载文学作品。《台港文学选刊》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发行量急剧下滑，到90年代末不足一万份，难以维持生计;2002走向时尚读物类，淡化专门化色彩。专门性文学期刊的走向与转变，显现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地传播进入危机与调整期。 未来，在多种媒体的整合传播中，内地将仍以“文学本位”观念对文本优择劣汰，呈现更为动态化的文学景观;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边缘汉语文学景观的位置不会有根本改变。 五、结语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受到内地语境变化的影响，“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地传播大体可分为窗口期、高峰期，转型期和整合期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传播重心、传播策略与传播效应都有所差异，但其作为边缘汉语文学景观的位置并没有改变。传播不是中介，研究者有必要对“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地传播现象作出进一步的反思。首先，以内地需求为出发点的传播思路是否合适?有利于形成多元开放的汉语文学景观吗?会形成研究与创作的信息壁垒吗?第二，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全媒体时代，如何考量影视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的出现将对华文创作的影响?第三，传播的危机是否不过是整个文学发展危机的症候?研究者、创作者和传媒如何产生良性互动?对上述问题的清理和回答，将不仅有利于“台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也将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走向作出指引。 参考文献: [1]读者来信五封[J].福州:台港文学选刊. 1988(6): 96. [2]孟繁华.“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M]∥朱大可，张闳.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第四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9. [4]刊物广告[J].台港文学选刊， 2003(5):封底. 作者简介:颜敏(1977-)，女，湖南涟源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传媒与海外华人诗学。 原载：《惠州学院学报》2011年8月第31卷第4期 原载：《惠州学院学报》2011年8月第31卷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