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末以来，女作家群的崛起是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她们将中国人的文学形象正不断延展到世界各大洲的各个角落，这个创作群体的存在也为中国读者打开了更广阔的阅读视野。日前，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12届双年会在武汉召开。陈若曦、施叔青、严歌苓、张翎、尤今、潘向黎、乔叶等百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作家聚首武汉，就女性文学创作与发展等话题进行交流。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表示，这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首次在中国内陆地区举行年会，希望借此机会搭建起湖北作家与海外作家的交流平台。活动由湖北省作协、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办。 学者陈美兰表示，在海外华文女作家创作中，有与本土文化联系深浅的差异，也有进入异域文化程度的差异，异域中不同生活位置的差异等。每位作家身上或深或浅受到双重乃至多重文化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创作视角、情感取向和立场。“他们较之大陆和港澳台的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较之异域的文化圈也是一个不同的存在。这种视角、情感、价值取向往往作家并非有意识地丈量，却无意中在作品中流露。作为一个作家，保持文化身份的多重性、复杂性，即既非他者文化也非故土文化的独立的精神存在是很必要的。”对故土的追忆怀念、对异国风情的描摹感慨、对处于异国文化中的身份尴尬，这些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外界社会不甚了解的读者来说很有吸引力，但在社会开放程度加大、文化差异缩小的如今则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对于海外华文作家来说，这种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多重文化冲击所带来的苦恼，随着时间推移和个人经济地位的改变也正在逐渐削弱。新的海外华文作家群体中，许多人更容易与异域文化融合，作为华文作家的独立性则消失殆尽。“如果将精神完全倾向某一个文化方阵时，身份认同和文化焦虑消失了，海外华文作家所特有的精神存在也许也就消失了，甚至中西文学的差别意义很可能也就消失了。”陈美兰对此略感忧虑。为此，她认为，在当下时代，海外华文作家需要更高的视野和更深层的发展。“她们在理解人类经验和渴求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也期待更多在面临种种精神挑战时深切、富有远见卓识作品的出现。” 在对于海外女作家的研究中，跨文化视野是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曾经长时间未引起重视。评论家何向阳指出，女性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学印记，而女性学的定义则被放在一个固定的情景里面。今天文化的多元状态强调了经验的重要、文学的个体经验的发展暗示了女性学必将从原来状态中分离。南开大学教授乔以钢则从文化史的角度梳理了女性文学史的发展，并表示，由于文学史观念曾经较为封闭，在谈及文学史问题时，基本是以汉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为主来考察，女性文学史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而现存两部对于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写作情况进行考量的作品 《浮出历史地表》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由于时代和材料搜集所限，都并不完善，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只能进行表面梳理而无法深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研究者都尝试从跨文化角度来考察，文学史观念也出现了调整。如果只是就本土来看本土，不关注境外创作现象，就难以完整、深入地进行考察。“虽然至今还未出现比较理想的新的女性文学史的专著，但在学术观念上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女性文学研究中跨文化视野得到了更好的确立和强化。”她表示。她曾进行搜索，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获得数据显示，以海外华文女作家为关键字进行全文检索，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9年都为0，而2000年至今已有60多篇，既有宏观探讨，也有具体创作的分析。“新一代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有别于过去乡愁的情结，而展现一种更为复杂化的生存状态，作品呈现更为广阔的地带，对人的存在、对人生意义的探究更为深入。跨文化的视野不仅促使我们放眼世界，也促使我们在开阔的视野中反观自身，并有助于思考中国文学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在创作的审美焦点发生变化的同时，华文女性书写在审美视阈上则体现了一种动态的过程。湖北大学教授蔚蓝认为，身处社会地缘的边缘和文化表达上的边缘的女作家们创造了具有特殊审美价值的第三文化空间，并在更为开阔的视角中看世界。“如今共识性的书写在减少，关注更多的是个人本身经验，其中她们的创作提供新的审美规则，童年记忆、家国记忆均成为作品的呈现主题。”她说，“距离可能产生差异，也可能产生不受拘束的想象和对心灵的深望，她们正以多种表达形式在心灵上更靠近祖国。” 原载：《文学报》2012年10月25日 原载：《文学报》2012年10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