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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彭先生所著《丁玲小说的嬗变》一书从社会学、政治学、美学和个性心理等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去探讨丁玲创作个性的形成以及对其整个小说创作的作用和影响，在很多方面填补了以往丁玲研究的空白。十年后的今天，彭先生的丁玲研究新作《丁玲与湖湘文化》的出版标志着丁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突破。研究一位作家，整体性的宏观观照作家的生活道路和创作生涯，及局部的细微体察作家创作风格、艺术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变化固然必不可少，而作为研究者，困难便在于如何在众多自己及他人的研究成果之外寻找新的突破口以超越目前已有的研究水平。彭先生凭着一位研究者的敏锐的感觉，活跃的精神状态和聪颖的智慧，从文化学角度全新考察丁玲这位湘籍作家，挖掘其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形成的环境背景及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中所蕴藉的文化深层根源，极大地丰富了丁玲研究的内容，拓展了丁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是从文化视角探讨丁玲的第一本专著，正如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王先霈先生在《序》中所说：此著是“对丁玲研究的一个新的贡献。”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古老文化传统的亘古绵延自有其独具的内涵，而如何将这些湖南区域文化的独特风貌与丁玲这位湘籍作家的文化个性及创作风格相联系并分析透彻是至关重要的。彭先生以其对湖湘文化的体悟和对丁玲性格、作品的领会，从湖湘文化对丁玲文化个性形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及其所具有的显性和隐性的作用出发，创见性地将家庭文化传统、地域文化传统与丁玲这位非乡土派的湘籍作家身上所具备的典型的楚湘文化特征连接起来，并对作家少时生长的人文环境作以文化背景下的考察，以此综合得出令人信服的丁玲文化个性形成的渊源，又以湖湘文化反观丁玲创作，细致剖析特定文化观照下的作品特色和作家创作风格。如此全面、细致、深入的探究方式不仅体现彭先生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的严谨慎密的构思理念，而且也同样显示着一名文化考察者的深沉隽永的人文关怀之情。 全书以文化为切入口，彭先生追根溯源，引经援典，在古往今来难以胜计的湖湘文化名人行列间缓缓道出源远流长的湖湘历史文化，又将丁玲所在的具有三千年历史的蒋氏家族还原于这浩然湖湘文化滋养之中，使得丁玲的文化个性的产生有了“集体潜意识”的遗传因素的积淀。历史是厚重而无垠的，丁玲文化个性的形成自然还受其独特的家庭背景的深刻影响。在这里，彭先生将丁玲的生平与地域环境所给予的文化特质相融合，在丁玲传记基础上溶入文化内涵，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从家庭、社会、母亲、师长等人文环境因素剖析了湖湘文化对丁玲童年、少年时期的孕育和濡染。 家庭文化传统、家庭文化对于丁玲文化个性的产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地域文化则贯穿始终隐伏于丁玲的文化个性之中。可以说，丁玲身上所具备的任何一点气质与品质无一不是湖湘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所孕育出来的，彭先生在细考了湖南的地理位置特征之后，得出与诸多历史学者一致的结论：湖湘文化具有“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力行践履的道德原则；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而不囿于陈见的创新精神以及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勇气；念祖忠君的爱国思想以及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群体参政意识；卓励敢死，强悍炽烈，百折不回的士风民气……。这些发现在丁玲身上有着最鲜明、深刻的印记。彭先生根据这些文化特征，将其与丁玲的精神气质、个性特征、文化人格、文化价值取向、文化心理及意志特征一一对应，在具体的论述中，将细腻的女性分析投入了丁玲博杂的旧闻逸事，以客观化的叙述方式展现丁玲的文化特征，用充分的事实依据证明文化与人的相互依存，这些都构成了全书中最精彩的骨干部分。 彭先生将丁玲的个性气质概括为“辣”、“倔”、“蛮”，这种概括十分精当。在湖湘文化的影响下，湖南人的典型特征就是具有朴实勤劳、火辣热情、劲直勇悍、好胜尚气、坚持真理、百折不挠、乐观洒脱等优缺点，这些遗传的文化基因在丁玲身上都烙有深深的印痕。彭先生对丁玲个性气质的研究并非仅停留于简单的叙述，为了将问题说透，她又一次将这种气质成因还原于丁玲的家庭环境与成长的社会环境，力图在丁玲一生的成长历程中揭示其个性气质的发展变化与文化的传承及潜在遗传。虽然童年的丁玲“内向”、“沉默”、“神经非常纤细”，但母亲的刚毅鼓舞丁玲，使其“洒脱”、“乐观”、“倔强”；青年时代的丁玲在“表面温顺”之下藏有“倔强高傲”的气质，这也正是受湘人“倔傲强悍”风气濡染的结果；中年的丁玲由于生活的根本变化，其个性气质“由狂狷孤傲变为喜群；愤懑感伤变为开朗热情”。彭先生在论述中加入沈从文所撰丁玲传记和王映霞(郁达夫妻子)的回忆等，无不从各方面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丁玲倔强、高傲却又爽直、大方的个性气质。然而无论丁玲的个性气质怎样变化，始终脱不了湘人的共同典型特征。这是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具有无可抗拒的精神魔力。 正如所有丁玲的研究者都知晓的，解放后丁玲一度生活于惨淡人生之中，所有不能受折磨的文化名人皆离世人而去，可丁玲却以她顽强的斗志毅然挺了过来。彭先生用“咬牙励志、韧性战斗”作为丁玲文化人格及其意志的象征，认为丁玲和湖湘学子一样，有“敢死的精神，有坚强不磨之志节，不屈服的节操”。这里又一次以文化寻根的方式对于丁玲独特文化人格的形成作了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彭先生综合文革十年中丁玲面对邪恶势力的表现，将其韧性的人格特征与强悍的人格意志归纳为“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用“沉默作武器，骁勇不屈”；“软抗硬拖”；“把受苦当成锻炼，自强不息”；“执着面向未来，坚信光明会战胜黑暗”等方面，以客观真实的笔调再现了社会真实氛围，将作者的生活背景，人生观念置于文化大背景的话语体系中，并始终如一地探索此人格形成的文化根源。 作家的文化个性决定了其作品内容、风格及表现手法，《田家冲》、《过年》、《母亲》等小说中展现的乡恋情结亦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同一的世外桃源风景画，画中无不流溢着湘声、湘情、湘韵，宁静、安谧与和谐的山水风光皆蕴育于古老的湖湘文化之中。彭先生对于丁玲的怀念乡情的作品的透视同样着重从文化背景中寻找作家创作的动机与潜在的文化内涵，又从文化角度揭示小说中出现的湖湘文化习俗与充满地域韵味的方言表达形式，将文学创作和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天然的割舍不断的联系展露无疑。 人和土地，水土与作家，作家与故事之间是水乳交融的关系，正因如此丁玲的风格气韵与湖湘文化也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彭先生的创见在于将湖湘古老文化传承中的优良传统及本质特征观照丁玲的文化风格，这是继对丁玲的文化个性考察之后，又一次将其创作风格与之对比，从而从源流中取得两者一致的关系，彭先生认为湘籍文人有“关注现实和社会人生，匡时救世，介入时政，以文救世，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与之相对应的是彭先生概括的丁玲的创作风格：直面人生，焦虑与忧患，具有现实主义深度与力度；湖湘学子广受楚文化的熏陶，老庄的睿智妙论，巫学奇思幻想，屈原的骚学文采使他们兼具哲理思考与诗人才情，无独有偶，丁玲的风格正如沈从文评价的“一切出于感情推动者多”，具有感性生命的激情和冲动然而又不乏理性生命的思考与认识。所有丁玲的创作风格与古老的湖湘文化传统的如此一致，彭先生又一次以大量客观事实准确阐释了两者水乳相融的关系。 湖湘文化是全书立论的主干骨，彭先生用因枝振叶的研究方法透视丁玲的文化个性、创作风格、作品乡情，其间无不因文化而产生、发展、变化，因而皆与湖湘文化有着稳定的传承关系。除此之外，彭先生针对丁玲研究领域的几个争议，以客观事实表明自己的观点，公正而有创见。对于“丁玲创作中的继承与借鉴”这一章节在前一著作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认为丁玲具备“勇为天下先”的创作热情和创作作风，这些都与湖湘文化有内在的关联。彭先生在全书的第八章还回顾了她的丁玲研究之路，真诚地抒发其对丁玲的真挚情感，唯有深情才有研究的动力，促使丁玲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4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