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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由近代梁启超“新民德”、“启民智”的“新民”主张，到五四时期鲁迅唤醒国民的呐喊，都贯穿着启蒙的文学母题。抗日战争的爆发，将中华民族推向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战争历程，同时也掀起了五四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启蒙高潮。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面前，唤起全民奋力抗争的民族精神，已为抗战文学所急需。广大文艺工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要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唯有最普遍地激励人民的敌忾心，最大限度地发挥大众抗敌报国的精神潜力。因此，在文学的商业关系被打破，消遣文学衰落的抗战时期，报告文学这种体制短小而极具战斗性、时代性和唤醒民众效用的年轻文体，便顺应时代的召唤，被赋予了新的启蒙使命。 一、反帝意识、民族意识的高扬 抗战报告文学的新启蒙精神，是与五四报告文学的启蒙精神相对而言的，而且是后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五四文学启蒙的对象，主要在于“个人”。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报告文学，它的启蒙重心也在于社会群体中的个人。２０年代初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或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①］或是“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②］都是对个性精神的大力张扬。这些早期报告文学的创作旨归，均在于通过启蒙个人精神、个性意识来争取民族群体的最后解放。虽然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启蒙，也是五四报告文学创作的内容之一，特别是产生于五卅运动的报告文学，其反帝爱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色彩更显强烈。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愈演愈烈，也由于革命文学运动中左倾思潮的泛滥，使得以后的报告文学过分强化了阶级意识的启蒙，而相对淡化了对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启蒙。直到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和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左联报告文学才开始强调“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③］才提出报告文学的创作应服务于“民族革命”的斗争，在抗战前夕，反帝反侵略，弘扬民族意识的报告文学，在整个报告文学园地里只占少数。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由潜隐状态跃升到激烈状态，似火山熔浆般喷发出来，民族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奋涨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④］当时民族矛盾已居主导地位，反侵略的群体利益刻不容缓地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个人的价值应从属于群体价值，唯有达到整个民族的觉醒，争取到整个民族的解放，才谈得上个性的觉醒与解放。因此，抗战文学必须强调和突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召唤下，抗战报告文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学新的启蒙重心已不在单纯的个人，而是涵指整个民族群体。 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生命力中原始强力的勃发，依赖于传统的民族忧患精神的发扬。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以最严肃的态度，迅速报告了敌人的暴行及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祸殃，传达出了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信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这首先是一批摄录日军狂轰滥炸下中国人民血肉横飞惨状的报告文学，如再现广州遭受空袭后真实情景的《广州受难了》（燕军）、《遇难者的葬礼》（草明），反映长沙被炸后情形的《十月十九日长沙》（王西彦）。还有些作品，如妆尚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屠杀我平民百姓的种种暴行。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记述了华北妇女“遭遇了而且正在遭遇着历史空前、举世无比的悲运”，都强烈谴责了日军不分老幼、不分死活的奸淫罪行。另外，一些报告文学还着重反映了日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上海一日》中反映难民痛苦凄惨生活的《悲惨世界》、《覆巢》、《露宿街头的人们》和《一个精神病者》，司马文森倾诉难民有家难回痛苦心理的《野火》，描述疏散女壮丁不幸遭遇的《三个女壮丁》，以及丘东平痛惜一个美满和谐的中国家庭在战火中破碎的《吴履逊与季子夫人》……这些作品，或是揭露、指斥敌人的残暴，或是哀诉战乱岁月生离死别的苦痛，真可谓是用血肉凝聚成的文字，是为我们民族的厄运发出的深长嗟叹。 在国家危难，生灵涂炭的时刻，不少报告文学作品提醒国人要对自己的民族弱点进行反省、批判。只有扫除国民劣根性，我们的民族意识才能得以大力张扬，抗日战争才能赢得最后胜利。在抗战报告文学的历史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幅睡民图：农民张金宝冬夜替日寇巡逻，被俘后问他投敌缘故时，他答道：“我不知道”（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被中国防空部队击伤的日机被迫降落在大同城外，而“附近村民都围着看新奇，看着日本飞机师从容把飞机修好，安然飞去”（范长江：《吊大同》）；“诗人”叶绿菊身在抗日军营而心在“亭子间”，始终视己高出普通士兵一等，终日只知道吟诵古诗句，哀叹“孤独”（骆宾基：《诗人的忧郁》）。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时尚有一些国人自私、卑怯，对民族的抗战冷漠置之，毫无民族意识可言。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揭露了电影院主对难民毫不同情、苛狠如敌的丑恶行径。溪映的《未死了的英雄》写道：伤兵医院“房子三百间，一百几间为医院人员所占有，……剩下的才让给一千以上的伤兵”，而为国负伤的伤兵们却在那儿无人照顾，无饭可吃。某城县长风闻五十里外的徐州遭到空袭，竟置全县人民生命于不顾，“身先士卒”躲进防空洞三天不敢出来（陶雄：《某城防空纪事》）。更有甚者，便是我们民族劣根性中奴性思想的恶性膨胀。范长江等人的报告文学集《西线风云》，就曾着重指出了汉奸的卖国给中国抗战带来的恶劣影响。以上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民族直至全民抗战时期，仍有一些人缺乏团结一致、自尊自重、清醒而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时代需要报告文学给他们注入唤醒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的清醒剂、兴奋剂。 抗战报告文学对民众反帝意识、民族意识的启蒙，除了激发民众的民族忧患精神，以及自省民族的落后心理，针砭现实生活中少数缺乏反帝意识、民族意识的事象之外，还发掘和肯定了绝大多数民众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所表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司马文森的《ｗěｎｇ＠①江的水流》写道，日军的奸淫烧杀促使世代为仇、械斗了六百余载的ｗěｎｇ＠①江两岸的陈家大姓的子孙们，从极度痛苦中进行深刻的反思，“勾销了六百年来传统的仇恨”，从此揭起了团结反抗的救亡战旗。萧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则选择典型材料反映了边疆人民为打通“国防大道”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整个施工过程中，由于生活困苦、瘴毒流行而病死的，“因昏晕而掼下江的”，“误踏到炮眼上，崩成粉末的”，不计其数。民工们“铺土、铺石，也铺血肉”，终于完成了这项对坚持抗战至关重要的伟大工程。从中可以看到，抗战时期绝大多数民众已经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正在竭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以奉献抗战事业，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涨程度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鲁迅一生致力于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那杀人场上将脖子伸得象鹅颈似的“看客”，一直为他所深恶痛绝。相比较而言，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觉悟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大多自觉地将自我情感、个人利益融入了全民族的情感和意识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再是冷漠而无聊的看客，而是投身抗战洪流的战斗者。当时解放区的许多报告文学，就反映出边区人民牺牲小我以成全大局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风貌。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报道了一个老头送四个儿子参军的动人故事，感慨这老头子“懂得有国比有儿子还重要”的道理。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这样描写了八路军过村时的情景： 作烧饼的老头子把正在做出来的烧饼全部交到我们营长手里。一个七十多岁的妇人，含着泪，把两个煮熟了的鸡蛋塞给我们当中一名年青的战士，“这是去年的鸡生的，”她说，“我穷人家就没有别的什么了！”……有个壮丁抱着一头白色的兔子，说这是他父亲临死的时候给他剩下的、唯一的财产，他现在虽是贫苦到顶了，但还希望八路军能够收下它：它是能够做一味美菜的，……这和当年百姓视兵如匪，兵到民逃的兵民对立景象，显然有天壤之别。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动人的场景，是因为抗战时期血与火交炽的现实，使得广大民众之间升腾起一股融融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感情，民族意识的觉醒，已使军民关系变得十分融洽，使得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感情维系。《平原上》（葛陵、朱寨）、《谁是区长》（林采）等作品，就细致描述了边区人民在敌人屠刀下“认亲”的感人场面。他们和当年鲁迅笔下的无聊看客相比，思想境界有多么巨大的差别！ 农民，向来被视为“散漫”、“自私”、“狭隘”、“目光短浅”，而上述作品正反映了中国众多普通农民在抗战时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赤诚，体现出农民思想上的巨大飞跃。此外，那些抛家别雏、北上抗日的南国知识分子（杨朔：《潼关之夜》）；那些虽精疲力竭，却仍毫不畏惧地与敌展开殊死拚杀，直至为国捐躯、遗尸沙场的普通士兵（骆宾基：《一星期零一天》）；还有那些“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破除了杀戒，用钢刀来保证‘如来’之爱”的和尚与喇嘛（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在这些国人身上，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自私、麻木、奴从的国民劣根性，他们经过战火的淬炼，成了勇于抗争的倔强者。他们是抗击侵略者的主要力量，是肩负着时代重任的“阿脱拉斯”型的人民。抗战报告文学塑造了一组抗敌保国的英雄群像，以此对民众进行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的启蒙。它们炙烤着当时每一个具有爱国良知的中国读者的灵魂，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抗敌激情，坚定了他们奋勇抗敌、保家卫国的决心。 必须指出，抗战报告文学在启蒙反帝意识、民族意识过程中所发扬光大的爱国主义，不是传统的忠君保民的爱国主义，而是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将国家尊严、国家利益与人类总体尊严、总体利益相结合的广泛的爱国主义。同样，抗战报告文学所弘扬的民族主义，也截然不同于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国民党御用文人所鼓吹的实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而是将反对日本侵略者与反对世界法西斯主义，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独立与争取各国人民的自由、解放相结合的广义的民族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正契合抗战时期的现实需要，是抗战报告文学启蒙意识的重要内涵。 二、反封建意识、民主意识的呼唤 历史经验表明，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后胜利，不仅有赖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最后胜利，也有赖于继续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在这一点上，抗战报告文学继承了五四报告文学的优良传统，担负起了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的启蒙主义任务。 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中国人民从未真正享受过民主的权利。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也并未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资本主义民主，辛亥革命后的一连串政治事件，诸如袁世凯窃国、独裁、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的军事独裁等等，都只是不断变换的专制统治，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直到全民抗战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政府实行蒋氏王朝专制，使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举步维艰，同时也大大阻碍了中国抗战的进程。著名作家沙汀曾指出：“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这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出乎情理之外的幻想。”［⑤］具体到抗战文艺上，则如茅盾所言：“我们需要激昂慷慨、悲壮英武的内容，但我们也需要嘻笑唾詈的内容。抗战文艺的题材应当广博而复杂，什么都有。”［⑥］抗战报告文学在弘扬民族整体意识的同时，也应通过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反民主、反自由的丑恶现象，将“吃人”的罪恶与淋漓的鲜血展示给广大读者，以唤醒广大民众的反封建意识和民主意识，踏上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道路。 首先，国统区的报告文学，反映了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黑暗社会状况。野渠的《伤兵未到以前的一个后方医院》，以浓墨重彩披露了国统区医疗卫生部门的黑幕。这个医院一百多人中，只有一个医生是正式医生，其他从官长直到伙夫，大部分是院长的亲属——宛若一个“后方家庭医院”。而院长及医务主任之流，就在这个封建小王国里假抗战之名，行大发国难财之实。整个医院在伤兵未到以前已是腐败不堪、黑暗透顶，可想而知伤兵到后又会是何种景况。唐其罗的《沙喉咙的故事》，揭露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政权假借征兵抗战的名义，向农民肆意敲榨勒索，造成了广大农民家破人亡的滔天罪行。萧乾的《林炎发入狱》，控诉了国统区保长私卖公田、滥派爱国捐税，并诬陷、拷打爱国人士的恶行。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大后方的现实生活中，虽然也出现了抗战的条文与命令，抗战的组织等等，但那一切只不过是封建旧势力进行压榨和掠夺的新手段而已。在抗战时期，中国社会仍然活跃着代表封建时代的人物，仍然面临着反封建斗争的艰巨任务。大后方的这种种“卑污”、“阴私”和“贪婪”，是销减民族斗志的鸦片，是破坏民族凝聚力的毒剂，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拌脚石。上述暴露性作品与抗战初期“讴歌”、“赞颂”性质的报告文学虽有不同，但它们陈列种种反民主、反自由的丑恶与黑暗，是希望摘除长在民族肌体上的毒瘤，扫除抗日道路上人为的障碍，表达广大民众要求民主自由的意愿。因而，它们同样具有重大的新启蒙意义。 其次，国统区的一些报告文学，还反映了广大国统区人民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非人生活。李乔的《饥寒褴褛的一群》，展示了国统区兵役制度的黑暗：３００多名壮丁被抓去，即将走上杀敌的战场，他们是光荣而值得尊敬的，可是那个押送壮丁的军官却将他们视为草芥，竟把他们的生活费买了鸦片做生意挣大钱，壮丁们每天只能喝上“两碗清得象米汤似的稀饭”，最终“愁苦的闭着两只眼睛，躺在路上、草丛中，正在给野狗、老鸦贪馋的饱餐着”。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和《“活魂灵”的夺取》，反映了广大难民在国民党官僚榨取下的痛苦生活。“互颂收容所”名为５００人，实际不过３００人，有２００人的缺额可以贪污；难民们一日两顿，每天的“十六两”被减成“十四两”，而且“要比囚饭吃的少三两”。正如鲁迅先生曾经沉痛指出的，“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⑦］即使是在全民抗战时期，千百万中国人民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不但不被当作人，甚至不及牛马。在灾难深重的抗战中，要争取民主，首先要争得做“人”的权利，如果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民主不过是空谈而已。上述作品，正是为奋力搏杀中的中国人民，展示了自己被奴役和被“吃”的悲惨遭遇，启发他们争取做一个人的觉悟，进而激励他们走上了继承五四传统，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之路。 与上述暴露性报告文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如周而复的《晋察冀行进》、《冀中一日》中的部分作品，沙汀的《敌后琐记》，以及李公朴、黄炎培、赵超构等的延安访问记，都热情地介绍和赞颂了解放区的民主建设成就，表达出解放区民众在民主意愿实现后的欣喜之情，在客观上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民主建设树立了先进的典范。 周而复在《晋察冀行进》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晋察冀边区的民主政治。他认为“象这样以人民为主的政治生活，孙中山先生追求了四十年都没有成功，……经过八年的抗战，……全国人民的希望，孙中山先生的理想，首先在解放区实现了。”文中还以“地方性的联合政府”为题，报道了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５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员的选举，盛赞这是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选举”。《冀中一日》中的《我和县长》（王宝顺），描述了一个在边区民主政治下产生的新型县长的形象。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历来是官僚地主统治平民百姓，官僚地主是老爷，平民百姓是奴仆。而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干部却是民众选举出来的，他们奉公守法，热心公务，与群众平等一致，堪称人民公仆。 除了反映边区的民主政治成就外，解放区的报告文学还从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的角度，反映了民主思想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深入人心。《小夫妻》（宋之的）写的是抗战前后一对夫妻家庭关系的转变。战前，丈夫铁蛋夫权思想严重，妻子大妞自从嫁到铁蛋家就没有地位，没有爱情。抗战开始后，大妞积极参加妇救会，热心于各种抗战活动，终于赢得了和丈夫平等的家庭地位。《冀中一日》中的《小翠也自由了》（杨林）、《淑清》（洁卿）和《冲出了重围》（齐诺），也都真实地勾画出边区妇女勇于砸碎封建婚姻枷锁，积极投身抗敌洪流的战斗英姿。这些作品，是继五四之后对民主、自由意识的再启蒙，它们对那些正极力摆脱封建旧习俗、旧道德的束缚，争取婚姻自由、人身自由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既使中国民众经受了一次大劫难，也荡涤了全民族的思想灵魂，使民众空前地团结一致，民众反帝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对于我们民族的这一自我觉醒，抗战报告文学是作了很大贡献的。它在战时状态下，为时代和人民而写，继承了五四报告文学启蒙主义的优良传统，发挥了巨大的新启蒙效用。那外族入侵的烽火岁月尽管早已逝去，但中华民族所焕发出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却已做为一种精神遗产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由此，启蒙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抗战报告文学，便具有了永恒的价值。 ①瞿秋白：《饿乡纪程·跋》，见《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②瞿秋白：《赤都心史·序》，见《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③见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转引自马良春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④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自序》，见《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三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⑤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见《沙汀文集》第十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⑥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载１９３８年３月９、１０日广州《救亡时报》第１５４、１５５号。 ⑦鲁迅：《灯下漫笔》，见朱德发、韩之友编《鲁迅选集·杂文卷》，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原载：《学术研究 》199504 原载：《学术研究》1995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