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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发生、变化、发展着的，进而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由儒、道、佛三家构成。其中佛学虽然传自异邦，进入中国后，最终成为无法与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学相抗衡的非主流文化，但却以其博大精深的学理、丰瞻深厚的人生哲思，主心主情的艺术亲和力和警世关怀的包容性，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对包括作家在内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影响更为直接。考察中国古代作家，几乎没有不受佛学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无法绕开佛学与文学关系这一课题。但是，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回顾、总结和研究中，虽然也有人对譬如丰子恺一类的佛性作家作过专题考察，然而从佛学与文学关系视角来对中国现代文学作整体的、宏观的考察，迄今鲜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中国现代文学虽然由于时代、社会的变化，与佛学的关系远没有中国古代文学那样紧密，但这种影响仍然存在，既体现在某些作家的思想、人格、个性中，又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而这又恰恰表明了：处于“西风东渐”的历史时代的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学，接受的影响不仅是西方文化，同时还有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因此，完整地把握、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必须考察这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及其结合。谭桂林的博士论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正是从“文学与佛学关系这一独特视角，考察了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独特的影响。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学拓宽了方向，也开拓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新领域、新境界。然而，正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比起其他从人生哲学、美学思想等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难度要大得多，因而在众多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百年总结著作中更显出其独特价值。正如王富仁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条件之下发展起来的，佛学的影响也取着极为特殊、极为曲折的形式。面对这一艰巨的研究课题，谭桂林的这部论著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的开拓性，在于它做的是披荆斩棘的工作，是翻耕这块生地的工作。” 作者“翻耕这块生地的工作”是这样开展、进行的：首先，在晚清文学改良与佛学复兴思潮关系的背景下，从家学与生活环境的熏染、近代维新派大师的直接师承、古典文学情趣的浸润几个方面考察了现代作家接受佛教影响的历史文化渊源；尔后从作家对佛典之文学性的亲和、佛教菩萨行观念对作家人格结构的影响、作家从佛教中获得对于人生苦难的慧悟与超解，对于社会人生实际问题的启悟等方面阐述了佛教对现代作家文化心理、人格构成所发生的功能，并考察了由这种功能而产生的现代作家与佛教关系的四种模式，即信念型、修养型、研究型和实用型。在这一部分，作者还从儒、道、佛三种文化之间、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融互补关系角度，考察了现代作家与佛学关系的时代特征。总之，这一部分属于宏观考察、文化阐述，显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这个大题目，是十分必要的。但既然是谈文学与佛学关系，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文学文本，只有建立在对文学文本思想情感意蕴和艺术审美特征精细入微分析基础上的对两者关系的阐述，才会是贴切的，避免可能出现的两者关系的游离与牵强附会，故作者在该书的后半部即转入对现代文学主题的佛学分析与现代作家的佛教美学思想分析。作者选取了俞平伯、许地山、丰子恺、鲁迅、周作人、施蛰存、废名等既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又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和某些虽然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但其创作明显受到佛教影响的作家为典型个案，从人生哲学、情感意蕴、审美体验、表现手法等方面分析了他们的作品中所体现的佛教的思想和精神以及佛教美学形态。正是这种与前述宏观考察、文化阐述相得益彰的微观考察、美学阐述，使我们真正领悟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别致的情趣，一种别致的韵味，一种别致的境界，使得汲汲于同时代政治与社会问题紧张对话的现代文学多了一点关怀心灵的深邃，一点讲究情趣的空灵，也多了一点向着人性深处搏击的力度。” 中国20世纪文学是在时代、社会的巨大变革、转折中，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和各种思潮流派的互渗中形成、发展的，因而为研究者从不同背景、不同视角、不同参照系、不同价值体系去进行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考察其与佛学的关系，虽然只是这多元研究中的一元，但却具有其他研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诸多现象、个案，譬如：主张积极抗争的鲁迅为什么会有《野草》这样反抗虚无与体验死亡的“独语”之作？许地山为什么会有“落花生心态”？胡适、周作人等人为什么会集“叛徒”与“隐士”于一身，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游移？丰子恺为什么独独将儿童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在大变革的时代里，为什么有些作家仍然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与自我对话？为什么像废名等作家的艺术审美重在表现主观、混沌、模糊？周作人为何宣扬“文学无用”？郁达夫“颓废”背后的心理底蕴究竟是什么？——这一切如果不从文学与佛学关系、不从佛学对现代作家影响切入，就很难讲得清楚、透彻，给人以信服的结论；当然，如果把这一切完全归于佛教的影响，显然也是片面的、夸大的。作者在写作此书时对此是有着自觉意识的，是掌握了分寸感的。他认为现代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大致包括在三个方面：一是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在作品中表现一些接近佛理的人生思考和生存感受，二是作家将佛教文化作为一种研究分析的对象，用一种或多种方法对佛教文化中的某些问题进行解剖与透视；三是作家对于佛教文化景观的文学性描述。这种概括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虽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由于受论题的影响，有时对佛教对作家影响不免有夸大、渲染之处，但总的来说是贴切的，而其给予人的新感受、新启发，开拓出的新视野、新境界，则是我在阅读其他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中所没有获得的。 而且，该书的意义在我看来还不仅在此20世纪过去了，我们已进入新世纪，但历史仍然在延续，20世纪文学中关于科学主义与个性主义、工业文明与人性的解放、对社会关注与对自我关注之类主题在今天的文学里不仅仍然在延续，而且随着科技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商业社会的不断膨胀的人的物欲化、世俗化变得更加尖锐、深刻。我们在感慨现实生活里诗意消失，人的内心神性丧失的同时，也深感文学的日益现实化、鄙俗化，返观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无法否认废名所说：“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儿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与佛学的关系，无疑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某种思想精神资源，让我们的当代作家心中多一点“佛性”吧，因为，——如史铁生所说：“佛仅仅是信心，是理想，是苦境中的一种思路，是苦难里心魂一条救路。”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4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