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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中，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是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观点，但是，这一观点却实在是对儿童文学的本质，对儿童文学的生成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根本误识。儿童与儿童文学都是历史的概念。从有人类的那一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在人类的远古时代，儿童被看成小猫、小狗那样的存在。在中世纪的欧洲，成人对于儿童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成人对儿童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在人类历史上，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儿童文学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儿童文学与一般文学不同，它没有“古代”而只有“现代”。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的受动性现代发蒙 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之所以不是能动的而是受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性质。最早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都属于“内源型”，而走入现代化进程的最初的诱发和刺激主要来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的国家的现代化，则属于“外源型”。毫无疑问，中国属于后者。 “外源型”现代化当然是在“内源型”现代化的文化传播中进行的。中国的现代化的真正启动是在19世纪下半叶，如果说，仅靠西方的现代化示范还不足以彻底打破清王朝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大梦的话，那么1840年广东海面上的英国战舰的炮声则令中国的有识之士清醒。在中国的现代化启动上，民族的生存挑战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外源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性质，不能不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成体质发生根本的规定。历史的事实在说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是受动的而非能动的。 在晚清的现代化启蒙思潮中，梁启超是最主要和最活跃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具影响的思想，体现在1898年维新失败以后至1903年以前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引介西学的文章中，其中，《卢梭学案》一文直接承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里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说：“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夺也。”在文学传统丰厚的中国，儿童的文学之所以迟迟不能产生，根本原因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父为子纲”的儿童观的压迫。梁启超正是因为接受了在发现儿童上先声夺人的卢梭的思想，才使自已的思想中出现了现代儿童观的征兆。 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人的精神素质问题。清醒意识到这一点的梁启超提出了有名的“新民说”，并将文学作为手中的武器。正如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文所显示的，他对少年人抱有莫大的信心，将希望寄托于少年人的生命形态上，因此，当他以文学“欲新一国之民”时，自然将儿童读者也纳入视野中。他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终业式》等诗歌，还有他作为主编的《新小说》上发表的他人译出的可供儿童阅读的小说，都显露出儿童文学的前意识。虽然性质不同，但梁启超的活动还是令人想起17世纪英国清教徒们对儿童的那种责任感。 1908年11月，孙毓修编辑的《童话》丛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童话》丛书以崭新的面貌，划时期地将自已与以往的具有儿童文学要素的读物区分开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儿童文学读物。 《童话》丛书具有明显的“外源”性质。在《童话》丛书历时15年出版的102种作品中，外国（基本上是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的编译多达64种，中国历史故事36种，疑为创作的两种。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编写的中国历史故事都无法与西方作品相比拟。编写的中国历史故事既不具有原生性，也缺乏西方童话那种吸引儿童读者的艺术魅力。因此，在当时尤其是日后，《童话》丛书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几乎全部被西方童话所涵盖。 《童话》丛书已经显露出中国的体质对外来的现代化形态─儿童文学的不适应性。丛书的两位主要编撰者孙毓修和茅盾往往在西方故事的后面赘上教训的尾巴，结果损害了原作；茅盾编写的中国古代故事，也存在着认同甚至宣传封建思想意识的问题，比如，宣传人固有身份高低之分，须安于“天生如此”之现状的顺民思想，这是完全悖逆于现代关于人的观念的；就是丛书中被认为是茅盾创作的《书呆子》，表现的也是因为“现在人心不古道”，所以劝谕儿童用功读书的陈腐思想。 《童话》丛书启示我们，儿童文学作为西方现代化首先创造出的新的文学样式，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容一方的内部环境的现代改造是至关重要的。对文化传统中实用、功利和载道思想浓厚的中国的儿童文学而言，对自身体质中的思想观念、教育观念、文学观念的变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现代化传播中，后进国家的外源型现代化必须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如此才能超越模仿、照搬的层次，建设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中国儿童文学在晚清的发蒙，基本上依靠的是西方文化的简单引进，还没能生发出自身的能动性，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 主体的现代性建设 我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五四”时期是一个加速期，是一个耸起的高峰。在“五四”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依照对现代化的理解，尝试重建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创刊时为《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敬告青年”，惟有作为社会机体上的新细胞的青年们，既具有青年体魄，又有“新鲜活泼之价值”观念，“吾国之社会”才有“隆盛”的希望。陈独秀认为，新的价值观应该包括“六义”：在思想意识上具有以个人为本的人权平等观念；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进化观念；在人生态度上具有进取观念；在民族观上具有开放的观念；在生活观上具有合实利观念；在知识上具有科学观念。很明显，“五四”启蒙思想家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造置于国民（尤其是青年）的人格、素质、价值观念更新的基础上。而陈独秀作为新价值观念标准所提倡的“六义”，则正是西方现代精神的思想基础。 新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这位“五四”新文学领袖明确地意识到，文学革命要分两步走，“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1]。文字改革就是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这个貌似简单的语体变革问题，其历史意义不仅超过了当时论争双方的想象，而且也能淹没近年来一些人对文字变革的指责声音。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前结构，可以先定地制约使用者的情感和思维逻辑。白话文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语体。主体性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五四”时期诞生的，它是新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儿童文学立场上看，白话语体之于中国儿童文学具有本体意义，因为儿童文学所要表现的儿童生活和心灵世界从来就是白话文所构筑的世界，而文言文与儿童生活和心灵世界是隔绝的。中国儿童文学拒绝文言语言系统，就是拒绝一个不属于儿童精神甚至扼杀儿童精神的一个旧文学世界；呼唤白话文学，就是要拥有一个全新的属于儿童的文学话语系统。 当然，正如周作人所深刻认识到的，“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在思想改革方面，周作人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他的“人的文学”的观念的提出，填补了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留下的新文学思想内容的空缺。沿着“人的文学”的思想逻辑，周作人又以《儿童的文学》一文为中国儿童文学提出了纲领性的理论构架。周作人所倡导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新文学倡导的白话文，打碎了禁锢着中国儿童文学生成的“父为子纲”的儿童观和文言文这两大桎梏，是为中国儿童文学诞生所进行的文化环境的现代化改造。这种革命性的改造，虽然也是为西方现代化所推动和启示（胡适倡导文字改革，曾以西方国家的语言变革为理论依据；周作人的儿童观则深受西方儿童学、生物学上的进化论、英国浪漫派诗人和日本白桦派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新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自身的创造力。 “五四”以前，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所以只停留在对西方儿童文学的编译的层次并在编译中塞进了中国式的旧思想的教训，所以改写出的中国古代故事缺少新文学（儿童文学）的新质，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对中国儿童文学所依存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而“五四”时期由于上述思想革命和语言革命，继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诞生之后，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才终于拉开序幕。 两个“现代”：理论与创作的错位 历来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都忽视了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和确立期存在着两个“现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由于外源型现代化作用的结果，中国儿童文学不具备西方儿童文学先有创作后有理论这一文学发生、发展的常规性，而是呈现出先有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次有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再次才有中国自已的儿童文学创作这一特异的文学史面貌。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期和确立期，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理论与以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冰心的散文集《寄小读者》之间，存在着明显而重大的错位。 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文学理论是学习、借鉴西方的产物，其核心思想是与西方儿童文学精神同根而生的。周作人于1918年4月19日曾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组作过《日本近30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他批评了梁启超们在倡导“新小说”时，对外国文学“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出：“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2]正是因为不惮以西学为体，周作人才在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中，彻底颠覆成人本位的封建儿童观，树立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 “儿童本位”中的“本位”一语，虽然是周作人从日语拿来的，但是“儿童本位”思想却毫无疑问地是西方儿童文学的思想。“儿童本位”思想经卢梭发现、浪漫主义歌吟，再由安徒生、卡洛尔、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加以儿童文学化之后，已确立了在西方儿童文学中的正宗地位。周作人以西学为体，移植到中国土地上的“儿童本位”思想，理应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立身之本，其现代性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何以叶圣陶和冰心的儿童文学创作会偏离“儿童本位”的现代性立场，滑到另一个“现代”基点上去呢? 其实，叶圣陶在创作儿童文学之前，曾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文艺谈》，其中已表露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思想，而他最初的几篇童话创作也显示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意欲。但是，叶圣陶的童话创作很快就由“梦想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3]质变为抒写“成人的悲衰”。叶圣陶童话中的“成人的悲衰”正如郑振铎在那篇著名的《〈稻草人〉序》中所说的，是“已造极顶，即他所信的田野的乐园此时也已摧毁。最后，他对于人世间的希望便随了稻草人而俱倒。”[4]郑振铎在该文中将西方儿童文学作品《水孩子》（金斯莱）、《快乐王子》（王尔德）、《一个母亲的故事》（安徒生）视为与叶圣陶的童话同质，作结论说，“现代的人生就是这样”。从而无条件地肯定了叶圣陶的童话创作。 其实，不论是对“现代人生”的感受，还是童话对“现代人生”的表现，叶圣陶与金斯莱、安徒生之间都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看不到当时的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西方儿童文学与中国儿童文学的不同性质，找不出“儿童本位”理论与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儿童文学创作之间发生错位的最为根本的原因。 确如郑振铎所言，金斯莱的《水孩子》描写了扫烟囱的孩子汤姆在人的社会里受到的冷酷待遇，但是，正是这个汤姆在变成水孩子，经历了一系列奇遇之后，在童话结束时，成了一名“能够设计铁路、蒸汽机、电报、步枪等等”的“大科学家”（《水孩子》的故事预示了英国儿童从童工生活走向学校生活这一历史命运的转变）。而童话大师、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安徒生，虽然在自已的作品中讲述了种种人生的苦难，却仍然在苦难的人生中讴歌着希望。可是，叶圣陶面对苦难的人生却以“稻草人倒在田地中间”这一意象，表现了对希望的无法保护。再看王尔德的悲衰的《快乐王子》，其结尾是天使将快乐王子的铅心和死去的燕子带入了天国，多少还给人留下一些安慰。与之相比，叶圣陶可谓走得太远了。 儿童文学是对人生持着乐观主义精神的文学，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儿童文学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在儿童文学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在自已的作品中灌注虚无绝望的人生信念反而获得了成功的作家。 正确评价叶圣陶童话的性质、历史地位和作用，就不能像郑振铎那样，普泛化地谈论叶圣陶面对的“现代的人生”，而必须将叶圣陶置于本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这一具体的时代环境之中。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外遭帝国主义强权侵略的屈辱，内受军阀混战（叶圣陶写作《稻草人》集子里的童话的前后，便有1920年的直皖之战、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殃民之苦，广大民众挣扎于贫困和饥锇之中。处在这样一个看不到生活出路的时代，作为“五四”文学革命退潮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叶圣陶本人正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叶圣陶的心中发生苦恼甚至绝望，正是自然的结果。要求“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叶圣陶在那样的时代，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却在童话创作中强颜欢笑，是绝对不可能的。 瑞典著名的社会文明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爱伦.凯说过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言：“18世纪是人的世纪，19世纪是妇女的世纪，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她在1900年出版了著名的《儿童的世纪》一书，探讨儿童的权利和教育问题，并期待20世纪能成为“儿童的世纪”。站在20世纪的门槛上，爱伦.凯已经看到露出曦光的（西方的）“儿童的世纪”。但是，在20年代的中国，虽然由于“五四”新文学导入西方的儿童学和儿童文学，少数新文学知识分子借西方观念，发现了儿童，但是，20年代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非儿童的时代。广大的儿童非但不能享受学校读书生活，甚至于连温饱的生活都不能得到保证。这是一个没有真正的童年的时代。我们听听王统照的《湖畔儿语》，感觉一下刘半农笔下的一个幼年儿童的《饿》，便知道，儿童文学之于20年代的中国，实在是太奢侈了。当然，在西方，20世纪之前，儿童文学也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儿童的享用品，但是，西方不仅中产阶级的数量发展极快，而且进入了20世纪，下层社会的儿童也很快面对儿童文学伸手可及。儿童文学的生存极大地依赖着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与经济生活有密切的联系。而20年代的中国，很难给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一个可以滋养西方式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的感性体验。因此，以叶圣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儿童文学创作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西方式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它也具有主体性，但只停留于观念的层面）之间的错位，便成了一个不可躲避的命运。 再来看看冰心。与叶圣陶一样，冰心也是“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家。她的《寄小读者》是一种独特的儿童文学。它的创作形态恰与冰心《离家的一年》、《寂寞》、《六一姊》等“写儿童的事情给大人看”的小说相反，是写大人的事情（经历和心境）给儿童看的。在成人本位的儿童观刚刚开始松动的时代，冰心的《寄小读者》敞开心扉，站在平等甚至是自谦的立场上，与儿童读者进行真挚的情感交流，表现出了对儿童的尊重。在《寄小读者》中，冰心以诗一般的抒情笔调，歌吟着童心、母爱、自然以及故国之爱，宣扬着她的“爱的哲学”。应该说，童心、母爱、自然是儿童文学历来所亲近的主题，它们与儿童生活很容易产生密切的联系。但是，这只是一般而论。以它们为主题的作品能否成为典型的儿童文学，还要看作家表现这些主题时所采取的立场。 很显然，冰心的《寄小读者》在看取童心、母爱、自然时不是“以儿童为本位”，而是选择了成人立场。《寄小读者》的“童心来复”并非是在心态上重返童年，而是成人的乡愁。《寄小读者》的创作立场是以成人的乡愁之心去诠释童心、母爱和自然。如果冰心一直像写《通迅二》那样，通过比较具体的事件来表述自我情感，也许《寄小读者》对儿童读者来说，会增加一些可读性，可是，后来的通迅，多是断续的心理、情绪、心境的表现，疏远了儿童的故事性思维。 不仅在艺术表现上，而且在传达的某些内容上，《寄小读者》也有违儿童读者以及“儿童世界”栏的要求。冰心写《寄小读者》的最初起因，是因为她有了远行游学的计划后，三位弟弟们的学友，一共十多个少年，他们都要求冰心常常给他们写信，报道沿途见闻和游学景况。在冰心动身前夕，《晨报》的“儿童世界”专栏创刊（冰心正是这个栏目的提议者），特约冰心为儿童写游记以在专栏发表，这意味着冰心的《寄小读者》将面向广大儿童读者。不过，冰心在创作时，她心中的隐含读者，却只是自己的分别为13、15、17岁的弟弟以及弟弟的学友们。从通讯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冰心的弟弟基本是属于文学少年的。冰心自己是知道儿童读者和“儿童世界”专栏的要求的，她在《通讯一》中对小读者说：“我去的地方，是在地球的那一边。”“我十分的喜欢有这次远行，因为或者可以从旅游中多得些材料，以后的通讯里，能告诉你们些略为新奇的事情。”但是，在《寄小读者》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描写“地球的那一边”的异国风土人情之“新奇”的笔墨，作家感怀叹逝的抒情文字却往往触目皆是。冰心的话似可作为总括——“小朋友，我觉得对不起！我又以悱恻的思想，贡献给你们。”（《通讯二十七》）冰心将本应是记述“新奇的事情”的游记，写成了表现个人的“悱恻的思想”的散文。 儿童文学既然是文学，就允许作家宣泄对生活、生命的个人感叹。问题在于，冰心所表现的个人的“悱恻的思想”给人以“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感觉，它们是过剩的情感；冰心将这“悱恻的思想”“寄小读者”，是错误的读者选择，因为儿童文学并不是所有一切的成人思想都可以倾倒进去的“容器”。 对作为新文学作家的冰心创作的《寄小读者》，我感到怀疑的还有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怀旧式的故国之恋。为此，我不禁要将《寄小读者》与冰心发表于“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的小说《去国》相对照。在《去国》中，主人公青年英士留学美国，学成归来，然而，国内黑暗的现实将他的报国热忱击得粉碎。他株守半年，无事可做，却有“恶社会的旋涡”要他“随波逐流”，英士只得落泪呼喊：“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只好再次“去国”。在小说的结尾，英士依然不改报国之心，他对同船去美国留学的芳士说：“妹妹！我盼望等你回去时候的那个中国，不是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个中国，那就好了！” 冰心写《寄小读者》时，大概正是小说中的人物芳士该回国的时候。英士只有再一次失望了——中国非但没有起色，反倒更向后退了。我们当然不能责怪冰心没有像英士那样生“去国”之心，但是，在《寄小读者》中，冰心忘记了逼英士“去国”的中国“恶社会的习气”，而生出这样的赞叹：“国内一片苍古庄严，虽然有的只是颓废剥落的城垣宫殿，却都令人起一种‘仰首欲攀低首拜’之思，可爱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国啊！”（《通讯十六》）也许正是由于“五千年的故国”的“苍古庄严”，冰心做留学美国的硕士学位论文时，才不是选择美国的现代文学（比如给郭沫若的《女神》以深刻影响的，“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惠特曼的诗作），而是写下了《论李清照的词》（在《寄小读者》中，有时，我们便能感受到李清照词作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和“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意境。所以，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在《导言》中评价包括《寄小读者》在内的冰心散文时说：“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才女的心情；……”）。冰心留美时期，对中美两国的社会现实向小读者作了这样的评价：“夜间灯下，大家（指美国家庭的主人们——引者注）拿着报纸，纵谈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选举竞争。我觉得中国国民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居然脱离政府而独立。不但农村，便是去年的北京，四十日没有总统，而万民乐业。”（《通讯二十一》）诚然，《寄小读者》表现了冰心强烈的爱国情思，但是，爱国之情也有境界高低之分。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这样的令“稻草人”绝望倒地的时代，冰心安于现实的带有怀古意绪的爱国之情，与英士尽管“去国”，却依然企盼它年的“那个中国，不是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个中国”的带有变革意志的忧国（爱国）之心相比，明显是逊色一筹的。冰心在离家去国的感伤的压迫下，爱国之情已变得十分盲目。如果对冰心的爱国之情严加分析细作品味，则不能不说，这种肯定现实的爱国之情，对处于那个时代的“小读者”的思想影响，是存在很大的消极作用的。 在《寄小读者》中，冰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持着肯定的姿态。正因如此，身在儿童文学发达的国家，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冰心才告诫小读者：“愿你们用心读古人书，”（《通讯十四》）而从未生出“可喜别国的小孩子有好书读，我们独无”[5]的叹息。是否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对自家“数不尽的古诗、古文、古词”和“古人书”的痴痴迷恋，遮住了冰心领略“人家”的儿童文学的目光，抹消了学习和借鉴的意识。于是我们看到，冰心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不论是在艺术表现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上并没有因游美一遭而从儿童文学正生气勃勃发展的美国汲取任何现代新质。在冰心的《寄小读者》这里，我们看到了冰心文学与西方之间的断裂。这也是冰心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严重缺憾。 两个“现代”的意味 以叶圣陶的《稻草人》和冰心的《寄小读者》为代表的“现代”的出现，显示了作为外源型现代化的中国，在接受西方儿童文学传播时的“体质”的不适应性。叶圣陶的创作，深刻透露出没有儿童时代的中国社会，难以为作家提供“儿童本位”的感性体验；冰心的创作，则表明传统文化心态对作家走向“儿童本位”的严重阻碍。 理论的“现代”与创作的“现代”之间的错位，是外源型现代化发生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显示着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中国儿童文学是受西方儿童文学的催生而产生的。西方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儿童文学自觉接收的文化传播内容。在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满足儿童在文学上的需要这一层面上，“儿童本位”理论与《稻草人》和《寄小读者》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这是它们之间共通的现代性。但是，中国儿童文学在接受西方影响时，西方儿童文学精神更容易在理念的层面上进入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的机体，而在感性的层面上进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时，则由于中国自身文学传统和特殊的时代生活的深刻影响，而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必须分清的是，虽然叶圣陶和冰心的创作都缺失“儿童本位”的表现，而过多地渲染属于成人世界的思想和心境，但是两者间也存在着性质上的区别。叶圣陶的“稻草人”童话，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着眼于中国的时代生活，以深切的“成人的悲衰”否定和拒绝压迫、摧残儿童生命世界的黑暗社会，其内在的愿望无疑是在渴望和呼唤真正的儿童时代的到来。冰心的《寄小读者》虽然体现出作家对儿童的尊重和关爱，但是，冰心显然没有叶圣陶那种对当时的非儿童时代的社会进行批判和变革的意识，她对传统的认同，偏离了自已作为“五四”新文学作家所应采取的立场。冰心的“现代”启示我们，与成人文学相比，中国儿童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革命”更加任重而道远。 我认为，本世纪20年代诞生的叶圣陶的《稻草人》和冰心的《寄小读者》只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不具有儿童文学艺术范型的价值。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一些研究者直到今天还将它们奉为艺术的“典范”和“精品”，这种现象是值得反思的。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期和确立期，先行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没能催开同根的创作花朵，但这既不能证明这一理论是偏颇的，也不能说明中国儿童文学不需要这一理论。在本世纪20年代，“儿童本位”在西方已经成为现实，但对中国而言，“儿童本位”却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儿童本位”的现代性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是一种超前的现代性（虽然这一理论曾在当时发挥了作用）。在不适合它生长的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缺席或缓慢前行的历史时期里，它注定要被搁置起来，而一旦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加速时，它将重新焕发活力，并再次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根基。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就在证明着这一点。 注释： [1]周作人：《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第11期。 [2]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七卷《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3][4]郑振铎：《〈稻草人〉序》，见郑尔康、盛巽昌编：《郑振铎和儿童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5]周作人：《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原载1935年2月3日《大公报》，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8卷《希腊之余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03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