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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改良派思想先驱、著名政论家、学者、作家王韬，主要是以小说作家的身份出现在鲁迅著述中的。因此，就王韬社会角色、社会承担和社会贡献的多样性而言，鲁迅与王韬的联系相对单一。不过，如果将鲁迅与王韬的关系置于学术前沿思考的关照之下，其意义的折射，就会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年对近代文学的关注和观点变化而有所提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部分学者，将研究的视野向前延伸，其中，陈平原、夏晓虹二先生在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的开创性劳作，王德威先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赫然反诘，杨联芬先生“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的有力论证，[1]共同代表和引领了这一学术趋向，也开拓了这一研究思路的多种可能性。在这一背景下，鲁迅与王韬这一从来无人问津的课题，也就越发显现出挖掘价值。 王韬(1828—1897)，原名畹，字利宾，号兰卿；后改名瀚，字懒今；到香港后又改名韬，字子潜(紫诠)，号仲韬；一生使用别号三十多个，有天南遁叟、遁窟废民、淞北逸民、韬园老民等。清道光八年(1828)十月生于江苏长洲(今苏州，一说吴县)。18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中而绝意功名。22岁起到上海英国人创办的墨海书馆作编校工作长达13年之久，期间广泛接触和学习西方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1862年，因曾上书太平天国起义军遭清政府通缉，只身逃往香港。1867年随英国朋友到英国，协助翻译儒家经典，得以游历法、俄等国，还到日本留居四个月，于1870年返回香港。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并任主笔，发表大量鼓吹改良维新、变法图强的文章。此举比康有为、梁启超早二十年。1879年再次游历日本。后经江苏巡抚丁日昌的疏通，终于得到李鸿章的默许，于1884年到上海，任格致书院掌院，后专心著述。光绪二十三年(1897)病逝，终年七十岁。王韬学贯中西，知识渊博，一生笔走龙蛇，成果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据最新的研究和统计[2]王韬一生著书有40余种，大致有十类： (一)经学：如《春秋左氏传集释》、《皇清经解校刊4记》等； (二)史地著作：《普法战纪》、《法兰西志》、《俄罗斯志》、《美利坚志》等； (三)政论：《韬园文录外编》； (四)科技：《火器略说》、《西国天学源流》、《格致新学提纲》；(五)舆图掌故：《西事凡》、《四溟补乘》；(六)笔记：《瓮牖余谈》、《瀛壖杂志》、《花国剧谈》、《海陬冶游录》、《老饕赘语》； (七)文言小说：《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 (八)游记：《漫游随录》、《扶桑游记》；(九)尺牍：《韬园尺牍》、《韬园尺牍续钞》；(十)诗：《蘅华馆诗录》。对于王韬其人及其著述，后世评价不一，得到较大认可的则是张舜徽先生的评价：“清季士夫喜言洋务而又洞究海外诸邦政艺者，盖以韬为一时之选。是集(《弢园文录外编》)文字，则其鼓吹变法自强之总集也。韬文笔犀利，而气又足以振之，自足以激起一世之人。若是集所论变法、重民、除弊、兴利、禁游民、练水师、设电线、制战舰、建铁路、禁雅片诸篇，盱衡中外，勘酌古今，语重心长。其于清末政教之革新，关系实巨。抑亦考论近代史实者之重要资粮也。……韬自序谓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于古文辞之门径，则茫然未有所知云云。今观韬之文，亦实在能畅所欲言，而无不达之情，非规规于古文义法者所能及也。”[3]如果就王韬的贡献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而言，他的不同门类的著述差别十分明显。梁启超对王韬的译著评价不高，并且说“我国学界中，亦久忘其人矣”。[4]但是，王韬的文言小说的影响则明显不同，鲁迅对王韬的关注恰恰在这一领域。 王韬的小说创作始于他避居香港时期，第一部小说集《遁窟谰言》1875年完成，已知最早版本是光绪六年(1880)木活字本。1884年王韬回到上海，因“尊闻阁主人屡请”，于是“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创作了《淞隐漫录》(又称《后聊斋志异图说》或《绘图后聊斋志异》)。自1884年下半年起以单篇陆续发表于《申报》发行的《点石斋画报》。该画报系旬刊，每月只出版三期，至1887年才悉数登完，前后历时三年有余。小说当年结集成书，由点石斋书局出版石印本。1887年7月，王韬的第三部小说集《淞滨琐话》(又称《淞隐续录》)完稿，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光绪十九年(1893)王韬自校、自印的淞隐庐排印本。问题是当下许多研究著作虽然无一例外地谈到《遁窟谰言》一书，但从行文看，多数作者似乎并未见到原书，例如2006年9月出版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晚清卷》，收录作家作品完备，对于《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均引用序文介绍甚详，对《遁窟谰言》一书，却只作介绍而无一字征引。[5]仅就管见所及，涉及王韬的文章、著作莫不如此。再例如，不少中国古代小说辞典对《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都给予了较大篇幅，而《遁窟谰言》却连辞条都未设置。这些现象或许可以说明，《遁窟谰言》一书尽管还有江南书局版、《申报馆丛书》版等版本，但后来传世太少，研究者由于无所依凭才不得不或作淡化处理，或干脆留下空白。 现在还没有资料证实鲁迅最初阅读《淞隐漫录》的时间，如果以其他资料推断，以下两段时间内阅读的可能性最大。首先是在1893年，这一年因祖父科场贿赂案案发，鲁迅与周作人在小皋埠大舅父家避难，房东是大舅父前妻的兄弟秦少渔。针对秦少渔的小说阅读周作人回忆说：“他性喜看小说，凡是那时所有的说部书，他几乎全备，虽然大抵是铅石印，不曾见过什么木刻大本。鲁迅到小皋埠之后，不再作影写绣像这种工作了，他除了找友舅舅(指秦少渔)闲谈之外，便是借小说来看。……总之他在那里读了许多小说，这于增加知识之外也打下了日后讲‘中国小说史’的基础，那是无可疑的吧。”[6]其次是1898年之前的几年间。周作人回忆说：“鲁迅于戊戌年(1898)三月往南京进学堂，在这之前他住在家里，只买些古书来看，与当时出版界不发生关系，所看到的新刊物至多只是《点石斋画报》而已。”[7]联系这些回忆的几个前提史实是：一、1884年4月14日，《点石斋画报》(旬刊)创刊；二、5月中旬，王韬在上海作《淞隐漫录》自序；三、1887年，《淞隐漫录》由点石斋画报出版石印本；四、作为晚清小说史专家的阿英曾经指出：“清末自点石斋创立后，石印小说戏曲风行一时，长篇巨制，插图往往多至数百幅，至今为藏书家所珍。”[8]需要特别说明，阿英这里所说的“点石斋”并非指画报而是指点石斋书局，该局创立于光绪二年(1876)。综合以上资料推测，鲁迅1893年在小皋埠秦少渔处读到《淞隐漫录》等小说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他在1898年前由于阅读《点石斋画报》而追寻点石斋出版的小说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从现存资料看，鲁迅最早购置的王韬著作是笔记《瀛壖杂志》，系光绪元年(1875)刻本， 1928年购于上海中国书店。鲁迅购置王韬的小说集中在1934年6月，有关情况分别是： 6月15日购《淞滨琐话》，十二卷四册，光绪十九年(1893)淞隐庐铅印本。 6月26日购《淞隐漫录》，十二卷六册，系从《点石斋画报》折出，又托人重订本。 6月28日购《淞隐续录》，二册，上海点石斋画报据光绪癸巳排印本石印本。 同月，鲁迅还购得王韬的游记《漫游随录》的插图本《漫游随录图记》。以上各书至今仍存，均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9]这也就是现在已知的鲁迅购藏的王韬著作的全部。当然，鲁迅购藏的王韬著作未必就是鲁迅经眼的王韬著作，而实际情况也的确是这样。鲁迅经眼的王韬著作，在时间上早于购买。现在已知的鲁迅最早购买的王韬著作是《瀛壖杂志》，购买时间是1928年，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已经论述了王韬的三部文言小说，仅据此点以保守的估计，鲁迅经眼王韬著作也早于购买数年之久。 鲁迅对王韬三部文言短篇小说集的最重要的论述见于《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人小说及其支流》： 《滦阳消夏录》方脱稿，即为书肆刊行，旋与《聊斋志异》峙立；《如是我闻》等继之，行益广。其影响所及，则使文人拟作，虽尚有《聊斋》遗风，而摹绘之笔顿减，终乃类于宋明人谈异之书。如同时之临川乐钧《耳食录》十二卷(乾隆五十七年序)《二录》八卷(五十九年序)，后出之海昌许秋垞《闻见异辞》二卷(道光二十六年序)，武进汤用中《翼駉稗编》八卷(二十八年序)等，皆其类也。迨长洲王韬作《遁窟谰言》(同治元年成)《淞隐漫录》(光绪初成)《淞滨琐话》(光绪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长宣鼎作《夜雨秋灯录》十六卷(光绪二十一年序)，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10] 鲁迅在这里对王韬小说的评价，是典型的文学史评价。无论就小说内容，还是着眼点，以至于这段文字置王韬于小说流变中的写法，都具有十足的文学史特质。这一点与此篇目录导语一脉相承： 明初拟唐人传奇文之勃兴及禁断。蒲松龄复拟传奇文记狐鬼：《聊斋志异》。纪昀更追踪晋宋志怪为书：《阅微草堂笔记》五种。王韬志异而鬼事渐少：《遁窟谰言》等。志怪末流又坠入因果谈。[11]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从此篇起至第二十八篇共七篇系清代小说，标题分别是《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清之讽刺小说》、《清之人情小说》、《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在这七篇中，居于首位的学术成就就是小说分类，其中“清之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谴责小说”的分类和概念命名，均为鲁迅首创，并很快为学界接受成为共识。如果将鲁迅首创的“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12]加以观照，那么“清之拟晋唐小说”显然更具时间的跨度和历史的线索，因而也就更加具有“史”的特征。在鲁迅笔下，自唐至清，晋唐小说的影响和发展简洁而鲜明。他指出“唐人小说单本，至明什九散亡”，因而“绝少流传”。明初“《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13]寥寥数笔，几百年间晋唐小说的线索清晰可辨。在这一久远的历史背景下，对清代拟晋唐小说鲁迅重点例举的作品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和王韬的《遁窟谰言》等。完全可以说，只有将鲁迅对王韬小说的评价置于上述背景之下和线索之中，才能确切理解其意义所在。 关于“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这需要上溯鲁迅对《聊斋志异》的论述加以比较。鲁迅指出：“《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所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14]可知所谓“纯为《聊斋》者流”，一在题材，二在写法。如果以此将《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与《聊斋志异》比较，其中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王韬的三部小说集，在题材方面，亦即“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方面，比例上是逐渐递增的。也就是说，“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以《淞滨琐记》最多。如前所述，《淞隐漫录》曾以《后聊斋志异图说》之名出版，王韬在《淞滨琐记》自序中又说：“前录所记，涉于人事为多，至于灵狐黠鬼、花妖木魅，以逮乌兽虫鱼，篇牍寥寥，未能遍及。今将于诸虫豸中，别辟一世界，构为奇境幻遇，俾传于世。”并说“使蒲君留仙见之，必欣然把臂入林曰：‘子突过我矣，《聊斋》之后有人替哉!’” [15]可见以《聊斋》为摹本，本是王韬的自觉追求，只是由于他的才识超人，才在众多力仿《聊斋》的小说作者中脱颖而出。在写法上，王韬的小说更切近“《聊斋》者流”。以《淞滨琐话》为例，集中的多数篇章都“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写的是灵狐花妖，却使读者以为是写人间世事，及至篇末才知道主人公并不是人类。这种写法显然是借鉴了《聊斋志异》，以其中具体的篇章与《聊斋》比较，明显存在着影响和借鉴的痕迹。如《沈兰芬》就仿佛有《西湖主》的影子，《邹生》中的恋情描写，就深受《土地夫人》的影响。这是鲁迅评价王韬小说的“纯为《聊斋》者流”的又一个方面。 关于“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就大体而言，王韬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幻想和现实两大类，前者多为狐鬼花妖，后者多为风尘女子。有研究者作过统计，仅在《淞滨琐话》一书中，涉及的各地(其中还包括日本)的妓女就多达百人，由此可见王韬小说这类题材的篇幅之重，也以此显示出与《聊斋志异》的不同。王韬的小说创作所以有这样的面貌，自有社会风气的原因，对这种古已有之的社会风气鲁迅曾有专门的论述：“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故伎家故事，文人间亦著之篇章，今尚存者有崔令钦《教坊记》及孙棨《北里志》。自明及清，作者尤夥，明梅鼎祚之《青泥莲花记》，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是后则扬州，吴门，珠江，上海诸艳迹，皆有录载；且伎人小传，亦渐侵入志异书类中，然大率杂事琐闻，并无条贯，不过偶弄笔墨，聊遣绮怀而已。”[16]鲁迅这里所说的“亦渐侵入志异书类中”，应该就指王韬等人的小说。当然，对于王韬的思想、生活7和创作的因素更不应忽视。王韬19岁到南京考举人就堕入烟花柳巷，到上海进入墨海书馆，他与妓女的往来十分密切，二次迁居上海后，他仍然常常作狭邪之游。对于风尘女子体察，王韬的生活积累丰厚。表现在文字上，他的小说之外的著述尚有《海陬冶游录》七卷，《花国剧谈》二卷，均为上海妓女的专门记述。与此一脉相承，王韬小说自然也有不少才子与妓女的爱情故事，或者妓女生活的描写。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了妓女的悲惨生活，也表示出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的同情，但在总体上思想倾向比较复杂，作者一定程度的赏玩态度，自然削弱了小说的思想性。凡此种种，亦即鲁迅“烟花粉黛之事盛矣”之所指及其因由。 关于“一时传布颇广远”。泛泛而言，作品传布广远，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原因，而王韬作品的流布广远，确实有所不同，也值得重视。王韬生于1828年，卒于1897年，按照时代划分，他的一生跨越了中国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两个阶段。他接受过发展极为完备的封建传统文化教育，也接受了全新的西方文化教育，他经历了中国两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大事变，也迎来了中国未曾有过的社会形态。就所处时代而言，王韬恰巧生活在中国社会剧变的关键时期，在这方面他有别于前人和后人，作为小说作家，他也有别于此前此后的小说作家。仅以王韬与他倾力摹仿的《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相较，他们同是清代人，又同为小说作家，但蒲是不折不扣的传统文人，王是受到西学全面洗礼的近代知识分子。表现在小说创作上，两人的认识前提就相差悬殊，王韬在《淞隐漫录》的自序中的论述就很能说明这一点：“自妄者造作怪异，狐狸窟中，几若别有一世界。斯皆西人所悍然不信者，诚以虚言不如实践也。西国无之，而中国必以为有，人心风俗，以此可知矣。斯真如韩昌黎所云‘今人惟怪之欲闻’，为可慨也!西人穷其技巧，造器致用，测天之高，度地之远，辨山冈，区水土，舟车之行，蹑电追风，水火之力，缒幽凿险，信音之速，瞬息千里，化学之精，顷刻万变，几于神工鬼斧，不可思议。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利民生，裨国是，乃其荦荦大者。不此之务，而反索之于支离虚诞杳渺不可究诘之境，岂独好奇之过哉。其志亦荒矣!”[17]也正是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对小说作家有着直接影响的印刷技术和传播手段，在王韬小说创作的年代，为小说的风行给予了史无前例的助力。假设我们以《淞隐漫录》的初版时间1884年为一个时间坐标，那么以下的内容将同王韬小说的影响构成因果关系： 此前3年，即1881年，上海同文书局创办，购置了12台石印机。这是将石印技术引入上海并印刷中文书籍的开端。 当年5月，《点石斋画报》创刊。画报为旬刊，每期载画八幅，点石斋书局印行，随《申报》附送。这是以石印技术印刷中文画报的开端。 以上两项进步，直接施加于王韬的小说。光绪二十五年文贤阁石印本《续儿女英雄传》序言称：“自石印之法兴，而小说多出续本。”[18]阿英指出：“清末点石斋创立后，石印小说戏曲风行一时”。[19]王韬小说得风气之先，自1884年下半年起在《点石斋画报》连载。正因为如此，有的小说辞典才称他是“近代小说史上第一位报章小说家”。[20]历史记载表明，这种以物质文明进步为基础的历史进步，极大地推动了晚清小说的创作和发展。王德威曾经对此后不久的有关史实作过归纳：“晚清的最后十年里，至少曾有一百七十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照顾的阅读人口，在两万到四万之间。而晚清最重要的文类──小说──的发行，多经由四种媒介：报纸、游戏小报、小说杂志与成书。早在19世纪70年代，小说即为报纸这一新兴出版媒介的特色之一。中国最早的报纸《申报》8(1872—1949)于1872年即有名为《瀛寰琐记》的文学专刊出版，发表诗文说部创作或翻译。到了1892年，由韩邦庆(1865—1894)一手包办的《海上奇书》出版，是为现代小说专业杂志的滥觞。同时，在标榜‘游戏’及‘消闲’的风月小报上，小说也觅得一席之地。这些刊物可查者至少仍有32种之多，譬如《指南报》与《游戏报》；晚清红极一时的作者如吴趼人(1866—1910)、李伯元(1867—1906)且编且撰，都是由此起家。而在梁启超提倡‘新小说’的热潮后，至少又有三十余家小说出版社，以及21种以‘小说’为名的期刊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即所谓《新小说》( 1902—1906 )、《绣像小说》(1903—1906)、《月月小说》(1906—1908)、《小说林》(1907—1908)等‘四大’小说杂志。按照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98)的统计，晚清创作小说共达7466种。”[21]这些也正是王德威有关晚清小说现代性思考的基础和起点。而王韬恰恰处于上述历史的肇端，因此，鲁迅所说的王韬小说“一时传布颇广远”，就与《聊斋志异》传统意义上的传布广远存在很大区别。显而易见，无论是从王韬的思想，还是从王韬小说的传播和影响，鲁迅肯定嗅到了与此前所有小说有别的气息。 如前所述，鲁迅晚年，曾搜求到王韬小说和游记的旧版本，并分别作了题跋。这些题跋分别是： 《淞隐漫录》十二卷原附上海《点石斋画报》印行，后有汇印本，即改称《后聊斋志异》。此尚是好事者从画报析出者，颇不易觏。戌年盛夏，陆续得二残本，并合为一部存之。 九月三日南窗记。 《淞隐续录》残本 自序云十二卷，然四卷以后即不著卷数，盖终亦未全也。光绪癸巳排印本《淞滨琐话》亦十二卷，亦丁亥中元后三日序，与此序仅数语不同，内容大致如一；惟十七则为此本所无，实一书尔。 九月三日上海寓楼记。 《漫游随录图记》残本 此亦《点石斋画报》附录。序云图八十幅，而此本止五十幅，是否后有续作，或中止于此，亦未详。图中异域风景，皆出画人臆造，与实际相去远甚，不可信也。 狗儿年六月收得，九月重装并记。[22]鲁迅遇到王韬著作的旧版本肯定纯属偶然，但他能继续搜求终有所获，并重新装订，最后逐一题跋，就肯定不是出于偶然。分析这些题跋文字，可以获得以下信息：一、鲁迅十分看中书中的插图，这应该是他购藏这些旧版本的动因之一；二、鲁迅明悉王韬著作的版本关系，对《淞滨琐话》不同版本中的王韬自序，鲁迅作过比对和较勘。 对于小说的插图，王韬的文字有所涉及，他在《淞隐续录》的自序中说：“此书却已十有二卷，仍延精于绘事者，每一则为一图，渲染点缀，以附于前。合之前录，凡二十四卷。”所谓“精于绘事者”的具体所指，《淞隐漫录》插图者是吴友如和田子琳，《淞滨琐话》插图者是张志瀛。这些插图连同王韬的小说，最初都在《点石斋画报》上发表。对于《点石斋画报》和它的代表性画家，鲁迅留有久远的深刻记忆。在他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就有购买点石斋书局出版的《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到鲁迅逐渐走近《点石斋画报》的脚步。此后鲁迅在文章和书信中屡屡述及《点石斋画报》和吴友如，其中《〈北平笺谱〉序》中说：“光绪初，吴友如据点石斋，为小说作绣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书，颇复腾踊”。[23]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又指出：“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时务’──这名称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的耳目。”[24]在现代非美术专业人士的文字中，《点石斋画报》和吴友如能保持如此高的出镜率，鲁迅毫无疑问名列前茅。可以认为，鲁迅对美术的浓厚兴趣，以及他与《点石斋画报》的渊源和历史记忆，也是他收藏《淞隐漫录》等残本的原因之一。 王韬的小说曾经流传广，影响大，版本众多，有研究者统计，《淞隐漫录》的版本有：点石斋书局石印本、上海鸿文书局据初版缩本、积山书局据初版本缩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淞滨琐话》的版本有：光绪癸巳王韬自校自印的淞隐庐排印本、笔记小说大观本、香艳丛书选本、上海著易堂石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文化书社铅印本、齐鲁书社点校本等。从鲁迅题跋内容看，鲁迅除一部未写题跋的《淞滨琐话》外，所藏《淞隐漫录》和《淞隐续录》，均不属于以上版本。《淞隐漫录》是《点石斋画报》连载内容裁剪散页的合订本，鲁迅称“此尚是好事者从画报析出者”，并又委托宋紫佩重新装订。在版本意义上，这是一个绝无仅有弥足珍贵的“版本”。《淞隐续录》鲁迅在1934年曾购得两种版本，一种是6月15日购“《淞滨琐话》一部四本”，另一种是6月28日购“残《淞隐续录》”。后者《淞隐续录》显然不在前面谈到的研究者的统计之内，是光绪癸巳本之前的版本。两书所载王韬自序，系王韬于“丁亥中元后三日”(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作。题跋显示，鲁迅据两种版本对王韬自序作过校勘，发现“数语不同”。这是鲁迅围绕王韬所作工作的最后尾声。 但愿以上有关鲁迅与王韬关系的思考，能够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探讨有点裨益。 注 释： [1] 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夏晓虹《晚清的社会与文化》，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等；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2] 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德州学院学报》第19卷第5期， 2003年10月。 [3] 张舜徽《弢园文录外编十二卷》，《清人文集别录》第545页，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2月。 [4] 梁启超《诗话(五十)》，《梁启超全集》第18卷第531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 [5] 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晚清卷》第23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 [6][7] 周岂明《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回忆录〉专著(中)》第795、842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 [8][19] 阿英《清末石印精图小说戏曲目》，《小说三谈》第126页，上海古籍1979年8月。 [9]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2)》第41页。 [10][13][14][1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23、215、216、2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11]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目录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12]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15] 王韬《〈淞滨琐记〉自序》，《淞滨琐记》第3页，齐鲁书社1986年6月。 [17] 王韬《〈淞隐漫录〉自序》，《淞隐漫录》第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 [18] 转引自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晚清卷》第28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 [20] 刘叶秋等主编《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53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21]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22] 《鲁迅全集》第8卷第411、412、4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23] 《〈北平笺谱〉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4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24] 《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作者通讯处：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邮编：100034)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