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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批评家固然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有严格清醒的自省意识；但坚持公正和实事求是，特别是拥有一种严格而不失宽容，冷静而兼具开放的对话精神以及积极进取的姿态同样可贵。 20世纪80年代，有一句话在批评界曾颇为流行。这句话叫“片面的深刻”。“片面”，表示其拒绝流俗和平庸，不喜欢面面俱到；“片面”，还代表着个性、激烈、不人云亦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片面”也就意味着“深刻”，意味着读者的认同。但是，当我们在欣赏“片面的深刻”时，千万别被偏激蒙蔽了双眼。君不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便有人预言散文已走到了“末路”，散文必然要“消亡”。但后来散文的蓬勃发展，却狠狠抽了这些信奉“片面的深刻”、“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预言家一记耳光，使他们的预言成为真正的“笑柄”。因为散文不仅没有走向“末路”或是“消亡”，反而从90年代开始便一路走红，甚至一度成为“时代的文体”。这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事实。 然而，也有人对90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很不满意。在他们看来，这些散文在整体观念、精神结构和风格上没有大的改变，甚至有点像集市或赛会，简直是一团糟。举例说，早些年，在鲁迅研究和散文随笔写作上颇有成就、以思想独立著称的林贤治写过《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一文，认为90年代的散文是一种“写作和阅读的狂欢”。由于这一时期的散文没有像“五四”散文那样受到外国思潮的冲击，因此“整个思想观念，脱不开老旧的固有的河床。由于各人在按惯性写作，面貌大体一致，水平也无甚差异，故而从总体上看，依旧波澜不兴，浑涵一片”。 与林贤治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相近，散文家祝勇对90年代乃至近50年的散文在总体上也持排斥和批判的态度。在《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中，他这样写道：“散文在空间上无限蔓延的同时，在时间上却越发短命。散文界的‘繁荣’和‘热闹’几乎已经成为笑柄，它背后隐藏着一种失语，主流散文界回避了散文的实质性问题和散文创作的实质性贡献，而有意对现有的写作原则和写作秩序提出挑战的写作者，则陷入一种‘欲说还休’的尴尬境地。”此外，还有人认为当前的散文已“迷了路”，甚至已进入“侏罗纪末期”。 应该承认，上述这些对近50年散文特别是90年代以来散文的批评，的确击中了某些散文的要害，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当下散文的某些真相。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些批评都或多或少带有偏激的情绪，甚至有“酷评”的味道。也就是说，时下的这些散文批评者对中国散文是过于苛求了。甚至可以说，他们对当下散文的苛刻程度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他们一方面对当下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总体态势不甚了了，一方面又在那里指手画脚，大发宣判性的高论，却无意或不愿对具体的作品作具体分析；他们一方面对表面化、虚假化的散文写作深为不满，一方面又对当前散文创作要求太严，期待过高，甚至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理想化愿望。除此以外，他们中有的还有着严重的“经典”、“大师”乃至“崇外”的情结，只要是“五四”或外国的散文，就一定是优秀的、经典的；只要是当代尤其是当下的，再好的散文也无甚可观。请问：难道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贾平凹的《秦腔》、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这样的作品真的比不上《荷塘月色》、《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画梦录》这样的作品吗？难道周作人随随便便写下的几百字，就值得我们如此顶礼膜拜，并将之视为无法逾越的高峰吗？可见，过分的偏激不仅会蒙蔽我们的双眼，有时也是一种故作姿态的矫情。这种矫情虽不至于摧毁中国散文，却有可能消弭我们的自信和斗志，误导我们的判断。 其实，在评价中国近30年的散文时，我们既无需过分宽容，给它戴上“最好”、“最高”、“辉煌”、“黄金时期”等高帽，也没必要过于苛求，甚至是妄自菲薄，自我矮化。比如，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否定当前的散文创作，认为90年代以来的散文都是肤浅虚假的“写作和阅读的狂欢”，或者判定整个散文创作界已经集体“迷了路”，甚至是散文已进入“侏罗纪末期”，仅仅只是一个“笑柄”，便是典型的妄自菲薄和自我矮化。事实上，持此评价的当下散文创作的批评者和否定者，本身也是这时期散文“大合唱”中的一员，而且他们中有的人也确实写出了优秀的作品；换言之，他们的写作事实上也是这时期“散文繁荣”的组成部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一面勤奋地写出了大量散文随笔，主动或不自觉地加入这30年散文的“大合唱”；一面又极力贬低和否定这30年的散文。假如认为自己的散文写作毫无意义和价值，甚至有可能成为“笑柄”，他们为什么还要执著地写作，并发动一场“散文革命”呢？可见，这是另一种矫情，是一种与事实相去甚远的自相矛盾的判断。 也许否定者心目中有一个美轮美奂的散文时代，但这样的散文时代是什么样子？我希望他们能给热爱当代散文的读者描绘出来。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按他们的苛刻标准和理想化愿望，这样的散文时代永远也不会出现。 对于散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分歧，有争论，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也可以说是散文的宿命。但对当代散文特别是21世纪散文总体评价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却不得不使我们思索：第一，需要给散文“立法”，即考量优秀散文应有一些相对通约的价值尺度。如人文精神尺度、文化尺度、感情与心灵尺度、艺术尺度，这样便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指鹿为马和轻率随意。第二，辩证地看待 “创新”与“守成”的关系。“创新”意味着先锋和革命，代表了时代的潮流和文学发展的方向。但从另一方面看，“守成”也并非一无是处。“守成”即坚持、坚守、守护，它其实是一种文化姿态，一种古典情怀的凝聚。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求快与善变的时代，“守成”即坚守文学尤其是散文的传统和疆域，在我看来同样弥足珍贵。第三，由于散文是一种自由自在，包容性较大，同时进入门槛又较低的文体，因而对散文创作最好能用一种理解、宽容的心态，而不必像评论小说，特别是评论诗歌那样苛求。倘若我们拥有了一种理解宽容的情怀，再加上对优秀之作有一些共识，就不会得出诸如“笑柄”、“侏罗纪末期”、“迷路”之类的判断和结论。 毋庸置疑，我为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辩护，并不是对当下散文创作状况毫无保留地认同和赞赏。相反，我并不是一个“千禧年主义者”，我一直认为当前的散文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遗憾。然而，当改革开放30年的散文创作以一种整体景观呈现于面前，需要我去感知、审视和评判时，我还是选择了立足主流，放眼大处，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的立场和原则，对它作出了充分肯定的评价：新时期30年来的中国散文，突破了以往的创作模式，摆脱了种种禁锢，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这样的繁荣景象，即便不能说已经超越了“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但若说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却是一点都不过分的。的确，我们不能因为当下的散文有某些“泡沫”和“杂草”，因为某些文化散文有过于浓厚的历史癖，因为一些抒情散文有“过度诗化”的倾向，或因某些散文观念的陈旧保守而全盘否定它们。在我看来，一个批评家固然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有严格清醒的自省意识；但坚持公正和实事求是，特别是拥有一种严格而不失宽容，冷静而兼具开放的对话精神以及积极进取的姿态同样可贵。如果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特行，显示自己的批评高人一等而故作惊人之语，或信奉狭隘的“文化门罗主义”，将不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所有散文统统宣判为肤浅、虚假、平庸和老朽，都应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窃以为这是不足取的。因为它无法正确评价一个时期散文的总体成就，也无益于当前散文创作的健康成长。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8-24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8-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