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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物何光辉对于“息肉”这一病症刻骨铭心。术后，惊怖烟消云散。他向部下娓娓道来：“息肉是指黏膜面突出的一种赘生物，属于良性肿瘤的一种，不致命。”“但有恶变倾向，所以要及时切除治疗，治疗了，就不会成为危害。”这一赘生物附着于主人公何光辉肠体——躯体的中间部位，其后果也是一种游移的中间状态：恶变与否取决于手术切除的时机。 这块赘肉像个神秘的木楔，它将悄然开启文本的内部秘密。 如此这般地关注躯体病变的醒目存在，在作家林那北那里并不常见。文本的机巧在于，躯体病变与精神煎熬相依相随。正因此，小说展现了惊人的穿透力与包容性。《息肉》令人惊喜地将我们牵引到了“社会赘生物”这个义涵丰富的语汇上。这个词是作家敏感的独创，它（社会/赘生物）神似阿甘本所谓的“牲人”概念。在阿甘本那里，“牲人”是供奉于权力祭坛上的肉体，标示着生命价值的取向。通过政治的力量以及医学等科学话语的介入，生命的先天合法性将面临解构危机。阿甘本对于生命政治的拒斥，意在消解这一生命/权力形式的专断与无情。在小说中，“息肉”这一病症与“社会赘生物”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互文关系。至少在最初交锋的大部分时间中，何光辉将朱成民的抵抗当成是完全无意义的徒劳行为，是拖累所有人的疯狂举止。这样的行为无疑是一种社会“赘生物”。交锋接近尾声之时，此一判断已由果决转为犹疑：“一个人把这么多人都狠狠拖累了，而且已经这么久，说他是社会赘生物过分吗？这一点何光辉没有把握。”显然，这里的躯体与文化政治已构成时紧时松的隐秘关联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政治。在《息肉》中，生命政治还表现为自然躯体与社会躯体之间的一种象征性映射与对应。小说这样描述自然躯体的“为非作歹”：“一个人从头到脚分为三截，中间那一截密集纠合了一群以‘月’字为偏旁部首的零件，黏黏糊糊地绞在一起，深藏腹中。它们全不跟世界交流，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仿佛很驯服，任你怎么随身携带，其实最桀骜不驯的就是它们了，拉个肚子真是小意思。”这一自然躯体的疾病症候与社会的病变有着惊人的类似。 不过，《息肉》一直试图穿透与拆解生命政治的蛮横统制。朱成民如果仅仅是“社会赘生物”，意味着如同“息肉”一样，一个“手术”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在面临躯体病变时，何光辉选择了医学手术。那么，面临朱成名这一精神煎熬，可否采取“手术”方式一劳永逸呢？ 其实，与“息肉”扯牵的不止是生命政治，还有不时浮现的日常温情。也就是说，在文本中，围绕这一病症形成了相互抵消的两种力量：生命政治的力量与温情的力量。后一种力量的产生，源自人物性格的内部张力所培植的一种消解机制。在何光辉那里，其行为的主体方面体现出一种极为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它外化为生命形态的紧绷。而朱成民的行为，则主要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经济功利与伦理报复。在纯粹的利益层面，两者无法协调，构成尖锐的对立关系，恰如前面言及的“抗争”模式。但两人都有温情的一面，这为紧张对峙留下纾解的余地，张开了人性的豁口。在何光辉近乎先天的自保行为中，依旧存留通融的可能。他为朱成民递水，既有讨好、屈尊的意味，也有着人性关怀的流露。至于朱成民在医院院墙上的胡闹，宛如千篇一律的抵抗，其实当中暗含狡黠的温情。显而易见，日常温情俨然成为一个有效的缓冲地带，它出色地化解了生命政治导致的人伦紧张。这当中，日常温情是一种常见的耗散方式。日常温情诉诸内心，在对象的内心世界中发生最为微妙、深切的影响。正因此，它能有效突破功利—文化政治的坚硬躯壳。 《息肉》的这种温情诗学给予文坛诸多启示，或者它至少暗示了另一种可能。《息肉》所张扬的温情诗学恢复了人性的复杂与包容。温情诗学的前提是宽容人性的复杂多元，承认利益的高度分化。它甚至坦率地直面消费语境中个体原子化后的真实面孔。 原载：《文学报》2011年07月21日 原载：《文学报》2011年07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