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以20世紀80年代為參照，那麼我們不得不承認以下這些現象確實存在：90年代以後，歷史的統一論述被打破，知識分子也在分化中逐漸減弱在歷史主體位置上把握世界的能力。反映在文學上，則是“思想事件”的消退和大批文本“思想容量”的萎縮，作家在大的變局之中又缺少應對多元衝突的思想能力；市場經濟侵蝕了作家的理想並誘惑作家放棄對人文和審美的追求；儘管我們堅持認為文學在位置趨向邊緣化的同時價值並沒有邊緣化，但事實是文學對現實和社會精神生活的影響力已經減弱；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爭落幕之後，文學內部失去了通過形式、審美創新的動力。我之所以説這是一些現象，是因為這些不同側面的問題並不能拼貼成當下文學的全貌，甚至也不能由此輕而易舉地洞察文學的真實處境，即便是從一個細微之處或者個案就可以舉出與上列現象相反的例子。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些現象何以産生，作家應對的方式究竟存在什麼樣的局限並影響到文學的思想品質。 文學與現實疏離 20世紀以後，中國文學的創造力或者進步性，在若干關鍵時期，通常都是以“破”而“立”的。比如，以“新文學”對“舊文學”；放棄“新文學”的概念，以“當代文學”對“現代文學”；以“新時期文學”對“文革文學”。這幾個歷史階段當然是質的變化，但思想生産的機制卻有類似之處。作為“新時期文學”一部分的“八十年代文學”，是在對歷史的清算、批判之中開啟來路的。在這一工作基本完成以後，作家與歷史構成的緊張關係相對緩解（無疑，如何講述歷史在今天依然是個問題），而如何處理現實問題則顯得慌張、猶豫和無序。 我們已經習慣於在和某種對象的緊張關係中産生動力與思想，而90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文學和現實的關係也由於作家的不同選擇而變得多樣化。文學與現實保持了部分的緊張關係，但已經不再像當年在整體上與歷史構成緊張關係那樣，我們便會在鬆弛、減弱或轉換的那一部分，發現作家思想能力的喪失。在這樣的變化中，用觀察“八十年代文學”的視角和方法來判斷90年代以來的文學顯然有所錯位。當文學的處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作家介入現實的方式、思想取向、價值判斷等都有了不同的選擇。籠統地説，文學與現實的關係，或者説文學的思想狀況如何已經無濟於事。 在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為主體建立起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宏偉目標中，80年代的文學理想是：擺脫對政治的依附，文學回到自身；建立起人的主體性，確立“個人”的價值意義；實現文學的現代化，走向世界。這只是一個簡單甚至偏頗的概述。到了90年代以後，這樣的理想已經逐步展開，但是其結構似乎又與我們期待的不同，甚至是相反。90年代由文學知識分子發起的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雖然無果而終，但反映了一部分堅持人文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對“歷史進步”的警惕和憂思，而最終未能形成共識則足以表明知識分子道路的分化以及知識界、思想界已經出現無力解釋現實問題的跡象。90年代在某種意義上也許是一個過渡時期，到了新世紀以後，文學與現實、世界疏離的問題差不多充分暴露出來。 作家缺失應對性“內在資源” 90年代以來的變化不是單一的，而是結構性的。因為，文學的處境和面臨的問題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查爾斯？泰勒在《現代社會想像》一文指出，現代社會科學的頭等問題就是現代性本身，而現代性是一次“大融合”現象，“‘現代性’指的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融合（amalgam），包括全新的實踐和各種制度形式（科學、技術、工業生産、城市化）、全新的生活方式（個人主義、世俗化、工具理性等）以及全新的煩惱（malaise）形式等（異化、無意義、迫在眉睫的社會分裂感等）”。儘管現代性任務在當代中國尚未完成，後現代主義又在其中紛擾，但查爾斯？泰勒所説的這種“大融合”所引發的問題，正是當下文學的處境與困擾所在。 從審美的角度，我們通常把轉型時期的文化形態分成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在此，我們無法仔細區分和辨析這三者的特徵和它們間的相互關係，但我們無疑已經意識到，隨著文化形態的變化，傳統的文化等級秩序隨之改變，由於市場的建立和發育，消費文化已在很大範圍內居於社會文化、審美的中心。儘管無法用一種文化形態排斥另一種文化形態，但如何避免文學審美價值的衰退和被擠壓，確實是文學創作以及當代文化建設中面臨的問題。在工具理性瀰漫的生存困境中，在實現物質解放的道路上，文學如何成為自我實現、自我拯救的重要途徑，已經成為文學中典型的“中國問題”之一。在這個多元共生的文學時代，文化以及文學的諸種觀念、形態、特徵都以“共時態”的形式並存著。 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發現作家缺少應對現實的“內在資源”。我們需要思考的是，一直沒有喪失批判立場的作家與創作，雖然也取得了這樣那樣的成就，為什麼文學的“思想狀況”還不盡如人意，也很難産生“思想家”？對此，李歐梵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與文學的現代性及其問題》中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他談到了一些現代作家的“模糊性”特徵：一方面，在公共場合擁有宏大的歷史視野；另一方面，由於自身對現時的困惑和躊躇而缺乏一種持久的樂觀主義，從而不同於狂熱的意識形態主義者。“這種不確定的類型，為一種更主觀的藝術表達模式提供了內在的資源。”或許，這正是當代作家思想容量偏小或者缺乏思想能力的重要原因。 原载：《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07月29日 原载：《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07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