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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坂井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可以接受访谈。您在文章中时常提及作家的“心态史”，我对于您的心态史和精神历程亦非常有兴趣。或许我们的谈话，可以集中于此。 您的研究领域较宽，但是您的名字在中国往往跟巴金研究连在一起。您和山口守先生合作的中文著作《巴金的世界》，现在依然是中国研究巴金的重要参考资料。作为一个“老外”（您在文章中时常提到自己是“老外”），我非常想了解您为何兴趣集中于巴金？当时您觉得哪些方面与巴金先生起了共鸣？ 坂井洋史：实际上，我开始研究巴金，应该说是偶然的，并不是我对于巴金及其作品感到强烈的共鸣或迫使我认为“非研究不可”的积极动机才深入研究。 家父是一位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语言音韵学，家里也有一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原版本。我１９77年上大学，攻读汉语专业。记得在本科2年级暑假，为要提高中文阅读能力，我打算尽量接触原文，不管理解程度如何。家里有的是中文书，我就去找家父的书架，果然找到了解放前开明书店版《春》《秋》两本。很有意思，家里偏偏没有《家》。我阅读“激流三部曲”，是从《春》开始的。这支小小的、个人化的插曲，却也很好地说明我之研究巴金，至少在其最初阶段，缺乏积极的动机，完全是偶然的。 当然，如此最初接触的结果，如果对于巴金的作品一点都不感兴趣，那么我也很有可能把它弃而不顾，另找更吸引我的作家或作品，但是我没有那么做。既然如此，我对巴金的作品还是感到某种魅力吧。至于当时的我在巴金及其作品的哪些方面感到魅力，感到何种魅力，已是30多年以前的事，记忆也模糊了，一时无法说清楚。之后一两年中，我还涉猎了其他现代作家如沈从文、曹禺、茅盾、老舍、赵树理等作品，觉得各有独特的魅力。其中我比较喜欢沈从文，还冒昧翻译过一篇短篇。但是，我还是觉得巴金的文体比较容易理解容易接受，虽然有人说巴金的语法太欧化，作为中文不够好。总之，我觉得巴金的文本亲切些，结果阅读量也相对地多了。因为读得多，所以1981年本科毕业时，我选择巴金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也是自然的。 刘涛：我想对一个作家的认同，往往开始是偶然的，但是随着阅读和研究的开展，会逐渐发现契合之处，或于无形之中受到其影响，于是心系于他。我可以举一个例子，陈思和老师上课讲巴金时，板书巴金二字，与巴金先生个人的签名极其相似，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力量。若置于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中，您个人的开展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坂井洋史：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情况，把它放在更大的“研究史”语境中，似乎可以给予更适当的说明。我出生于1959年，1977年上的大学，这一代人，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可以归为第三代(严格地算起来，或为较晚一点)∶第一代为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人，即战前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人们；第二代为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等人。我这一代，是在第二代人的教育下成长的，跟他们也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如我的导师是丸山升老师。第一代是开拓者，没有任何基础的“荒野”上辛勤开拓研究对象和领域的；第二代或多或少继承第一代人的“问题意识”(尤其竹内的影响颇大)，加上日本的战败、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给他们以巨大的冲击。年轻时经历过如此历史大转换的他们，从“革命”“战后日本(文学)的民主化”等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把这些现实关怀意识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之“革命传统”结合起来，进行带有较浓厚“战后民主主义”色彩的研究。当然，他们的研究并不仅仅是“为现实服务”的功利化研究或将对于中国的幻想无限制地膨胀起来的主观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以极为翔实的实证主义研究风格，为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科学研究而且使它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而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的大学教育课程里面根本不存在同时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到了第二代，他们逐渐在学术界占有了地位，也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我国知识界中“体制化／制度化”做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他们第二代成为“教授”以后才上大学。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学“中国”的时候，“现代中国”“中国现代文学”早已成为“研究”的对象，在“中国学”里面占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如此历史语境究竟说明着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代研究现代中国的时候，早就不需要存在于对象之外的动机或契机之类(如第一代那样，向既有的学术格局挑战并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的雄心；如第二代那样，与同时代的“中国”建立某种认同，从中汲取研究动力的美好愿望，等等)；也就是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或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学，没有什么区别。研究巴金和研究莎士比亚，没有区别。因为它已经成为知识体制内的“学问”了。 总之，我之选择巴金为当初主要研究对象，可以说是偶然的邂逅。原来，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的种种事，偶然的因素居多。虽然如此，我们也有时候为要把这些偶然看做必然而事后苦苦寻找至少自己可以认为是合理的理由。现在的我，当然可以举种种理由来说明我为何研究巴金。其实，那不是当初的实际情况。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尽管最初与研究对象邂逅是偶然的，如果它不具备一定的吸引力和值得深入研究的丰富内涵，那么所谓研究就无法展开，也无法继续深入做下去。当然我也承认自己刚开始研究巴金时没能觉察到其“丰富内涵”。当时的我确实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但是，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化、有关中国现代史、文学史和思想史方面知识的增多，巴金越来越给我展示其“丰富的内涵”来；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处境的问题、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和文学的关系等等都进入我的视野中来了。简单一句话说，我究竟“找对了”。当然，这只是后来的感觉而已。 刘涛：您较早关注巴金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在《巴金——丰富生命的追求者》一书中，有几篇文章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您知道，巴金无政府主义这个问题在中国某段时间是忌讳。巴金先生自己也通过修改作品、变换言说方式和修辞等方式有所隐晦和隐藏。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一般不会注意到巴金先生思想的这个维度。您当时何以首先注意到巴金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联？ 坂井洋史：如何研究巴金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关联，中国和日本之间当然有差别。在日方，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基本上没有“忌讳”，虽然在某些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似乎依然存在着“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应该说，在“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已经没有任何“忌讳”，或许较为妥当。巴金早年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原是他自己也承认的事实。那么，由此出发，进一步研究其影响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也是顺理成章的、作家研究的常规吧。 但是，我们在国外进行研究时，有另外一种严重的困难，即原始资料的匮乏。战争结束后一直到90年代，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不是公开的，也不是谁都可以随便阅览利用的，何况国外的研究者呢。尤其是，涉及巴金那样有影响的作家之负面材料，我们国外的研究者，实在望尘莫及，根本没有可能参考利用。说到巴金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关联的研究，日本最早做过比较系统研究的人是已故樋口进先生，他有过一本叫《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的书。在70年代日本的有限研究条件下，他确实做到“差不多”的水平。但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大部分判断，由于第一手资料的匮乏而只能止于推测阶段，令人惋惜。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无可奈何。 至于我自己何以注意到巴金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其具体的机缘，现在记不清。但是，当时的意图却很明了。这，与上面第一个回答有关。因为我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完全“体制化／制度化”以后开始研究的一代，所以我也完全接受已经充分“体制化／制度化”的关于研究“价值”之观念，即学术研究一定要“填补空白”或以充分的说服力提出“新颖的假设”。在巴金研究领域中，尚待“填补”的“空白”在哪里？在哪个方面可以提出“新颖的假设”？答案很简单∶“巴金与无政府主义”这个题目依然大有研究的余地。 70年代末中日交流刚刚恢复，我的本科同学中也有几个人抓住这个新鲜的机会，去大陆留学。其中有一个朋友给我提供《民钟》杂志的复印件，虽然是重新打印的第二手资料。为何将如此杂志重新打印？现在也有点不可解。作为“反动材料”“毒草”，是否为要批判巴金而整理的材料？好了，我拿到这个材料后，确信自己可以“填补”樋口进先生没能解释的一些问题，更接近“真实”的“无政府主义者巴金”了。这，记得是１９80年或１９81年的事。 作为文学研究的态度，如上“填补空白”的有效性，现在的我有点怀疑。关于这个问题和我现在的见解，我在专著《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一书的序章中略加解释。该书中文版今年从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刘涛：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在中国的影响一直非常大，日本亦影响较大，２０06年杭州《随想录》研讨会您亦在场。您对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亦非常关注。您可否略谈一下《随想录》对于今天的意义？ 坂井洋史：哪里，说不上“非常关注”！直到今天，关于《随想录》，我只发言过两次。一为杭州座谈会时的发言，另一为收在周立民编的《细读随想录》一书中跟他商榷的一篇文章。在后者中，我表明过为何佩服《随想录》的基本想法，虽然没有充分展开过。 我对《随想录》的哪里佩服？我佩服且感兴趣，而今后也要思考并进行研究的是，与其说其对于现实的针对性、批判性、战斗性等等，不如说一个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发言的叙述方式。这个兴趣的趋向，我想，跟你似乎一致，你以为如何？ 刘涛：是的。我一直想写几篇文章讨论《随想录》的言说和叙述方式。我想借用施特劳斯两个概念隐微（esoteric）和显白(exoteric)来讨论《随想录》。《随想录》有大量的隐微叙述在，若不了解八十年代的环境，基本不能理解《随想录》，亦不能理解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痛苦和意义。 坂井洋史：我认为，今后中国知识分子也会采取种种叙述方式而干预现实，发挥其现实关怀意识和批判性。《随想录》会不会成为其范本？巴金的态度会不会成为他们的榜样？不知道。至少在目前，对这些问题，我也不大感兴趣。 一个叙述者面对现实而把它用文字来书写出来……这时候凸现出来的叙述者的主体性问题、他的真实和虚构、文本和现实的关系(变形、歪曲／再现、表现等等)、声音和文字的关系、文本的体裁(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等等等等问题，还有，如此叙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如何的问题，就是我感到兴趣的问题。 其实，我想，这些“问题”都与文学和现代性modernity之间关系密切联系着。据我理解，现代性就是使文学成为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即“体制化／制度化”的)文学之重要因素。简单地说，如果我们现在要将规定我们的存在以及文学的现代性对象化，《随想录》及其叙述方式或许成为可以让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我这么认为。 刘涛：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亦和陈范予先生联系在一起，因为您整理出版了他的日记。您何以下定决心去整理《陈范予日记》？您觉得整理出版陈范予先生的日记意义何在？ 坂井洋史：关于这个情况，我在１９98年写的《人文传统的继承和显现》一文中略略谈及过。这篇文章收在四川人民版《走近复旦》一书中，现在也可以在网上阅读。在此不妨引用有关段落如下∶ 当时（指１９91年）我埋头从事巴金的老友陈范予留下的遗稿尤其是他日记的整理校订工作（陈范予的女婿是复旦历史系的教授。这个偶然的缘份也是我决定留学复旦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终极的实证研究。我当时幼稚的观念大概如此:一个老外判读非属母语的手稿，这种乍看冒昧大胆的工作本身无异乎非常“纯学术性”的;要研究巴金，应该搞得彻底;如果注目于给巴金以深刻影响的友人，那么应该使用最原始的资料追求其一生，然后才能谈什么影响之类……我曾经在一本书里面读过这样的逸闻:我国战前有一位名教授在大学课堂上讲解法国象征诗人时，竟花了两年的时间说明诗人出生之前的血统、家族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等等，第三年后半才谈到诗人的诞生。也有可能这个逸闻作为某种莫名其妙的潜意识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而形成我对于文学“研究”的初步观念，即近乎迂远的“细”才是实证性文学研究的极致。 我在这里坦白的当初“动机”，现在也似乎没有更正的必要。无庸讳言，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幼稚。当然，我在从事整理校订手稿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到这个工作本身的价值之所在。这，与上面第一个回答中提到的“事后必然化”“找对与否”的问题有关∶当初，我以为陈范予遗稿的整理校订工作仅仅对巴金研究有用。其实，陈范予其人，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完全可以研究，也值得研究，即通过“陈范予”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触及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诸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问题、20年代浙江省教育界的一些历史情况、早期文艺运动和新诗创作的问题、当年无政府主义运动情况等等。后来，我的确把陈范予从巴金分离开，直接从陈的身上和他留下的遗稿中看出了一些“问题”来，结果写了一篇叫《“原野”与“耕作”∶从早期白话诗习作窥见“人文关怀”和“模仿”的机制》的长文。这篇文章也收在《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一书中。这篇主要探讨五四时期白话诗如何普及并如何话语化的机制问题。思考此一问题时，陈范予早年的白话诗作品和他日记中的一些记载就成为很好的材料。 刘涛：这应该属于文学的微观研究。 坂井洋史：没错，是微观研究。现在的我认为，如此微观研究依然是需要的。至少我觉得，所谓文学研究就需要踏实的现实性基础。我知道，与此构成鲜明反差的研究的确存在着，也大受欢迎，甚至形成一种风气。但是，这种研究，恰如七巧板那样，将进口的理论换来换去，硬套在研究对象上而以为自己能够理解对象的研究，我还是不能接受。可以说，这是一个研究态度上的平衡问题。我相信，尽管“普遍性”“抽象的理论”如何强力地束缚我们，也不能忘记“现实性”；我们为要防止对于“抽象”的过度倾斜，时时要回到包括手稿在内的文本和对于人的关怀上面而从中汲取丰富且生动的问题来。如此从具体的现实和文本自身提炼出来的问题，才具备耐人推敲思考的强度。现在回想起来，从１９88年至１９97年，花了10年的时间从事陈日记的整理校订工作，我觉得，对于自己研究态势的确立，还是有意义的，花在琐碎作业上的时间也不算是浪费的。 刘涛：您后来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张炜对您应是一次大的促动吧。您当时读到《九月寓言》之后感受是什么？后来为什么下定决心要翻译这本书？ 坂井洋史：这个情况比较容易解释。还是《人文传统的继承和显现》一文中有适当的言及，且引用一段如下∶ 近四五年来，我有意识地将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转移到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思考方式和作为这些因素总和的文化样态等问题上面来。当然这个转变并不意味着我把过去小小的成就和研究对象全部扔掉而不顾。上述的兴趣里面依然存在着巴金、陈范予、安那其主义、自由主义无党派、教育救国论者等等过去的研究对象。然而，我并不满足于个别的研究对象各自包含着的逻辑的追踪和它的圆满整合，进而企图将它们重置于另外一种较大的框架里面。我预想，在这个新的框架里面，表面上看不出任何互相间逻辑联系的现象却会围绕宏观的问题（如“亚洲现代化的特质和困境”等问题）奏出丰满的复调来。无用赘言，这个新的框架的建设和上述“难题”即我到底能否围绕“现代”的种种问题跟中国学者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对话紧紧联在一起。 这篇文章写于１９98年，说明当时在我的研究上发生的某种变化或兴趣的转移。具体地说，这个“近四五年来的变化或转移”，原来是１９93年左右我听到陈思和、王晓明他们发起了所谓“人文精神讨论”，受到刺激而引起的。当时，我亲眼看到他们一批跟我差不多一个世代的人敢干预围绕他们的知识文化环境及其中包含着的诸多现实问题，就开始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也就是说，在第一个回答中提到的“体制化／制度化”的)研究的反思。当然，我是“老外”，围绕各方的现实条件不同，我也并不想使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过于接近现实，而增强对于现实的针对性。但是，他们极为认真的态度，究竟是让我审视自己研究态度的一面镜子。至于变化或转移的具体内容，上面一段引文中有说明，在此不重述。 １９93年后一两年的时间，我比较频繁地去上海，采访一些人，收集一些有关“人文精神讨论”的材料；陈王两位都是老朋友，当然我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生动的实况。记得在１９93年春天，我，还有木山英雄老师等，一起去江南一带旅游，全部旅程将要结束，回到上海的一天，我们请思和晓明两位到国际饭店二楼丰泽楼聚餐，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话题涉及文坛情况，我们让他们推荐值得注目的作家和作品。两位异口同声推荐3个作家1部作品∶张承志、张炜、王安忆和《九月寓言》。我对于当代文坛，几乎一无所知，“张炜”的名字，那时才知道的，之前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听到他们的热烈推荐，我就去书店买了一部刚出版不久的《九月寓言》上海文艺版单行本带回国去。回国后，我就开始阅读。老实说，读了一遍两遍，有点莫名其妙，未免有隔靴搔痒之慨。代后记的《融入野地》却不同，我非常感动，使我对于当代文学的印象焕然一新了。总之，我当时的印象是∶既然这部作品那么打动思和晓明他们，那么，虽然文本多么难懂，但是其中肯定有解释“人文精神”的一把钥匙；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他们为何发动“人文精神讨论”的动机以及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知识环境和知识分子境遇的瞻望，非解读《九月寓言》不可。最初与张炜和《九月寓言》接触时的情况，大概如此吧。 至于我如何决心去翻译《九月寓言》，确切的情况，一时想不起来。现在想想，似乎有几个理由∶第一，如上所记，不仅在政治、思想层面，还要深入到审美的层次去理解“人文精神讨论”的全貌，我觉得有必要彻底理解“人文精神”论者所激赏的具体作品，而要“彻底理解”，莫如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出来。第二，《九月寓言》是一部不易解读的文本，其难主要在语言方面。我们既然自称为“汉学家”，不想也不应该留着有不能对应的文本，何况是本国人那么欣赏，读得津津有味的小说。作为一个老外，在真正意义上“解”读如此高难度的文本，这个行为本身就有挑战性的意义，至少我这么认为。第三，我依稀还记得，当时木山英雄老师似乎怂恿过我去翻译它，我以为这是对我的一番鼓励，就硬着头皮着手。 刘涛：《九月寓言》在日本的反响怎么样？ 坂井洋史：很遗憾，实际上，应该说没有什么反响。第一次印的两千部，恐怕还没销完吧？ 刘涛：那反响真是不大。至于原因何在，您有没有想过？ 坂井洋史：实际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时下日本读书界没有很大的市场。当代小说的翻译可谓不少，也有几位辛勤且有水平的翻译者，但销路并不好。如此情况，在本质上，与明治时代即“现代化”以来日本文化向欧美一边倒的知识结构有关。这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在日本知识界中的影响丧失殆尽。结果，同时代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均沦为“好奇”的对象，不再是最先端知识刺激的源泉了。这个历史状况，似为简单易解，其实是一个很复杂费解的，片言只语说不尽，再说，你也想必有所思考和感触，我不再去罗嗦吧。 反正，当代中国文学，如果没有外在于文本的某种非文学性价值如轰动效应之类，很难在日本读书界占有一席之地。近10年，销路比较好的中国当代小说，有《废都》《上海宝贝》等。铁凝、莫言、高行健、余华等等，都有翻译，但是说到销路，不怎么样吧？在如此情况下，张炜如何，可想而知。 在日本投降后一段时间，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知识界里显示过一定的影响。当年的“当代文学”指的是赵树理和所谓“人民文学”等。但是这场“热”很快过去，以后就来了“文革”，没有什么文学可言了。除了这一段很短的时间以外，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日本思想界没有显示过任何影响吧？ 我对如此偏向的知识结构，当然抱有不满，如果有条件的话，希望能够改变如此局面，但是谈何容易。恐怕问题的“根”扎得太深了。 刘涛：２０08年在上海，我在陈思和老师处见到您和张新颖老师合著的书稿《现代困境中的文学语言和形式》，你们集中讨论中国文学和语言问题。有些想法，或是受了张新颖老师的激发，于是你们之间有些论辩，于是有了那篇名文《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的困境——致张新颖》。您为什么从文学语言的角度入手讨论现代文学？ 坂井洋史：关于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即从语言的角度解释世界的有效性，我看过你那篇论《随想录》的文章，知道你很有研究，有见解。这里用不着我来罗嗦，对不对？ 我在那篇文章中强调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理解上的某种偏向和缺席的问题。为什么要探讨〈现代／现代性／现代化〉？因为现代性不外是“让我们是我们”的要素。今天的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现代性的规定。 关于这个“规定”问题，让我说得比较高调一点。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是∶为了将“人”成为“真正的人”，为了将人从所有被压抑的、被隶属的不自然状态解放出来，在知识领域不断把“人”的内涵丰富起来，对于自我的审视提供有效的视角和方法，应该对“规定”我们的所有因素(我们习以为常的种种体制和制度，即“话语”)投射严厉的对象化的眼光，把“人”之所以是“人”的底线明确化。 在那篇文章中，我主要指出新颖他们的某些盲点(其实我们都有盲点。只是自己的盲点往往不易被自觉到而已)，因为我觉得他们理解〈现代／现代性／现代化〉时，只看到其一面，没看到其另外一面。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各自不同，我们的存在当然被各自的现实环境牢牢规定着，假如这个盲点来自如此现实环境的特殊性的话，其存在本身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我又觉得，正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的盲点，时时不能忘记自我对象化的努力。而我认为，通过“语言”此一渠道，我们可以把渗透知识／文化／社会各层面的现代性之支配剔抉出来。我觉得，新颖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似乎忽视这个渠道的存在，依然停留在比较传统的语言理解上。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李陀、汪晖他们的一些观点很有见地，很受启发。 无庸赘言，“现代文学”就是“现代”的文学，是构成“现代”这个宏大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literacy的工具、共同语言(国语、普通话)的铸造、教育的普及、国民意识的培植、民族意识向心力的形成等等，“现代文学”为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效劳，功德无量。我们首先从文学文本中把这些因素剔抉出来，然后才能进入“文学只能是文学”的审美层面。一方面我们采取如上相对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相信文学独自价值和功能的存在，而把它严厉对象化，提升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刘涛：您说一度想将《现代困境中的文学语言和形式》名为《针锋相对》，我也觉得这个名字很好。您觉得“老外”和“老外”间对话的意义何在？ 坂井洋史：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原版(日文版)的后记中交代过。 原来，一个“老外”对本土的议论插嘴，这种乍一看似为“多此一举”的行为之意义，就在于从旁观者的视角冷静地指出规定本土知识分子的共同性(这往往是他们自己不容易对象化的)而奠定实质性“对话”的基础。我绝对不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不善于自我对象化而我是能够把一切相对化并一眼望尽的中立且优越的存在。原来我们的存在本身被各自身处的语境(历史、文化、政治等)牢牢规定着，正因为如此，缺乏射向“被规定”的自我身份之眼光、缺乏“我是谁？”、“是什么让我是我？”等问话的“中立性”姿态，充其量也不过是令人生厌的精英主义或自恋的表现而已(我也能够理解，在中国的某个年代，采取“中立性”姿态就是具有对抗性的“行为”)。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我已在第一章费了不少篇幅探讨，所以在此不再重复赘语，但是一句话说，80年代以来与我同世代的中国朋友们一直追求过来的是陈寅恪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想真挚回应出自如此追求的议论，那么我的发言也应该具备出自肺腑的诚实和实感，尽管它如何朴素。不管怎样，实证性也好，理论先端性也罢，依靠“身外”之何物的“启蒙”姿态是要不得的(虽然我绝对缺乏这方面的能力)。我认为，既然向“他们”的“呼唤”与自我对象化密不可分，那么，所谓“对话”在各自充分内在化的批判性交叉的地点才能成立。 历来中日优秀的知识分子为了奠定理性对话的基础而一直努力过来，这是事实，而他们的努力之真挚也不容置疑。但是，今天两国关系面临着60年来未曾有的紧张局面，在此关键时刻，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仅仅以各自不同语境产生出来的“中立性”为抽象的共同前提而进行“清谈”，不是无济于事吗？不怕简单化说，我却认为，在遵守理性对话所要求的起码规则的前提下，对话的双方姑且扔掉中立性或脱语境的姿态，完全露出自己的“质地”而在朴素的实感层面进行实质性的互相批评才是重要的。一句话说，与以往的“对话”在“质”的层面不同的、新的对话才是今天切实需要的。如果说，以往的交流方式只能产生今天的困惑，那么，不管如何，换一个方式试试，尝试过去没尝试过的交流方式也无不可。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本书的出版总算是这种自我变革的实现，尽管这个“变革”多么渺小。 原来，所谓“旁观者清”不是只有对话的一方才有的特权，而是双方应该互相拥有的对话基础。所以，我期待着有一天“他们”充分批评我。 这里的语气未免太严肃吧？其实，我要“对话”的动机，原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说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有过一点点成绩，那么这些成绩应该说是中国的朋友们的馈赠。我很感激中国的师友们。没有他们的帮助和信任，我没法继续研究。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那么，如何表示我的感激呢？以真挚且谦虚的态度，继续跟他们进行“对话”，一点一滴地实现东亚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视界融合”，以尽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除此以外，我相信没有别的方法。 坂井洋史SakaiHirobumi 1959年3月28日出生于日本东京。1981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汉语系，198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中文专业)。现为一桥大学大学院言语社会研究科教授。学术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2005年，日文，中文版即出)、《巴金的世界》(1996年，与人合著，中文)、《陈范予日记》(1997年，中文)、《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回忆》(1992年，编译)、《原典中国安那其主义史料集成》(1994年，与人合编)等。译著有张炜原著《九月寓言》(2007年)。 原载：《西湖》2010年第04期 原载：《西湖》2010年第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