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过去了,那束红玫瑰,依稀仍在眼前灿灿地绽放着。按说,送仙逝者驾鹤西去,应献白色或黄色的菊花,可我觉得,艾青老是浪漫的诗人,更是世俗的反叛者,他一生追逐太阳,为光明战斗,为光明歌唱,献一束充盈着太阳颜色的红玫瑰更为合适。于是,那天,我捧着一束如火的红玫瑰,赶到东四十三条97号艾老的府上送他远行。高瑛大姐欣喜地对我说:“艾青喜欢红玫瑰。”我感到一阵宽慰。后来得知,艾老走后,赶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所献之花,满满地拉了两卡车,还没有运完。 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因读到《大堰河》,而晓得了艾青。岂料这位可敬的诗人命途多舛。他的诗集一度被图书馆“禁借”,为此,我曾备感困惑和惆怅,但不管有人怎么往他身上大泼污水,那些美丽的诗行仍令我的心头发烫。值得庆幸的是,波诡云谲里,虽经七灾八难,他终于挺了过来,如同涅槃的凤凰。然而,直到1988年的初秋,我才得以见到心仪多年的诗人。 那是一个下午,北影有个剧组开机,约我去写点什么。告说,拍摄地点在东城丰收胡同21号四合院。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艾青的家。这房子,是1956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艾青用他的稿费购置的。1957年“反右”后,诗人带着家眷离开北京,去北大荒的南横林子,又去新疆的八连等地“改造”,经过21年的颠沛流离,在王震将军的关照下,才又重新回到这里。处于京华一隅的这个小院,像是远离尘嚣,别有一番天地,它静谧、安适,特别是那斑红灿烂的花木和葡萄架上缀满的果实,更平添了几分温馨。拍戏,是个扰人的活儿,把原本整洁的院子弄得很凌乱。艾老的夫人高瑛大姐秉承了我们胶东人的性子,古道热肠,对此,毫不介意,还替剧组找东拿西,不停地张罗着……小憩时,她从葡萄架上,剪下葡萄,请大家尝鲜。就在这时,我望见艾老透过书房的窗子,正笑吟吟地望着我们。我急忙去向他问好。 那天,艾老身著中山装,笑容可掬,热诚得如同相识多年的朋友。我们聊起了电影,他告诉我,他很喜欢电影,在延安的时候,放的是几部苏联的原版影片,一边放,一边由萧三翻译,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如今,我们国家的电影进步很大,可惜,他眼力不济了。他说:“银幕,是神奇的王国,可以充分展示才情。艺术家描画人物,表现命运,可以呈现一种诗境和画境,让人羡慕。”我说:“艾老的许多诗,不仅富有哲理,而且有画境,就像一幅幅电影的定格镜头,教人遐想,充满魅力。”他笑了。 摄制组在艾老家拍了好几天,有时折腾到夜里很晚,艾青老和高瑛大姐不但没有厌烦,还搭上了几顿香喷喷的打卤面。在那些天里,艾青老忙过他自己的事情,总是坐在廊下的椅子上,饶有兴趣地观看着人们的劳作。这倒使组里的人们有机会和崇敬的诗人一起合影,留下难得的珍贵纪念。 艾老夫妇对电影的喜爱与支持,让人心里暖暖的。1990年春天,编罢《中国影人诗选》,想到这是史上首部电影人的诗选,序请阳翰笙老写就,封面题字非艾青老莫属。我便把想法告诉了高瑛大姐,大姐爽快地说:“我去说,艾青肯定会答应的!”艾青老果然满足了我们的心愿。谁能料想,就在艾青老为《中国影人诗选》题签后的第三天,1990年3月21日,他去中纪委招待所参加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编委扩大会时,跌倒在洗手间里,右臂不幸骨折。最后,时年八秩高龄的艾老,不得不切除了右肱骨头,装上了人造的假体。此后,再也无法自由运笔,挥毫题字了。《中国影人诗选》竟成为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题签! 当我再去拜望艾老时,艾老满面春风,没有因为装了金属假肢而沮丧,尽管有说不出的痛苦,但坚强、坦然、幽默依然。高瑛大姐告诉我,艾老曾与探望他的诗人邹荻帆有过一番苦涩的趣谈,说道:“我这个人真奇怪,1957年打成右派之后,老是在右边出毛病。1959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割麦子时,镰刀把右腿膝盖割了个大口子,一个多月不能治,也不能走,更不能打弯,受了很多罪。‘文革’期间,在连队阴暗的地窝子里住了五年多,里面没有电灯,在煤油灯下读‘圣书’,还要写这个写那个,又缺少营养,瞎了右眼。1988年在自己家小院里跌了一跤,右眼眶起了个大疱,引起脑血肿。这一次又摔断了右胳膊,真是太巧了,都是发生在右边。”说罢,朗然一笑…… 艾老笑谈天灾人祸,风雨淡定,真乃豁达人生! 诗坛的巨人走了,已经13年了,但悠长的岁月抹不去对他的敬重和怀念。这敬重和怀念,就是我们献给他永不凋零的红玫瑰。 原载:《文汇报》2009年08月26日 原载:《文汇报》2009年08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