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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他多才多艺，既是散文家、艺术教育家、漫画家，还是木版画、书籍装帧的先行者；他亦僧亦俗，早年曾师从李叔同学画，并深受其佛学思想的影响，成为一名居士。与同时代的一些艺术家相比，丰子恺的创作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完全渗透到他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创作中。正如朱光潜所说：“形成他人品和画品的主要还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钟桂松、叶瑜荪：《写意丰子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虽然说丰子恺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曾经译介了大量的外国作品和艺术理论，如他对日本的作家夏目漱石以及艺术家璐谷虹儿、竹久梦二的作品很推崇；对一些西方文艺理论也热心介绍。这些无一例外对丰子恺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但是，“他(丰子恺)热心介绍西方美学知识，主要是为了把西方美学知识本土化，从而建构和发展中国现代美学。他善于用西方美学来激活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从而发掘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当下意义”余连祥：《丰子恺的审美世界》，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5页。。所以说丰子恺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与精神，更多的是种传统艺术风格和精神的体现与延续。作为现代文化语境中艺术家的一员，丰子恺的存在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某种典型性。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丰子恺受哪些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各种文化对他的艺术观、人生观的决定作用，重点分析这些因素在其艺术特别是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含义广泛，所以有必要对传统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导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指中国古代(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商聚德、刘荣兴、李振纲：《中国传统文化导论》，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并认为如果从广义方面说，中国传统文化既包括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又包括精神文化成果；从狭义文化一面来说指社会意识形态。本文这样界定“中国传统文化”：以儒佛道三教为中心的包括阴阳、法、墨、纵横、杂、农等十多种文化的总称。而儒家文化、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重镇在塑造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化一直有一种“和合”的精神贯穿其间，象《国语·郑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所以，与世界上其他宗教不同，中国的宗教有一种包容的精神，儒学由于本身的多因素多层次结构所具有的包容性质，求同存异，不断吸取融化道、佛等各家。所以到明清之际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导，道家、佛家为辅助的三教合流的状况。就像梁实秋所说：“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品”。梁实秋：《梁实秋杂文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丰子恺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但是对于三种文化在其思想、处世和创作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却一直是评论者关注的焦点。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儒佛互补；一种认为儒释道合一。可见，儒、佛在丰子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和塑造上的作用已经是研究者们的共识，于是，道家文化所占据的地位就成了探讨丰子恺思想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对儒、佛这两种文化的作用，前人只是对佛家的影响作了细致的分析，但是对儒家在其思想和创作中的表现却没有相应的重视。所以，笔者将详细分析儒家和道家对丰子恺思想行为和创作的作用。这将对丰子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对中国传统文人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表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儒家文化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所以，丰子恺受到它的影响是必然的，但是这种影响究竟多大是一个应该澄清的问题。前人之所以认为丰子恺受儒家影响主要出于以下几种考虑：儒家在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位置；丰子恺在创作中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但是，笔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丰子恺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他在文章中对人生、社会的关照，而且在于他思想行为上就在实践着儒家思想。与儒家不同，道学、佛学是某种人格——心灵哲学，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是直接诉之于心理结构和个体行为方式本身的。“庄禅基本上只是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生活、意识的某个方面、某种情趣而存留发展着，所以它们对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坏的和好的作用和影响都远不及儒家，而只是作为儒家的某种对立的补充，通过知识层而在文化领域(例如文学艺术领域)留下较突出的印记。”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所以，在丰子恺的思想及创作中，儒家作为其思想的基础，成为其社会行为的主导方面，而道家和佛家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中。 儒家文化在丰子恺身上的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哲学。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界，可将丰子恺的一生分为两部分：前期是独善其身，抗日爆发特别是建国之后则是兼济天下。19世纪20年代初，丰子恺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怡人的人文环境使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的创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在1924年底，由于与校方教育思想的不合，丰子恺、夏丏尊、匡互生等人辞职到上海创办了“立达中学”。后来，丰子恺又从事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虽然如此，丰子恺自己更愿意赋闲在家，“假如国民政府新定一条法律：‘闲居必须整天禁锢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也不愿出去干事，宁可闲居而被禁锢”(《闲居》)。可见，丰子恺之所以从事教职，与其说是一种事业，不如说是为了家庭的生计而奔波的无奈之举。这时，丰子恺的漫画和散文创作主要是对“儿童相”和“社会相”的描绘和对生命的思考。对童心的崇拜使丰子恺在散文和漫画中选取了大量的儿童题材，如散文《儿女》、《从孩子得到的启示》、《阿难》、《华瞻的日记》和漫画《阿宝赤膊》、《穿了爸爸的衣服》、《瞻瞻底车》等都是对纯真童心的礼赞和对失去童心染上尘世污浊的成人的哀叹。“社会相”的作品大都是对劳苦人的同情和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不满。对生命的思考的文章表达的是对人生、时空的追问，对生命无常的感叹，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这与丰子恺受弘一法师的影响，笃信佛教有关。因此，在艺术创作中，他一方面倾情礼赞童心和生命，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世事的悲观情绪，积极和消极就这样巧妙地融合在了丰子恺的创作中，在这样一个悖论中，又体现了受儒家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 抗日战争爆发，丰子恺不愿在失地留作亡国奴，只得仓促离别了“缘缘堂”，带领全家走上了几年的逃亡之路。战争的烽火，终于让一个过着闲云野鹤生活、不愿过问政治的温柔敦厚的知识分子拿起了“五寸不烂之笔”发出了乱世激言。在《全面抗战》、《宜山避炸记》、《杀身成仁》、《桐庐负暄》等文章中作者或坦陈逃亡路上的辛苦，或痛斥日寇的暴行，或讽刺卖国求荣的汉奸，或赞美抗战的志士和人民。丰子恺终于走出书斋，和全国大多数人民一起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建国之后，丰子恺担任了新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职位：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并出席全国政协会议。而且，丰子恺也像当时大多数作家一样对新社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赞颂，如1958年他写的《新年大喜》中说：“我从前有一个图章，叫作速朽之作，凡是描写伤心惨目景象的画，都盖上这图章，意思是希望这幅画速朽，即这些景象快快消失。果然，不出二三十年，到了新中国成立，我这些画都朽了，这些景象都变成过去的噩梦了。我真高兴。”他创作了《一件小事》、《西湖春游》、《杭州写生》、《新的喜欢》、《新年随笔》等文章，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来歌颂新社会，新气象。进入新社会的丰子恺很快就由一个消极避世的隐士，而成为一个活跃的社会政治活动家，并一改过去淡雅朴实的文风而为新社会大唱赞歌，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当然，这并不是一句外在的社会环境的改造所能概括得了的。因为，外在的压力只有通过作家的心理内因才能对写作主体发生作用，所以，丰子恺的改变应该从他的思想、心理入手来考察。究其原因，那是因为丰子恺的思想仍然是以儒家文化作为基础的，当外在的社会环境适宜，思想中的主导方面就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他真正开始“兼济天下”。 “中和之美”的艺术风格，何为“中和”呢？《中庸》解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然，中和之美在于“节制”。丰子恺的散文一贯的风格是从一些日常的生活小事出发，在随意闲谈中阐发出耐人寻味的情趣和哲理，即使是谴责社会丑恶、侵略者的暴行，作者总是怨而不怒，情感有所节制。如《还我缘缘堂》是对自己的心爱的居所缘缘堂毁于战火而抒发的对日寇荼毒生灵的愤懑之情，情感本应酣畅淋漓，但文章只是淡淡地回忆了缘缘堂的陈设布置和家乡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简略经过。最后，文章写道：“无论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或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东战场，西战场，北战场，无数同胞因暴敌侵略所受的损失，大家先估计一下，将来我们一起同他算账！”这是丰子恺文章愤激感情最强烈的一篇，但也是愤怒之中有节制。另外，丰子恺的文章除了对国家民族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注之外，有的是直接对儒家一些思想的肯定，如《杀身成仁》赞扬了孔子所提倡的杀身成仁的思想；《生道杀民》也是由一件小事阐发孟子的“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的主张。 道家文化崇尚自然，力求返璞归真。代表人物庄子崇尚一种自由自在、透明澄澈的心境，实际上这种境界就是一种超脱于名利世俗之上的审美境界。这种追求表现在丰子恺的处世态度上则呈现为淡然真诚。如他的好友孙涤灵说：“丰子恺先生为人敦厚慈祥、淡泊名利。”钟桂松、叶瑜荪：《写意丰子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朱光潜也如是说：“我常用‘清’和‘和’两个字来概括子恺的人品……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爱无嗔，既好静又好动，没有一点世故气。”钟桂松、叶瑜荪：《写意丰子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道家的这种追求“表现于美学，则追求平淡天真之美，反对雕凿和矫饰，形成以纯朴自然、平淡空灵为‘至美’的审美风格”商聚德、刘荣兴、李振纲：《中国传统文化导论》，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丰子恺的艺术观上，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和作者自身身世有关。丰子恺艺术观和审美观的核心是“人生的艺术化”。其主要内容是“绝缘说”和“童心论”。其实质是切断事物的一切因果联系，采取直观的方式看待人生万物。目的在于“远功利”、“归平等”，即通过艺术的非功利心“使人的生活温暖而丰富起来，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丰子恺：《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1996年，第124页。这种艺术观表现在散文创作上就使丰子恺的散文透出一种率真自然的风格。 这种风格首先表现在文章内容和题材上。文品如人品，丰子恺有时把自己的想法表露无遗，无情地解剖着自己。在《读〈缘缘堂随笔〉》中，他记录了一次迫不得已进行讲演的经历：“我很想像小孩子一样，干脆的说一声‘我不高兴’，或者骂他们几句，然后拂袖而起，一缕烟逃走了。”“我居然打起了南方官腔，像煞有介事……其实，我觉得很是不幸，我恨杀那校长先生！”没有掩饰美化，没有矫揉造作，我们惊诧于他率真的程度。又比如面对抗战的炮火，作者没有兴起“抗日救国”的愤慨，而是“甜蜜地联想到松江的胡桃云片”，对自己当时既虚伪又惭愧的心境，作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胡桃云片》)。他的文格和人格是如此的契合，正如王西彦所说，丰子恺在散文中展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自己”。 丰子恺是“儿童的崇拜者”，在他的作品中，他把儿童与天上的神明、星辰、人间的艺术列为心中仅有的四事。丰子恺涉足于成人社会，以敏锐的心感受到这其中的虚伪骄矜之状，认为道貌岸然的成人已经失去了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率真无邪、无私无畏、自由坦诚。所以，他创作了大量以儿童为题材的随笔和漫画，赞扬儿童。与赞美童心相反的是作者对成人社会特别是一些丑恶现状以及繁文缛节进行了嘲笑和讽刺。如《两场闹》通过两个场景讽刺了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做作和冷酷。《做客者言》用戏谑的手法再现了过分殷勤的待客之道。所以作者对童心的崇拜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对自由真诚境界的向往，对美好精神家园的追求。 丰子恺的文字呈现出一种“淡如菊”的艺术风格，行文自然平实，意境清澄深远。当然，素朴并不是无味，他追求的是一种“弦外有余音”的效果。赵景深对丰子恺的评价一语中的：“他不把文字故意写得很艰深，以掩饰他那实际内容的空虚。他只是平易地写去，自然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赵景深：《海上集》，上海：上海北新书局，1946年，第137页。。如《忆儿时》中作者满怀深情追述了自己童年时与诸姐跟随蒋五伯去采桑葚，在铺满蚕的地铺上走跳板，吃枇杷、年糕的几件往事，文字干净洗练、冲淡静穆，营造出自然淡雅的清澄境界，但又“深事隐蔚，余味曲包”(《文心雕龙·体秀》)。 佛家思想的存在是使丰子恺之所以独特的一个重要原因。无常之恸、与世不谐的疏离感以及恩师李叔同的影响使丰子恺走近佛教。但是，他从佛教那里接受的只是情感、道德修养等这些向善之道，注重的是出家人对现世生活的超脱态度及生活方式，他以佛家的真谛来化解世间烦恼，求得冲破世俗，从而获得个人心灵的自由。“正因如此我们说丰子恺是从艺术家的角度，在解脱人生困境的基点上来理解和吸纳佛学精神的，而这又使他的艺术创作充满灵性和美。”何霄燕：《传统精神特质与时代的融合之路》，载《唐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所以佛教之于丰子恺主要还在艺术方面的影响，在散文上则表现为对生命的追问，对人生无常的感叹以及对童心的真挚赞美，对理趣的追求，这样几个方面。 当然，丰子恺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不加取舍地一概“拿来”，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古而不泥于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不知变通的做法进行了讽刺和批判。如在《评中国的画风》中列举了当时的一些画家只是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古人的“形”而不是师法古人抽象的画“法”这种盲目做法后，指出这是因袭传统，泥古不化，是有悖于真正的艺术原则的。在《桂林艺术讲话之三》中认为像王祥卧冰得鲤，吴猛悠蚊饱血，郭巨为母埋儿这些事例都是“呆板而不知权变，统一而不知多样的孝”。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与主动再加上对外国文艺理论译介的热衷，让丰子恺能在传统文化中出乎其中，入乎其内。 儒、道、佛是如此巧妙地在丰子恺身上得到了融合，呈现出中国历史上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这导致了传统中国文化一个奇特的互补现象，即在现实生活层面传统(儒家)士子基本上都是邦国事业的热烈追求者，但一转身到文艺领域，一转身到情感的表达领域，他们就变成了彻底的悲观论者和虚无论者，相信世事皆空和生命的转瞬即灭。”张钧：《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19171976)，岳麓书社，2007年，第128页。而这样的现象常常使艺术大放光彩，使艺术家创作出许多丰富多彩、名垂千古的作品来。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一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