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一直站在当代诗歌批评的前沿，关注着诗歌的健康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到最近的《一个世纪的背影》，谢冕的诗歌批评一直贯穿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并以诗化人格和诗性体验为支撑获得个人化的表达，一直为诗坛所称道。对话间，谈起朦胧诗、诗歌的担当和诗歌批评，这位年过八旬的学者无不是如数家珍，神采飞扬。 黄尚恩：您亲身经历过80年代初的朦胧诗论争，所写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对朦胧诗运动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您当时是如何与朦胧诗产生碰撞的呢？ 谢冕：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一些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古怪”诗就已经开始在知青之间流传，后来慢慢“浮出历史地表”，公开发表在期刊杂志上，很快受到了艾青、臧克家等老一辈诗人的批评。我是在1978年冬读到《今天》杂志所登的那些诗歌，它们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诗中的内容完全是我感同身受的。而在艺术上，这些诗歌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我所希望看到的诗歌现象终于出现了。1980年的“南宁会议”之后，我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几个月后孙绍振也写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对“朦胧诗”崛起表示支持。很快，朦胧诗就在读者之中广泛传播，这说明真正好的艺术品最终会被读者所接受。 现在反过头来看，我们这些所谓“崛起论”者并不高明，只是真实地将自己的阅读感受表达出来罢了。我们当时的阅历、学养比艾青、臧克家他们差得远了，现代主义、意象等都是他们曾经在写作中实践过的，他们比我们都清楚。只是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大家的精神一直受到禁锢，艺术理念比较顽固，主流的诗歌都是表现时代的政治，当然也会见到一些大而无当的词语，一旦出现跟这种诗歌不同的写作倾向，必然会受到压制。我们之所以敢对固定的诗歌秩序进行挑战，仅仅是因为我们从朦胧诗中寻找到心灵的共鸣，觉得从一个新诗的研究者的立场上考虑，应该坚定地支持朦胧诗。所以，我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写到：“接受挑战吧，新诗。也许它被一些‘怪’东西扰乱了平静，但一潭死水并不是发展，有风、有浪、有骚动，才是运动的正常规律。” 黄尚恩：您在很多文章中对当前新诗提出批评，认为当前的诗歌缺乏社会承担。在当下的诗歌语境中，重申诗歌的担当精神有何意义？ 谢冕：我觉得诗人要有承担，作家要有承担。一定有人会说，这个老头子老朽，总是说些陈词滥调。尽管你可能很讨厌这个词，不喜欢这个词，但是我还要说它。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文章(包括诗歌)就是讲道义的，诗人不讲道义是不行的。诗人是这个社会中有知识、有抱负、有境界的一个群体，他们应该站在其所属时代的前沿，用自己的诗歌高度概括时代，让人们通过诗歌看到时代精神和精神所达到的高度。80年代的诗歌有一种很可贵的精神，就是为时代代言。批评舒婷的人说她写的是“小我”，是颓废的、软弱的，但她所表达的美丽的忧伤，概括了一代青年的普遍心理。顾城在《一代人》中写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一代青年的执著探索精神。 但是现在很多的诗人不再提诗歌的担当，而是喃喃自语，不知道在嘟嘟囔囔些什么。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我们太过于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完全忽视了个体的生命隐秘及其快乐痛苦，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后来我们改过来了。但现在却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变得极端个人化，所写的诗歌不再关心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而是用似是而非的深奥掩饰浅薄和贫乏。退一步来说，要是“私人化”得好，也是很好的诗歌，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写的仅仅就是一个闺中女性的寂寞心境，却也非常动人。所以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复杂，一方面要尊重个性，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它与这个时代是有联系的。所以，重提诗歌的社会承担，并不是简单地恢复诗歌为政治服务，也不是完全抹杀个体感受、忽视艺术性，而是强调诗歌应该和时代有关系，应该通过你的诗表达出伟大的、充满复杂甚至很困难的时代精神，这样你才对得起你的时代。 黄尚恩：网络的兴起为写作者提供了较低的准入门槛，人人都可以写诗，诗歌也更趋多元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新诗迎来了它发展的最好时期？ 谢冕：网络确实为诗歌写作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宽松的平台，写出来的诗歌不需要编辑、不需要审核就能直接面向读者了，这是网络时代一种很自由的现象。诗歌能够很便捷地发表，并迅速得到读者的回应，会激发出诗人更大的写作热情，这是好的一方面。但这终究不是一个正式的发表渠道，所以也会让很多诗人降低自己的写作标准，不注重诗作的打磨，诗歌写作变得随意化。现在网上出现的很多口水诗，根本不顾诗歌的艺术追求，全是闲言碎语，没有任何的语言美感。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网络诗歌，我只是反对网络写作的某种倾向。我知道，在这浩大的网络诗歌海洋里，肯定存在着一些优秀的诗歌，只是就像沙里淘金，想找出来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说到“人人都可以写诗”，如果从写作权利的普及来说当然是值得肯定，但我认为诗歌并不需要全民来写。诗是文学当中的皇冠，是一种很高贵的文体，不适合“很多人”来写，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写的，它要求你具有一定素养，特别是要掌握语言内在的技巧和规律。现在确实写诗的人很多，但读诗的人不多，这种反差太大了，而且还在加剧。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写诗的人不多，但写出很多好诗，并有广泛的读者喜欢阅读。然而，现在的诗歌如同往常那样，许多人在写，写得很多，但是很少有让人感动的、而且广为传诵的诗。也许“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真的成了世纪的绝唱，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等待这样动情的诗歌，然而，奇迹没有发生，而我们依然等待。所以，从诗歌写作环境的角度看，当前诗坛日益自由、宽容和多元化，确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好时期。但从诗歌创作的成功来看，我们慎言“繁荣”，慎言“最好时期”，因为这个时代缺乏优秀的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 黄尚恩：您的诗歌批评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敢于提出问题，讲“不中听”的话；二是用诗的语言来写诗论，富于诗意性。这是您刻意追求的批评范式吗？ 谢冕：批评就是要对作品评头论足。批评当然免不了要讲好话，我自己早年也曾学习过写作，知道创作的甘苦，因而面对作者的辛勤，往往心存怜惜，总要从中寻觅他的长处和优胜之处。但批评更多的时候要为作品“挑刺”，讲“不中听”的话。这些“不中听”的话，往往更能发人深省，从而能够更有力地促进诗歌的发展。但是，讲好话大家受用，也很容易；讲“坏话”就难了，忠言逆耳。特别是在当代文学这一场域里，你批评的作者可能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老朋友，这就更需要批评家具有一定的勇气。就当前的诗歌批评来说，很多时候就是一味地说好，一个小圈子互相吹捧，弄得诗人晕乎乎的。批评家不掌握全局，没有历史的眼光，只限于描述出具体的现象，却没有自己的看法，缺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当然，我也不满意自己批评的过于温和的倾向，而非常心仪于那些不留情面的、充满锐气的批评。 我确实一直追求用美文的笔法来写诗评，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用诗意的语言写诗评，这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古代的诗话、词话，甚至几乎所有的文论著作，都是使用一种富有诗意的语言对作品进行品评的。只是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四平八稳的论文体，而忽略了我们的诗意传统。从少年时代起，我就酷爱诗歌，也尝试写了一些作品，虽不成功，但也体会到了创作的甘苦，对诗歌的内在规律有了自己的认识。在写诗评的过程中，我也试图将这种认识带到文字中来，始终用“自己的话”表达自我的阅读感受。一般来说，我会尽量先做一个普通读者，去体会把握作品中的诗意，其次才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对它进行评论。另外，诗歌的本质是审美的，诗歌批评应该回到诗歌本身，如果文学批评偏离了文学甚或忽视了文学，就是批评的忘本。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