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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谜 ——荣格 (一) 引言 老舍自认自己的“才力”是“小说的”[1](p122)。我们认为，这里的“小说的”并不单纯指涉一种狭义的文学体裁，而是包含着老舍对小说家的生存论思考。那么，在老舍看来，什么才是杰出小说家最突出的生存论特征呢? 英国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isworthy)在1912年出过一本散文集《平静的客栈》，其中一篇题为《小说家的讽喻》的文章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一个名叫西塞罗(英文“看透”的谐音)的人手提灯笼巡视街道，由于他用灯光照亮了黑暗中的幽微，揭破了人们没有勇气直面的心灵暗角而搅扰了他们平静的生活而招致了迫害[2]。真正的小说家是生活的发现者。米兰·昆德拉甚至认为：“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3]所以，小说家就是“能对司空见惯的东西重新产生好奇的人”[4]。在老舍看来，小说家的生活“是好奇的观察，如入异国，凡事有趣”，“只有艺术家才能看透宇宙间的种种可笑的要素，而后用强烈的手段写画出来”，他“把所见的畸形的胚胎扩大而使我们注意。”[5]他总是好奇地观察、发现，“就是一件很平凡的小事情，也得仔细留心去看一看。”[6](p100)因为，在发现者的眼睛里，处在被遮蔽状态中的人和生活向世界敞开了它的真相。这个世界之所以需要小说家，“便是他能把自然与人生的秘密赤裸裸地为我们揭示开”，他的“心感”比“常人”敏感，所以他有能力“提到常人还未看见的问题。”[7](p57-58)8而“一般的人”，“来在世上，只是作了几十年的‘走马观花’，小说家却让他们“睁开了眼，打开了耳。”[8](p82) 我们认为，老舍模仿白瑞夫德(F.D.Beresford)《隐者》所创作的《歪毛儿》中的白仁禄，就是一个西塞罗式的人物。他由于发现了生活而被“常人”放逐，被人目为“疯子”。也许，白仁禄正是老舍为合格小说家所做的精神画像。 空中飞着雪片，天已遮满了黑云。我送他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一个阴残的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儿。到了门口，他连头也没回，探着点身在雪花中走去。 这是一个精神独行者的形象，从中我们不难听到老舍那孤独、悲凉的心灵音乐的回声! 老舍一生对于“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谜团充满了探索的兴趣，他是一位人性探索者与发现者。 他所要描绘的对象是人。[9](p408) 以人为时象，人是他们的先生，他是他们的弟子。[10](p565) 我们还得写出人来。小说既是给人生以解释，它的趣味当然是在“人”了。[11](p12) 文艺，从一个观点来看，是人对人类的关切。[12](p49) 作家就是创造人的。[13](p82) 文学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人。[14](p520) 最要紧的，是对人的认识。认识人，是一项顶重要的基本功 “人”是“老舍文学”的中心，探索“人性”是老舍“小说的”根底性的生存论特征。他知道“人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认识的。”[16](p144)但他勇敢地踏上了漫长的人性探索之路，这种探索是充满现代意味的。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人学”是道德中心主义的，对于人性的认知更多止于善恶二元对立判断。老舍作为一位受到过西方现代文化、哲学、文学浸染的现代小说家，其“人学”也是充满世界性和现代性因素的，它的核心起码来自于两个影响源：一是以叔本华、弗洛伊德和柏格森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思潮，二是融入老舍个体阅读感受的西方现代小说。从老舍的大学授课讲义和有限的译文可以获知他对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经典的熟悉程度；而自1928至1929年，他“开始读近代的英法小说”[1](p115)，他的阅读对象包括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思潮开创者的亨利·詹姆斯、劳伦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等。可以说，正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以来所形成的“人学”观念，促成了老舍现代“人学”观念的形成。 在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到重新发现了人的文艺复兴时代，人被视为理性存在物。笛卡尔认为：人的本质主要在于思维，在于人有理性，“我思故我在”是人存在的惟一可靠标志。这成为西方17至18世纪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信念。直到19世纪中叶，索伦·克尔凯郭尔开始反对普遍的理性主义，他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置换成“我在故我思”。这是一次大的“人学”观念转型，普遍的理性的“人”让位给了难以清晰把握的个体的、主观的、流动的“人”。到新世纪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已完全将人浸没在非理性的变易之流里；弗洛伊德则发现了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黑洞。正是这些现代哲学、心理学思潮把人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谜团，因为它揭出了一个混乱的非理性的人性深层世界。老舍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对现代“人学”的个性化受容建构了一个充满世界性与现代性的“老舍人学”。在“老舍人学”中，表层的、理性的人死了，人成为有待探索的拥有深层心理结构的谜团。“说，什么是生命?啊，不过给别人制个谜。”[17](p515) “于是佳人才子与英雄巨人全渐次失去地盘，人物个性的表现成了人物个性的分析。”[18](p242)为什么以“分析”代替“表现”?因为小说中的人成为一个有深层结构的存在，老舍把小说中的这一变化归结为现代心理学与生理学的影响。作为人性探索者与发现者的老舍，他的小说大都蕴涵着丰富的人性内容。但是，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仅仅是老舍那些以人性探索为中心旨趣的中短篇小说。 (二)观察人性是有意思的事 在老舍的中短篇小说中有一种颇具趣味的类型：小说中的“我”是故事的参与者，但通常并不是主要人物，他往往对一个人有着纠缠式的好奇心，他将人视为一个有待解开的谜，他的探索欲望及其所构成的悬念是这类小说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一个绝技。我们把这类小说视为典型的人性探索小说。它们包括《记懒人》、《牺牲》、《大悲寺外》、《歪毛儿》、《听来的故事》和《番表》等等。在阅读这些小说的时候，作者隐藏在小说背后的那双好奇的眼神会不时浮现在读者面前。在老舍看来，“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每个人的身世遭遇都是一本好小说，闲扯是钥匙，它会打开大家的‘心门’。”[19](p675-676)老舍这里所谈到的其实就是合格的小说家的生存论特征。“人们终日操作，思索，受刺激或发泄感情。但人们不见得明白自己。文学使人们明白什么是人……好像上帝只造出平常人来，而文学家却另造出些标准人似的。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等都能使我们明白一点人之所以为人，但是谁也没有这种标准人告诉我们这么多，这么完全，这么有趣，这么生动，这么亲切。”[14](p520) 在一篇最不起眼的小说《番表》中，对于观察者“我”来说，人就是一个有待破解的秘密。从表层主题来看，小说是对一个不文明人的嘲讽，但“我”一直注意观察“他”不文明言行背后的人性内容。“我看出来这家伙处处有谱儿，一身都是秘密”。“由他的衣服我发现了他的为人，凡事都有一定的讲究与规矩，一点也不能改”。他生活在他自造的规矩中，他有一个封闭的自我。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意义母体”(meaningmatrix)，并且他就生活在这个“意义母体”之中。如果我们绝对客观地置身于这种“意义母体”之外，我们就绝不可能理解和懂得任何人[20](p295)。在《牺牲》中，老舍延续了这一人性探索路径。小说开头说： 言语是奇怪的东西。拿差别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些特殊的词汇。只有某人才用某几个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这整个的人，你决不能了解这几个字。我不懂他的话，可不是因为他不会说国语。他的国语就是经国语推行委员会考试也得公公道道的给八十分。我听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话写一篇小说，极精美的印出来，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注解。 这里触及到的就是每个人的“意义母体”，而这个“意义母体”的核心是言语、是符号。“我”捉住了一个“标准人”，而每一个“标准人”都是一面照出普遍人性的镜子。小说一再强调毛博士的“特别”、“别扭”，但正因如此，才更加勾起了“我”的探索欲望，以人性探索作为小说的叙事动力强化了这篇小说的现代倾向。小说的表层题旨是对于“模仿的猴子”的批判，但又不止于这种批判，而是把触角伸向人性的深层。“我”尽量不让朋友老梅干扰自己的眼睛，他想保持观察者的客观态度。“我不愿意把他的意见给我对那个人的印象染上什么颜色”，“我的观察不见得正确，可是不希望老梅来帮忙；我愿自己看清楚了他。”但是，这一愿望并不容易实现，依照现代“人学”模式，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深层心理结构，所以，仅靠“表现”是不行的，它必须有赖于“分析”。好在“我”有这种“分析”的兴趣。“在一方面，我觉得他别扭；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龙生九种，种种各别’的那种有趣。”在一个时期里，“我”简直迷上了这个“标准人”。他把老梅托他代课看作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通过进一步观察，他发现了毛博士的“抑郁”与“寂寞”。毛博士始终生活在他的“意义母体”之中，“他说他的。他不管言语本是要彼此传达心意的；跟他谈话，我得设想着：我是个留声机，他也是个留声机；说就是了，不用管谁明白谁不明白。”“我”不仅观察，而且产生了做毛博士心理治疗师的想法，“我总想治治他的寂苦”，但这个毛博士却一步步“把我引入了迷魂阵”。这时，“我”面对的是一条长长的心理分析暗道，关于心理治疗“我”只能承认“对这个人没办法”。朋友老梅回来后，“我觉得有点失望：我很希望能一气明白了毛博士，可是老梅一回来，我不能天天见他了”。“我决不会治好他的苦闷”，但“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是怎回事”，因此，“我更对他注意了”。这个人难道仅仅是一个模仿“美国精神”的猴子吗?不是。 和他交往快一年了，我似乎看出点来：这位博士并不像我所想的那么简单。即使他是简单，他的简单必是另一种。他必是有一种什么宗教性的戒律，使他简单而又深密。他的深密没能完全胜过他的简单，可是他必须要深密。 “我”在毛博士身上发现了一种人性共同的东西，即： 人必须有点什么抓得住自己的东西。有的人把这点东西永远放在嘴边上，有的人把它永远埋在心里头。办法不同，立意是一个样的。毛博士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他的美国精神与理想的小家庭是挂在嘴边上的，可是在这后面，必是在这“后面”才有真的他。 寻找表象后面的隐秘的人性正是一个合格小说家的天职和本分，它把老舍的这篇小说提升到超越时空的不朽杰作之列。生活在封闭自我中的毛博士“把心中的事严严地关住，惟恐走了一点风”。“问是问不出来的，只好等着吧”。因为“我”坚信“光阴会把人事筛出来”。“我”于是“很热心的打听”，好在对“我”来说，“观察人性是有意思的事”。后来，毛博士的行为进一步引动了我的好奇心”。决定连朋友老梅也不告诉，“我自己要去探险”，他干脆去了毛博士的家。毛博士的“黑衣女”又激起了“我”更大的好奇。“我差不多成了她的义务侦探了”，“我钻天觅缝地探听，甚至于贿赂毛家的仆人”。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我似乎明白些毛博士了”。有一段时间“我”又没得到毛博士的消息，“我决定去看看他们”，并再次直闯毛博士的家：“看着我，他直往后退，显出不欢迎我进去的神气。我老着脸，一劲地前进。”这个“家”可以视为家的主人的心理空间的象征物。“过了两天，我找他去，他没拒绝我进去”，“我”发现“这个人已经有点中了病!”最后，小说以这样一句话结了尾：“有的人说，到现在他还在疯人院里呢。”小说的中心线索就是“我”的人性探索之旅，其核心人物毫无疑问是毛博士，可是，作为毛博士观察者的“我”也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人物形象。作者没有以全知视角去写毛博士，而是通过“我”的探索之旅来结构全篇，在不知不觉中使读者也加入了这一旅行。在这里，人的心灵已不再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深度模式，一个有待考察和分析的黑洞。荣格认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谜”，因为，我们只知处在表层中的自我而不知处在内部幽暗之物中的自我。荣格力图通过他的心理分析引领我们“走进深水”、“步入黑暗”。在那里，我们将发现“我们并非自己寓所的真正主人”，我们所相信的意志力往往并不比“小精灵的牵制”力量更大[21]。《牺牲》中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心理分析师，他正是隐伏在小说背后的小说家的视点呈现。 人性观察家的形象也出现在《柳屯的》中。小说中的“我”是夏廉小时候的同学，这为他的观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但是，夏家父子同样生活在他们自造的封闭自我中。“他们不和别人谈心，嘴能像实心的核桃那么严”。他们人性的秘密也是不可能直接获知的，只有通过“好奇的推测”才能发现其深层的隐秘世界。对于夏廉，“我不敢说是明白他，不过讲猜测的话，我或者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到外边去了两个月又重新回到家乡，“我”遇到夏老者，他居然开了口。“蛤蜊张了嘴，不容易的事，我不便错过这个机会”。对于“柳屯的”这位夏家的新主人，“我”更是充满好奇的探索欲望：“真的我想看看这位柳屯的贤妇”。当得知“‘柳屯的’把夏家完全拿下去”时，“我”觉得比《醒世姻缘》都更离奇。于是，我决定“亲眼去看看!眼见为真。”在村里唱戏的时候，“我的眼睛专在找‘她’”。一个重大的谜团是：“这一年的工夫，她已把全村治服了。她用的是什么方法，我还没有去调查。”因为“夏家的事，这会儿在我心中确是有些价值。怎会全村里就没有敢惹她的呢?这像块石头压着我的心。”为了揭开心中的谜团，“我”用“美丽”牌烟卷去撬“村里的圣人”松儿大爷的嘴，希望从他那里“打听点有价值的消息”，真可谓费尽心机。在松儿大爷家中，“我”喝着茶“开始审他”。“柳屯的”是“霸工”、是“女拿破仑”，“她真明白一切乡人的心理”，“设若她会写书，她必定会写出顶好的农村小说”，“好像全世界满属她管似的”。村人和松儿大爷事事容忍的“生活哲理”“应当对‘柳屯的’敢这样横行负一部分责任”。夏廉是彻底的奴性人格、一个受虐狂患者。他“是她的猫，狗，或是个什么别的玩艺”，“他拿她当作屏风，在她后面，他觉得安全”。受虐与施虐的心理需求解开了看似“离奇”的乡村悲喜剧。探索者“我”的形象塑造为这部小说增添了心理深度，也使它有别于普通的“泼妇传”。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充满好奇心的人性观察家的“我”的形象一再在老舍的中短篇小说中出现。“我”又在《记懒人》中开始了他有趣的工作。“在我的经验中，他是世上第一个懒人，因此我对他很注意：能上‘无双谱’的总该是有价值的。”他又捉住了一个“标准人”，而“标准人”比上帝创造的“平常人”更有价值。“平常人”是“人”的平均数，只有“能上‘无双谱’”的怪人和疯子才能显示人的本质。面对懒人，“我”从他的弱点开始下手。懒人“无为”，“我”只得准备了能撬开他嘴巴的白酒。可喜的是“三杯下肚，他能暂时的破戒——和我说话”。“为引诱他讲话”，“我还能舍不得几瓶酒么?”为了揭开他心中的秘密，“我故意诱他说话”。但是，“普通的白酒还不够打开他的说话机关”，他知道“须带白兰地”，“白兰地果然有效”(可见是个新人物)。“我”“得着了空前的胜利”，“酒过三杯，他开始讲话”。借此机会，“我要盘问他了”，“我”懂得谨小慎微，因为“我非常的怕他不再往下说，可是也不敢促迫他；我等着，听得见我自己的心跳”，“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我连大气也不敢出的等着”。人性探索的工作是紧张而又刺激的，有时真可谓惊心动魄。这篇小说不仅表现了懒与忙的生活辩证法，而且也由于“我”的出现，使它充满了人性探索的色彩与趣味。 在根据白瑞夫德的小说《隐者》仿作的《歪毛儿》中，作者再次让“我”登场。见着小时候的玩伴，友情和探索兴趣促使“我”把白仁禄拉到自己家中。“他坐在屋中了，我才放心，仿佛一件宝贝确实落在手中”，以至于“我”都不敢立即同那宝贝讲话，“我不肯把他吓跑了”。这回用的是白葡萄酒(可见又是个新人物)，“我”小心翼翼地“试着步说”。可是，白仁禄也是封闭于自己“意义母体”中的人，“他没言语。但是我不失望。劝他酒，酒会打开人的口。”有酒，有“战略”，“我”“把他引上了路”，“我要知道的是他的遭遇”。最后，“我”获得全胜，他向“我”、向读者讲出了他心灵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把我们引向深层的人性思索。 拿酒去交朋友，拿酒去套取写小说的材料，其实正是老舍的惯计。老舍的这种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为他的小说抹上了一层独特的充满魅力的光晕。他说： 并没有好大的量，我可是喜欢喝两杯。因吃酒，我交下了许多朋友——这是酒的最可爱处……人或者只在‘喝了’之后，才会把专为敷衍人用的一套生活八股抛开，而敢露出一点锋芒或“谬论”。[22] 这里，酒成为照亮人性深处的无意识黑洞的辅助工具。 (三)符号的牢笼 通过人性探索，老舍发现了许多人性深处不易为常人所察觉的领域和角落。下面仅以“符号的牢笼”为题做一个小小的考察。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人生活在他自造的“意义母体”之中，这是一个“符号的牢笼”。老舍在许多小说中都深刻地揭示了人的这一生存窘境。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 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人不再能直接地面时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人在理论领域中的这种状况同样也表现在实践领域中。即使在实践领域，人也并不生活在一个铁板事实的世界之中，并不是根据他的直接需要和意愿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正如埃皮克蒂所说的：“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而是人对物的意见和幻想。[23] 卡西尔以其深刻的哲思向我们描绘了人作为符号的动物的充满背谬的生存状态，活在世上的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活在由自己自造的符号牢笼之中的。老舍以其对于人性的独特观察触及到人的生活的这一层面的问题。 但“符号牢笼”有时也可以成就一个英雄、一个神话。《八太爷》中的王二铁就是一位“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中的人物。“他只念过几天私塾，斗大的字大概认识几个。他对笔墨书本全无半点好感”，“特别不喜爱书本”，他是从野台戏评书、乡里的小曲与传说那里受到的生命教育，张飞、李逵、武松与黄天霸是他所知道的英雄，其中他最佩服戏文和口头传说中的康小八。“他的身量、面色、力气、脚程，都像康小八”，他相信自己是康小八转世，“康小八差不多附了二铁的体”。下面是王二铁想离村进京时与村长的一席对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废话!你难道不是二铁? 我是康小八!我黑，我矮，我有力气，我腿快，我还有枪!……赶明儿个，你听说大城市里头又出了康小八，那就是我! 二铁，而今不是那个年头了。想当初，康小八有枪，别人没有，所以能横行霸道，大闹北京城。而今，枪不算什么稀罕物了，恐怕你施展不开。 我走啦，再回来的时候，我就是真正的康小八了! 人生活在他的符号世界中，以致于他深深地为符号意象所暗示，任何看似明智的规劝都不会起什么作用。王二铁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他认同的神话之中，以至于他彻底模糊了“真实之我”和“构想之我”之间的界限。由于日本人的声势超过了“八太爷的称号与威风”，他恨透了日本人。最后王二铁在城外袭击了日本的坦克车和步兵并喊出：“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是康八太爷!”被捉之后，他为自己设计了菜市口康八太爷式的死，但他死于日本人的乱刀之下。他最终没能有机会在刑场上喊出：“到大柳庄传个信，我王二铁真成了康八太爷!”是个遗憾，但他的确在自己身上成就了康八太爷的神话。把这篇小说视为一部普通的“抗日英雄谱”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王二铁的痛恨日本人显然是因为“他的八太爷的称号与威风”被他们压了下去，是“八太爷的称号”成就了王二铁。 “符号的牢笼”可以成就一个神话，也可以致人以病。人首先为自己构想了一种生活并把自己限定在这种构想的生活之中，仿佛这种生活并不是他构想的生活而是他的生活本身，甚至是他本身、他的全部，即他把自己等同于他构想的生活、符号化的生活。有时他会迷恋或固守一个物件、一个观念，最后由于一种很难解释的偏至，他越来越受制于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渐渐成为他的一种异己力量，对这些东西的迷恋或固守有的演化成一种病态的占有欲，以致于终身不能摆脱。《骆驼祥子》中祥子的对于车、《恋》中庄亦雅的对于字画、《断魂枪》中沙子龙的对于旧的武艺等等，其生命的活力与冲动都来自于那种疯狂的占有欲。 在《恋》中，庄亦雅会在晚上“锁好了屋门”，把收集来的字画“翻过来掉过去的去欣赏，然后编了号数，极用心的打上图章，放在一只大楠木箱里。这点小小的辛苦，会给他一些愉快的疲乏。”能“把那几幅最名贵的字画买回家去，盖上自己的图章”是他感到最“得意的事”。这种“‘爱’是会生长的东西”，看着他的那些收藏，他想：“将来也许随着他入了棺材，而绝对不能出卖”。为了收藏，他自私地克扣家中日用，有时兴起，便“打开箱子，把所有的收藏都细看一遍，甚至于忘了吃饭”。有一次，“看到第三十二张，他抱着它睡去了”。小说侧重于写一个收藏家“昏迷”和发疯的心理动机。在敌机到了头上的时候，他为了一张石谿抛下了太太，他只愁那些字画“没有安全的地方去安置”。听到报警， 他抱着那些字画藏在了桌子底下。远处有轰炸的声响。他心里说：“炸!炸吧!要死，我教这些字画殉了葬!”杀头就杀头，我不能放手我的石谿!每天，他抱着石谿等候日本人，自言自语的说：“来吧!我和石谿死在一处!” 最后他正是为了所迷恋的字画而做了伪职，正是占有性的生存毁灭了他。他死在了他为自己设定的“符号牢笼”之中。老舍以“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一句结束了全篇，充满了无尽的人性意味。 《断魂枪》中的神枪沙子龙，当镖局改成客栈，“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但他是多么迷恋那个世界啊!“只是在夜间，他把小院的门关好，熟习熟习他的‘五虎断魂枪’。”他对前来学艺的孙老者说出了心里话： 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 虽然“‘神枪沙子龙’慢慢似乎被人们忘了”，但是，每当“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老舍自揭小说的“底”为批判“个人的保守”的，是文化的解释，不能说错。其实，结合老舍的其他作品，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体味到独特的人性深度。沙子龙的痴迷于枪正如庄亦雅的痴迷于字画，他们都生活在一种自造的“意义母体”之中，他们的生存都是一种占有性的生存，他们的占有物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必须殉了“神枪沙”、“收藏家”这些带有符号意义的名分。 《老字号》中的辛德治也是各种老规矩的固守者。我们可以单纯从文化守成的意义上去解读，但也不能无视这篇小说的人性探索倾向。其实任何文化守成主义都有他的人性根源，旧的文化符号所构成的意义结构经过生命个体的编织会形成一个精巧而牢固的樊笼，它就是生命个体的精神之家，在这里他将获得稳靠与安宁。文化守成恰恰来自于对“无根据”生存状态的恐惧，而对于毫无勇气的生命个体来说，这种生存连一刻也不能忍受。正如辛德治所感觉到的：“假如三合祥也下了桥，世界就没了!”辛德治知道“昔年的光景，大概不会回来了”。对这一点他跟沙子龙一样清楚，但他们都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封闭自我中。老舍的许多小说都触及到时代风云下小人物生存的悲哀，对此老舍有充分的自觉意识。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大变局背景下的小人物为适应这一大变局所出现的混乱和惶惑、挣扎和苦痛，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精神与情绪上的带有精神病症候的反应，可以被视为“老舍文学”的总主题，值得关注。 《番表》中那位不文明的乘客据“我”观察也是“凡事都有一定的讲究与规矩，一点也不能改”，“处处有谱”。“枕头必放在靠窗那边是他的规矩，对茶房必须拿出老爷的派头，也是他的规矩”。这些规矩就是他自己编织的生命之茧，那是一个由过去记忆之网编织的生命之茧。“旅行中不要随便说出自己的姓，职业，与去处；怕遇上绿林中的好汉；这家伙的时代还是《小五义》的时代呢。”老舍对共通人性的观察己具备了现代心理学深度。当然，对此他不一定有清晰的理性自觉，而更多地来自于老舍对生活的直觉与感悟。据心理学家研究，“每一个人在他内部都有两套力量。一套力量出于畏惧而坚持安全和防御，倾向于倒退，紧紧依附于过去，害怕成长会脱离同母亲的子宫和乳房的原始联系，害怕承担机遇的风险，害怕损害了他已有的东西，害怕独立、自由和分离。另一套力量推动他向前，建立自己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充分发挥他的一切能力，建立面对外部世界的信心。”这一人性的基本冲突“埋藏在人的深邃本性之中。”[24]老舍笔下的守成性人格正是这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在这一较量中，人身上的安全和防御性力量战胜了向前的创造性力量，这就是文化守成主义的心理学。而那些占有性的生存类型也是通过占有的东西而获得稳靠感，这种自闭于自织的生命之茧的生存状态体现出人类面对真实存在的恐惧和怯懦。 《牺牲》中的毛博士也是一位生活在自己的“想象的激情”中的人物。据“我”的观察，“这个人的理想完全是在创造一个人为的，美国式的，暖洁的小家庭”，“设若这个理想的小家庭有朝一日实现了，他必定放着窗帘，就是外面的天色变成紫的，或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他也没那么大工夫去看一眼。大概除了他自己与他那点美国精神，宇宙一切并不存在。”假如那点“美国精神”没了，他的宇宙也就垮了。他的“意义母体”的关键词就是金钱、洋服、女人、结婚、美国电影等。他的生存状态也是占有性的，他占有的是“美国精神”这一“符号群”，那是他的“宗教性的戒律”。围绕这一“符号群”，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言语系统。言语是大家的而“用法是他自己的”。老舍在这篇小说中说：“人必须抓得住自己的东西”，人都“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拴在由自己心造的生命之茧并关闭了朝向外部世界的大门。庄亦雅和沙子龙都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关上大门动情地欣赏自己的占有物；毛博士也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的世界，惟恐别人惊扰了他的安宁，他总是“把心中的事严严地关住，唯恐走了一点风”。 (四)无意识心象呈现 当一个人问“我是谁”时，大家以为他疯了。其实，在现代，“我是谁”确非一个空洞的假问题。 在老舍的《丁》、《老年的浪漫》、《微神》与《末一块钱》等小说中，作家大量采用缺乏逻辑性与连贯性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以及飘忽不定的思绪来表现人的精神生活。它来自于老舍的“现代人学”观念，它与西方现代心理学有关。老舍在《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这样谈及心理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中国)作家学写西方式的心理小说，创作了一些很有趣的优秀小说。”[25]老舍这样谈到“新心理学的影响”：“近代变态心理与性欲心理的研究，似乎已有拿心理解决人生之谜的野心，性欲的压迫几乎成为人生苦痛之源，下意识所藏的伤痕正是叫人们行止失常的动力……文人自然会拾起这件宝贝，来揭破人类心中的隐痛。”[7](p114)又说：近代文艺由于受到科学和社会自觉的影响，“就是人物也须合乎生理学心理学等等的原则。”[18](p241)这种心理学认为，在人的自觉意识下面潜藏着一个广袤的无意识领域，人的神志活动在许多情况下是不自觉的，是不合理性和逻辑的。正因为存在着一个非理性的自我，所以，人的思绪在许多时候往往是飘忽不定、变幻莫测的。现代小说只有通过“意识流”呈现，展示人的隐秘精神世界，才能揭示真实的人性。小说视点的内转决定了现代小说结构模式从传统的线型结构演变成现代的网状结构。在这种小说中，人物性格塑造与情节高潮都己不复存在。在一般意义上，老舍无疑是个好的说故事者。但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他还创作了一部分“意识流小说”和大量富含浓厚心象呈现倾向的小说。这些小说把老舍的人性探索伸向了人的无意识深层。 《老年的浪漫》中的刘兴仁，本来是顶着冷风去给傻儿子讨媳妇，不料他长期隐伏在潜意识黑洞中的生命冲动却挣脱道德的规训漫溢开来： 怎么擒她呢?叫她作儿媳妇呢还是作——他的傻儿子闹着要老婆，不是一天了。只有冯姑娘合适。她身体好，她的爸在姓刘的手里捧着。娶了她，一定会生个孙子；儿子傻，孙子可未必傻，刘家有了根。可是，一见冯姑娘，他不知怎的多了一点生力，使他想起年轻的事儿来。他要时得起儿子，可是他相信还会得个——或者不止一个——小儿子，不傻的儿子。他自己不老，必能再得儿子。他自己要是娶了她，他自己的屋中也会有旺旺的火，也会这样暖和，也会这样彼此亲爱的谈话。他恨张妈，张妈生的火没有暖气。要她当儿媳妇，或者自己要了她，都没困难。只是，自己爱那个傻小子，肯…… 当冯姑娘喊着“刘伯伯慢着点，风大!回家问傻兄弟好!”送客时，刘兴仁才恢复了他的正常意识。在揭示深层性意识方面，小说带有浓厚的现代心理分析色彩。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洞穿了“意志力量”的虚妄和自欺。“欲望”、“冲动”比“意志”更能推动人的行动。弗洛伊德重新塑造了人的形象，而老舍则揭穿了中国人表层道德遮蔽下的谎言和幻象。 《末一块钱》写穷大学生林乃久揣着身上仅存的一块钱赴萃云楼捧喜欢的女戏子史莲霞。小说充斥着大量的意识流片段，把最简单的外部线索与放姿的心象呈现结合起来，很好地化用了西方现代意识流小说，达到了近乎完美的艺术水准。其中有一段仅以首句“台上换了金翠”和尾句“金翠也下去了”向读者提供最基本的外部线索，而中间一大段则是主人公快速闪动的意识流程： 他得走，能看着别人点她的曲子么?可是，除了宿舍没地方去。宿舍，象个监狱；一到九点就撤火。林乃久只剩了一条被子和身上那些衣裘。他不能穿着衣裳睡，也不能卖了大衣而添置被子；至死不能泄气。真的，在乡间他睡过土炕，穿过撅尾巴的短棉袄；但那是在乡下。他想起同学们的阔绰来，越恨他的哥哥。同学们不也是由家里供给么?人家怎么穿得那么漂亮?是的，他自己的服装不算不漂亮，可是在颜色与样式上，他没钱买真好的材料。这使他想起就脸红，乡下老穿假缎子!更伤心的是，这些日子就是匀得出钱也不敢去洗澡，贴身的绒衣满是窟窿!他的能力与天才只能使他维持着外衣，小衣装是添不起的。他真需要小衣裳，他冷。还不如压根儿就不上城里来。在乡下，和哥哥们一锅熬，熬一辈子，也好，自然那埋没了他的天才，可是少受多少罪呢。不，不，还是幸而到城里来了；死在城里也是值得的。他见过世面，享受了一点，即使是不大一点。那多么可怕，假如一辈子没离开过家!土炕，短棉袄，棒子面的窝窝，没有一个女人有莲霞的一零儿的俊美。死也对不起阎王。现在死是光荣的。 把一个从乡下来的穷大学生孤独的心理流程写得活灵活现。 老舍所熟悉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回答朋友写什么才能写出好小说时，答案只有一个词：孤独。正是“孤独”阻断了个体与外部世界的正常通道而聚集起充满矛盾的内部世界。老舍小说《丁》中的丁就是这样一个孤独者，这是一种无根的现代人的孤独。下面是丁在青岛海滩上的一段心象呈现： 一百五。过去的渺茫，前游……海，山，岛，黄湿硬白浪的石头，白浪。美，美是一片空虚。事业，建设，中国的牌楼，洋房。跑过一条杂种的狗。中国有进步。肚中有点俄，黄花鱼，大虾，中国渔业失败，老孙是天才，国亡以后，他会白吃黄花鱼的。到哪里去吃饭?寂寞!水手拉着妓女，退职军官有妻子，老孙有爱人。丁只有一身的浴衣。皮肤黑了也是成绩。回到公事房去，必须回去，青岛不给我一百五。公事房，烟，纸，笔，闲谈，闹意见。共计一百五十元，扣所得税二元五角，支票一百四十七元五角，邮政储金二十五元零一分。 现代社会是一个“拆散的社会”，传统相对单一的价值被多元价值所取代。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西方与东方的夹缝地带出现了矛盾与混乱的心理，他们的生存是无根基的。老舍的许多小说敏锐地表现了社会大变局时代个体生命的渺小、挣扎与无奈。“国家生活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是空前的，“人民为了适应这一变化而产生的混乱和惶惑”也是空前的。因而“在这一方面，过去十五二十年里，中国精神病大夫遇到的问题，是中国迄今为止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些问题在人的精神上产生了极其深刻的情绪上的反应，的确能致人于病。”[7](p144)老舍的小说《离婚》、《老字号》、《断魂枪》和《毛毛虫》等均深刻地表现了这一时代病主题。以《毛毛虫》为例，小说中的毛毛虫和他的两个太太均受着苦，到底是谁的错?大家觉得“怎么想怎么也不对”，“说倒倒脚不对吧，不应下那个毒手，可是她自己守着活寡呢。说新太太不对吧，也不行，她有她的委屈。”“仿佛还是毛毛虫不对，可是细一给他想，他也是乐不抵苦哇。”最后大家没了主意，“我们在他俩身上找到一点以前所没看到的什么东西，一点像庄严的悲剧中所含着的味道。似乎他俩的事不完全在他们自己身上，而是一点什么时代的诅咒在他们身上应验了。”在老舍的中短篇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疯子，比如《歪毛儿》中的白仁禄、《大悲寺外》中的丁庚、《牺牲》中的毛博士、《画像》中的方二哥等等。正是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以及价值混乱导致了现代人的心理错综，老舍敏锐地触摸到了这一人性新倾向并集中通过心象呈现小说表现出来。 (五)结语 我们习惯于把老舍定位为文化型作家，这种定位并没有错。作为一个文化型作家，老舍以小说的形态表达了他对20世纪中国人复杂文化处境的感受和思考，这些感受和思考由于不是采用清晰的理论语言而显得更加真实和丰富，因为“小说的”思维“乃通于深奥”。但是，任何概括都意味着一种遮蔽。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认：老舍也是一位富有深度的人性探索者与发现者。即便在他那些主要以文化为中心题旨的小说中也有着鲜明的人性探索色彩。老舍说，小说家为了认识人有许多工作要做，他 要实地去观察，那就是一件很平凡的小事情，也得仔细留心去看一看。譬如某人聪明，长相也满好，就是有点神经病。因此，大家都叫他‘精神堡垒’；我们就得仔细地看一看，想一想，要是能够找出一个所以然来，这便是一篇小说的好题材。[6](p100) 一个小说家首先得是一个对人有观察兴趣并且力图去明白人的人。他处处观察，处处思考，处处寻找小说的材料。他有着浓厚的人性探索兴趣，并且，他总是努力发现隐藏在表层人性背后的深层隐秘世界。在生活中，他不能没有朋友，朋友满足了他的情感需求，更为他观察人性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老舍的许多小说都来自于跟一个朋友的“闲扯”。在注意倾听的同时，他总是注意思考故事背后的人性内容和这内容深处的隐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属老舍的小说较少政治化和理念化的弊病，属老舍的小说最有趣味、最耐人寻味。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不应当相信任何先于生活的理性判断，小说思维“乃通于深奥”，小说只能认识只有小说才能认识的，它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恰当方式。在老舍的小说世界中，有活的人和鲜活的生活。从最基本的生存样态上说，老舍都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他的“才力”的确是“小说的”。人性观察家与探索者是这位真正的小说家的核心画像，而这至今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所以我们相信，这一研究必将有助于老舍立体画像的建构。 [参考文献] [1]老舍.写与读[M]//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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