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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亡的情势使中国社会被迫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自此，无论人们是抵触还是接纳，都已无可逃避地与现代化同在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也都由此打上了“现代性”的印迹，成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现代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从“现代性”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程，我们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知识精英对“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取舍，对西方“现代性”的艳羡与批判，对中国“传统性”的留恋与坚守，对现代化道路战略选择的激烈争吵等等。本文对作家老舍文化心理的探寻，即是出于此种目的，从老舍的作品描写中，我们能体会到这位作家在经历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心理内容。 一 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身在英国伦敦的老舍连续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老舍登上文坛的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与探索也正由“技术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进展道“人的现代化”阶段，那时的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鲁迅们，比他们的上两代人更清楚地看到了“技术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弊端，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关键问题还是“人的现代化”，也就是改造国民素质，启蒙民众的问题，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启蒙”思潮。鲁迅在这方面尤其用力最多，他思考着，以“暴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作为解决“人的现代化”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以文艺来“改变他们的精神”[1]，从而开拓出一条“改造国民性”的创作道路，成为后来作家的创作典范。于是，受时代思潮的规范，也受鲁迅创作范式的启发，老舍最初创作以文学的方式要探讨和演绎的，便自然选择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流行话题，并在此后相当长时期都执著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与文学表现。 这一选择具体到老舍的思想与创作中，也就是把“改造国民性”作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基本手段，自觉地以“改造国民性”作为创作宗旨，并围绕这一主旨结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在老舍的全部创作中，除了少数作品，他很少正面描写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矛盾冲突，而专注于描写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毒害和创伤，竭力揭示它们与国家民族盛衰成败的内在联系，这些因而构成了他小说中最具价值意义的部分。 他讽刺“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贪婪恶俗的老张(《老张的哲学》)，嘲笑糊涂浅薄的赵子曰(《赵子曰》)，暴露“出窝老”的国民性老化的问题(《二马》)，忧愤猫人的自私愚昧(《猫城记》)，针刺文博士的洋奴思想(《文博士》)，批判老李的彷徨怯懦(《离婚》)。就是《四世同堂》这样意在全面反映抗战八年沦陷区社会现实的长篇巨著，他也重在写出一部抗战心灵史，重在将中华民族(小说中以北平市民为代表)放在民族存亡的历史背景下来审视与批判我们的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老舍就是这样地执著于国民劣根性的暴露与批判，这因而使他成为“继鲁迅之后，又一位自觉地以自己的作品履行这一职责并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2]。 老舍在暴露与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也努力探寻改造国民精神的途径与方法。老舍在英国的讲学生活使他开阔了眼界，以英国人为镜，他照出了我国国民的许多不足，他十分欣赏英国人对国家事务的参与热情，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3]。英国人那种强烈的国家观念正是那个时代我们国人最缺乏的精神品质。对此，老舍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观念”，“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因此，他认为：“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是今日最要紧的事!”[4]。 老舍忧虑于国民怯懦、苟安导致国家衰弱的历史现实，遂不遗余力地进行暴露和讽刺，如李长之所说：“怯懦，折衷，退一步想，敷衍，妥协!这是老舍小说讽刺的大目标。”[5]老舍曾不无遗憾地指出：“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6]他希望我们的国民人格硬朗一些，能敢作敢为，敢于抗争。因此，对症下药，他高扬武侠精神，试图给国民补钙，以注入刚强的人格。 总之，这时的老舍是把改造国民精神，推进国民人格的现代化，作为他思考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中心问题，也就是他所说的通过“培养民气”来救国。他希望把愚昧落后的国民改造成为有科学知识、有进取精神、有爱国热情和民族责任感，敢于抗争的现代国民，如此，“国民觉悟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 老舍对“人的现代化”的思考是在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喧嚣的“启蒙”语境下进行的，自然，他也继承了近现代思想界有关“新民德”、“开民智”和“鼓民力”的启蒙思想主张，他的思想也没有超出前人讨论过的“民德”、“民智”和“民力”的范围，但基于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和思考，他的启蒙思想又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在早期的几部作品中，我们看到老舍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国家的灭亡是民族愚钝的结果”(《离婚》)，“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猫城记》)这些思想言论似乎表明，老舍十分注重对民众的知识教育，他把“知识”排在“人格”前面，足见他是把“开民智”放在了首位。然而，在更多地方，我们又看到，老舍在不遗余力地暴露和批判国民劣根性，显示他十分注重“新民德”的问题。在抗战时期，痛心于“民气”不足，国人面对日寇欺凌老是忍让苟安，老舍又塑造无畏侠士英勇杀敌，以“鼓民力”。这样，在处理“民德”、“民智”和“民力”三者的关系问题上，老舍就与严复的首重“民力”和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人着重“民德”的启蒙思想[7]有些不同。他没有执著于一端，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需要，适时调整策略，增补和建设国民现代化的内涵。因此，总体上看，在老舍的关于“人的现代化”的思想体系中，“民德”、“民智”和“民力”三者作为规定性要素，皆受到了他的重视，而三者各自的重要性则因时代情势变化而变化，并得到不同程度的强调。当然，老舍关注和讨论最多的还是“新民德”的问题，也因此，人们常把老舍视为忠实继承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来看待。老舍这一独特启蒙思想的形成源于他对国事民情的判断，自然有其某种时代的合理性。 二 同样是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社会体制问题成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又兼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广泛传播和倡导，“启蒙”的改良思想由此显得不合时宜而遭到遗弃，中国思想界于是迅速地进行了思想话语的转换，由“人的现代化”转向对社会“制度现代化”的关注，也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启蒙”向“救亡”的过渡。 30年代初期，刚回国不久的老舍，即加入到中国思想界这场思想话语的转换和讨论中。尽管此时他仍未放弃对“人的现代化”的思考，但已开始注重从社会体制层面探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问题。他不再仅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思想观念，指向个别坏人或有病态的人，而是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清醒地认识到：“黑暗的社会是惨剧的母亲。”[6]国家的贫弱，人的病态，人间的种种悲剧，一切根源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因此，他注重将自己笔下的各式各样的被否定被批判的描写对象，与整个旧社会的制度联系起来；或者通过他小说的人物，提出对旧世界的控诉和挑战。 《猫城记》是老舍对现存社会制度抨击最为猛烈的一部作品。基于“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的种种失败”，老舍按捺不住激愤，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现实与未来强烈的忧虑。《月牙儿》以母女俩先后沦为妓女的血泪史，对旧社会进行了强烈的控诉：女儿在遭遇了惨痛的蹂躏后，对现存世界产生了强烈的憎恶和否定：“这个世界是真的地狱!”《骆驼祥子》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恶：“祥子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的过错。”《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在混乱的年代里，屡遭挫折，坎坷一生，临到老时，悲愤地呼喊出：“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主人公的笑是因为他感到生存世界的荒诞，他的笑声中包含着悲愤与绝望，包含着诅咒。《新时代的旧悲剧》、《上任》和《且说屋里》是同一类型的作品，直接将旧社会大大小小统治者的反动本质与丑恶行为暴露出来予以批判，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旧世界的黑暗和无望。此外，《民主世界》、《鼓书艺人》和《面子问题》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 与徐志摩的“英美社会”理想和京派作家的“乡村社会”理想不一样，老舍在对现存社会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并没有完整清晰地建构起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制度形态。他只是本着一颗朴素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以是非、善恶作为尺度来衡量这个世界，遇到不公或邪恶即加以抨击。他对政治的旁观隔膜使他对共产党也未能了解，并在《猫城记》里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过嘲讽。直到解放后进入新社会，老舍终于认同了共产党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将其作为他长期找寻的理想社会形态予以热情的歌颂，《龙须沟》、《方珍珠》、《茶馆》等话剧作品就是他热情歌颂新社会的产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茶馆》这部剧作，老舍在真诚地讴歌新社会的同时，灌注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他对一直思考的“制度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总结。 作品以北京一个大茶馆为背景，截取清末、民初、抗战胜利以后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片断来结构剧情。在近代中国，这三个时代都是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大清王朝、军阀统治、国民党政府，都处在行将崩溃的前夕，社会的混乱、动荡、黑暗，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地步。 剧本以王利发开设的茶馆由盛到衰作为线索，广泛地描绘了进出于这座茶馆的三教九流、市井小民的沉浮，包括善良者的挣扎和恶势力的肆虐，由此反映出中下层群众的苦难和幻灭，旧中国无可挽救的颓败没落。剧本在刻画各种改良企图和个人挣扎一一受挫的同时，点染出真正的觉醒者和反抗者投身革命行列的动向。由是，剧本通过这样的剧情内容，对清末以来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审视，对三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埋葬，自然也暗含着他对所处的当下新社会制度的肯定。 三 在现代化的总体内涵中，文化现代化是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内涵的复杂性和外延的广泛性，它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或盛衰往往起着深层巨大的积极或消极的支配作用。因此，近现代思想家们的思想触觉也较早地伸入到了文化层面，试图在中西文化的比较批判中找到阻碍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深层病根或推进我们民族现代化的动力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近现代思想家们这一思想行为的显著体现。无论是陈独秀们的批判传统文化、提倡西方文化，还是梁漱溟的肯定传统文化、批判西方文化，其共同目的都是希望找到推进民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 可能是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从中获取到文化批判的思想与话语资源，老舍在走上文坛之前的20年代初，即已立志从事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设。他曾申述过这样的心愿：“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蔽，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8]“文化批判”由此成为他从事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取向。 老舍第一次自觉地进行有深度的文化批判的，当是1928年创作的《二马》这部作品。因于自己在英国的切身感受，也或许受到了近现代思想界比较中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老舍在《二马》中试图对中英两国民族性格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的比较。老马自尊自傲，自私自利，因循守旧，懒惰成性，不思进取，无所事事，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是老一代中国人的代表，老舍对此感到担忧，并予以尖刻嘲讽；而反观英国人，他们务实，懂科学，爱国，进取，尽管有些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但有更多值得欣赏和肯定的地方。通过中英两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比较，老舍对民族精神老化和产生“出窝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肯定了英国文化和英国民族精神。 到了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走何种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研讨，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又热闹起来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已在当时报刊上被较多地使用。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趋向问题的大讨论；随后不久，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10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号召开展文化建设运动，又引发出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次论争无论是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是中西文化、现代化道路理论探讨的新阶段。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大大超出了以往争论的范围，即使是一些老问题，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9]。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的诱发下，老舍在30年代对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又有了深入的拓展。他写有好几部作品，直接就是“借故事说文化”[10]。1934年，老舍就曾计划写部长篇《二拳师》，拿武侠故事表达对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如他所说：“内中的主角是两位镖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单刀赴会，杀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时兴；大刀必须让给手枪，而飞机轰炸城市，炮舰封锁海口，才够得上摩登味儿。这篇小说假如能写成的话，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埋在坟里，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是显出人类的愚蠢。”[11]显然，老舍计划中的这部作品，意在表达他对现代化必然性事实的肯定和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问题的警惕。遗憾的是老舍这部作品未能写成。但以这部作品的材料浓缩成的短篇《断魂枪》继续着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此外，《老字号》、《新韩穆烈德》等作品也都从不同方面演绎着文化批判的主题。 抗战时期，老舍接受东方文化协会委托，以“东方文化”为题写成剧本《大地龙蛇》。在这部剧本中，老舍试图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从这部作品中，我们能看到老舍此时对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认知。他说：“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和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10]在老舍的眼中，文化成了一个民族是否独立，以及有无存在价值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与衡量的依据。这是老舍此时所持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老舍在抗战时期十分重视对文化的检讨，如他所说：“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12] 而通过给文化照“爱克斯光”，老舍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存在的许多问题。一方面，他肯定了我们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有的精神价值，指出“礼义廉耻也是咱们的庄稼，精神的庄稼!”[13]不是日本侵略者杀呀砍呀就征服得了中国的!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文化在抗战背景下存在许多弊端，如重“修身齐家”却忽视“治国平天下”，“重气节，同时又过度的爱和平”[16]，以及诗词书画等文人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消沉麻醉作用，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等等。《大地龙蛇》中的赵庠琛和《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就分别是这两种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尤其是战争的淬炼，正如赵庠琛说的：“这个战争，把一切都变了!”抗战使积弊沉重的传统文化的积极要素被极大激活了，赵庠琛和钱默吟的走出家庭，走上战场，表明传统文化终于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获得了新的时代价值。传统文化的更新既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有现实的依据，更包含了老舍的热切期望。老舍说：“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有它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10]这是老舍对文化现代化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立场。 解放后，老舍在未竟之作《正红旗下》中继续进行着他的文化批判工作。他暴露批判了旗人文化在清朝末年的蜕变与腐朽，指出正是这种“熟到稀烂”的文化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文化现代化的思考，他把文化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极为重要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部分来看待，显示了这位作家独特的思想品格。 四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自鸦片战争以后艰难启动，尽管遭遇过保守势力的多次顽固抵抗，但终究发展为滚滚浪潮奔腾向前，成为大多数人欣然接受的普遍事实。然而，在人们乐观接受现代化的“善果”的同时，却较少有人注意到它所带来的病态的“恶果”，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因为现代化的弊端是在它发展过程的中后期才严重显现出来的，17世纪开始现代化的西方社会是在20世纪才认真注意到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严重性的，诸如生态的恶化，人性的异化，“疏离感”，“意义的失落”，“心灵的飘泊”等问题，由此出现各式各样“反现代化去现代化或后现代的思想潮流[14]中国大陆也是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后才引发出后现代思潮的。然而，难能可贵的是，老舍早在中国现代化的初期阶段的现代时期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在这方面，老舍的思想品质与其他现代作家(沈从文等除外)有着显著的不同。 如前所述，老舍在未竟之作《二拳师》中即已注意到了科技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科技现代化带来了军事现代化，然而，军事现代化所带来的却并非福音，而是“高新技术大屠杀”[15]，是更大的祸害，如他所说：“飞机轰炸城市，炮舰封锁海口”这些“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是显出人类的愚蠢。”这里，老舍从战争视角看到了科技现代化的弊害。这与其他人狂热乐观地追求技术现代化，沉迷于技术革命带来的“善果”相比，老舍似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局外人，更多着几分冷静和理性。 在短篇《老字号》中，老舍反映了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并表现出几分反感和几分忧心忡忡的心情。老字号三合祥“官样大气”颇有“君子之风”，不愿意使用那些下三烂手段赚取买卖，虽然最终被挤垮了，但它讲规矩，有气度，令人欣赏和敬佩；而新起的两家商铺正香村和天成却不然，它们不讲规矩，没有气度，只要能赚钱，便使尽手段，虽然它们在竞争中最终取胜了，但却很令人厌恶和鄙视。这部小说虽然重在形象演绎唯改革才能发展这个道理，但改革中出现的道德失范的问题，确实也需要认真对待。虽然，老舍并未能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也不是他这篇小说探讨的重点)，但他的感情倾向还是偏向于传统的。 在《断魂枪》这部小说中，老舍主要探讨了文化承传的问题，表现人们面对即将失去的传统文化的种种复杂心情。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面临淘汰，价值失落，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然而，那经过千锤百炼、世代相传的文化精华在现代化的今天一下子没了现实的功用，它还有传承下去的必要吗？这却不是一个能随意回答的简单问题。因此，在沙子龙那里，他那条堪称国粹的“五虎断魂枪”就这样也随时而去、埋入坟墓“不传”吗？“传”？还是“不传”？这让沙子龙颇为犯难，难以迅速决断。当然，小说中悲观绝望的沙子龙最后还是选择了“不传”。但这不代表老舍的主张。 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很多，老舍除对上述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和表现外，还注意到“洋奴”现象的产生，小民百姓面对现代化产生的惶惑感等诸多问题。在《赵子曰》、《文博士》和《牺牲》等作品中，老舍主要对一些知识青年的“洋奴”心理进行了表现：他们对本国传统文化继承甚少，对西方文化了解肤浅，便盲目崇洋，自卑自贱。“洋奴”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交汇产生的劣质物，有其必然性，老舍对此予以了特别关注和尖锐批判。在《黑白李》和《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中老舍还表现了小民百姓面对社会现代化转型产生的生存危机和心理恐慌感[16]。 老舍对现代化负面问题的关注与今天一些后现代思想家比较起来，自然还是零散的，表象的，没有他们那样的系统深刻(自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对老舍提出这种苛刻要求)，但他那时敏锐觉察到的许多问题，诸如“高新技术大屠杀”、“道德失范”、“文化承传”、“意义的失落”、“心灵的飘泊”等等，在今天依然存在，且有更多的显现。这足见老舍的先见之明。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一路同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是，中国现代作家对现代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有的现代生活体验与现代生存感悟的表达，它拥有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切可能性与所有丰富性。因此，当我们从现代性视角出发，探询老舍的现代性心灵之旅，我们能清晰地体察到这位作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感应的丰富性与某种深刻性。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的持续的深入的探讨，对现代化伴生的负面问题的较早警惕，无不显示了这位作家独特的思想品质。但由于他采取“借故事说文化”，他的思想散落在了那些故事情节与人物的描写中，这因此不但增加了人们的理解难度，也使他的思想看似十分零散，不成系统。但仔细地全面地梳理起来，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他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某种系统性和延续性。尽管他的思想不如一些理论家那样系统深刻，但基于他所处时代所能提供给他的思想条件，他的思想视野无疑是独到和开阔的，他为此进行的思考也毫无疑问达到了同时代其他中国作家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注释] [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2]樊骏《老舍的“寻找”》，《文史哲》，1987年，第4期。 [3]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4]引自老舍《赵子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5]李长之《离婚》，《老舍研究资料》(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6]引自老舍《离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7]参阅余江舟《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评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8]老舍《双十》，《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65页。 [9]参阅黄海燕《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1期。 [10]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第288-2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1]赵家璧《老舍和我》，《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 [12]引自老舍《四世同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3]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页和第296页。 [14]参阅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15]科学技术现代化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屡见不鲜，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中对此有精辟论述。 [16]参见拙文《论老舍对社会转型时期市民文化心态的描写和批判》，《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作者简介]何云贵(1965-)，男，重庆潼南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重庆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系，重庆 永川 402160) 原载：《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7月第5卷第4期 原载：《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7月第5卷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