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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尴尬和疼痛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李勇 参加讨论

    晓苏《保卫老师》《花城》2011年第5期
    “我”乡下的父亲千里迢迢赶到“我”就读的大学,为的是给“我”的硕士导师林伯吹教授送“礼”,“礼”不是烟酒人民币这些好礼豪礼,而只是老汉引以为贵的一种家乡特产——麂胯,麂胯在“我”老家是“馈赠的最好礼品”,父亲之所以给林伯吹送麂胯,不是求他办事,而纯粹是为表达尊敬——这尊敬是对林教授的,但更是对“老师”这个行当的;也正因此,“我”才感到了压力,因为“我”并不尊敬林伯吹,因为林伯吹根本不值得我尊敬,这个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家伙,顶着“教授”的头衔,实则是一个庸俗势利的小人。
    小说全篇就是写“我”如何苦心孤诣地阻止父亲送礼。这种阻止不是公然的,而是通过想各种办法和借口来实现的。“我”绞尽脑汁、小心翼翼,而目的只有一个:维护林伯吹作为“老师”在父亲心目中神圣的形象。在此可见,“我”的维护实际上指向了两点:一是“老师”,或者说是“老师”所表征的一种价值和理念;二是父亲,确切地说是父亲那颗尊敬的心,那颗单纯而朴实的、包蕴了美好向善的情感的心。
    所以,如果我们把小说当作一篇批判写实的作品来看待的话,里面的人物最丰满的其实是“我”,而不是林伯吹,也不是父亲,因为这篇“批判现实”的作品的主题再明显不过了:它是在批判不良的道德和人心,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种腐败恶质的社会现实。作为这种社会和人心的代表的是林伯吹,代表这种社会和人心的对立面的则是父亲,他们都内涵明确、质地鲜明;而“我”则相对复杂,当然这种复杂主要不是来自意蕴和内涵上的,而是来自功能上的,即“我”作为连接林伯吹和父亲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两个世界、两种价值观和道德的桥梁,“我”身处林伯吹那个悠游其间的堕落世界而心向父亲那个纯朴世界,“我”的心地也许确如父亲般纯朴,但“我”的情感却是复杂的、五味杂陈的。
    所以,如果将小说认定为一篇批判现实的写实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并不是对它的最好的理解方式——它是批判的,讽刺的,但它却不是写实的。这不仅见之于小说人物的内涵明确,也见之于小说情节的单纯:林伯吹、父亲和“我”构成了关系的三角,林伯吹和父亲的“冲突”因“我”而一再延宕,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叙事有着极强的线条感和动感,轮廓鲜明、铿锵有致,但从坏的方面来讲,也便失之于简单。但这似乎不是晓苏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讽刺艺术或多或少都有的一种“缺陷”,因为主体态度(讽刺)总是过于明确,所以多多少少总会减损艺术作品的那种混沌性。
    晓苏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作家,他的小说能鲜明体现出这一点。但在如今的中国文坛,道德似乎早已沦为了一种“过时的小调调”,尤其是世俗化进程加速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更加剧了道德在中国人精神结构中的危机,然而道德作为一种“话语”的“过时”是否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道德?答案不言而喻。“学生一定要尊敬老师”,小说中父亲对儿子说的这句话便暗含了一种朴素的道德愿景。(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2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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