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20年来，在长篇小说繁荣面前，中篇小说似乎风光不再，然而不少作家置身于严峻的困境中，仍能不温不火，以沉稳、坚守的姿态，在文学性的维度上积极探索，寻找超越的途径。在2011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努力突破的信息。 思考力与精神勘探同步生长 作家们不仅书写生活与情感，更把书写对象作为叙述的背景和媒介，展开对历史、人生、人性的思考，使与精神勘探同步的知性思考力悄然生长。如池莉的《她的城》就触摸到了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哲学。作品中老一辈的婆婆、人近中年的蜜姐和少妇逢春，都和苦难打过照面，只是谁也没被压倒，谁也不需要同情。单独看，逢春天真温柔、善于幻想，蜜姐精明利落、豪爽大度，婆婆宽容沉静、处事得体；并置在一处则可以看做是一个人一生三个不同阶段的生动写照，揭示出了顽韧的生活底蕴。小说着眼于小人物，却落在了女性积极、独立生命观的昭示上，不论遭遇怎样的坎坷不幸，女性都不逃避、退缩，而应互相扶持、理解和爱，展示出“带着伤疤的特有的美丽”和力量。作家们还把笔触伸向精神领地，测试人性的重量和品质。如章诒和的《刘氏女》讲述了一个女性刘月影杀夫的犯罪故事。它从最能够体现人类本性的食、色两方面，将如刀之笔切入了人性根部。女囚们为吃不讲廉耻，把死者剩下的变色肉片贪婪地塞入口中，坚守道德底线的“我”也悄悄把死者的鸡蛋据为己有；她们的思维离不开性，有的年轻人还发生了同性恋。这些和杀夫等事件联在一处，使小说成了人性之恶的“审丑图”。尽管如此，很多读者对女囚们却恨不起来。虽然作者一再虚化时间和背景，但人们从中仍可意识到是反人性、不合理的现实境遇和精神摧残，扭曲异化了女囚们的心灵和人性，所以作品的批判功能十分强烈。若说《刘氏女》演绎了人性的沉沦与阴暗，《相望江湖》则表现了人性的觉醒和复苏。财产丰厚的李长吉辗转查找解放，担心解放再作案被抓，把自己供出来。红颜知己单春的爽直活泼、坦诚信任，令他欣慰于人间真情的存在，所以在单春因经济问题被捕后，他能毅然前往杭州搭救，灵魂深处的人性、道义战胜了商人的利益和私念。作品从“相忘于江湖”到“相望于江湖”的叙述走向，凸显了主人公由焦虑、惧怕到觉醒、更生的心理活动轨迹，完成了人性救赎的意向传达。在李长吉身上，读者看到了良知的复苏和人性的温暖。耐人寻味的是，在如今金钱万能、道德滑坡的现实中，解放“重诺守信”，单春没出卖李长吉，而李长吉也能遵守“江湖”道义。他们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坚守，间接对抗、暗讽了“社会”的污浊，也张扬了稀缺、珍贵的诚信与义气等传统美德。杨争光的《 驴队来到奉先畤》也展开了对人性、国民性的复调思考。以九娃、吴思成为首的土匪开进奉先畤，杀掉村长赵天乐，先后筹粮、建大院，后来又筹女人。最后包子和村民们自发反抗，打死九娃，镇压了其他土匪。实际上驴队土匪和奉先畤村民都是悲剧的受害者。驴队眼光短浅，只要温饱无虞便万事大吉，财产、女人就是他们革命的终极目标，手段卑劣，不讲道义，罪有应得。奉先畤村民逆来顺受，自私自利，在利益和危险面前置同伴生死于不顾，镇压土匪后精神世界也依然是片没有觉悟的荒原。看来思想启蒙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当下中篇小说知觉思考力的强化，一方面标志作家们的思维层次获得了实质性提升，小说观念出现了调整，一方面把文本引向了世界与人类的本质境界，垫高、加实了小说探索的艺术品位。 写实之上的象征书写 为适应宽阔生活视野和微妙思想情感的表现，许多作家将象征引入或贯穿文本，追求意在言外的形而上旨归，以增加文本的耐咀嚼力。东西的《救命》叙述了一个蹊跷的故事：孙畅在不知情中劝说、哄骗麦可可，使她放弃了自杀念头，却引来麻烦不断，最终妻子小玲无奈地将他出让给了麦可可。小说的人物、事态、题目至少提供了几个联想方向：麦可可总是追问婚姻和生命意义，似乎傻气，但也标明对人生究竟为何的一种探询。麦可可把生命意义理解为要把自己绑在一个男人身上，这是否隐含着对妇女解放运动局限的批判？将孙畅夫妇“救人”的荒诞战胜常态逻辑的悖论现象，和当下救助他者却反遭诬陷事例联系起来，又是对道德滑坡的人性与社会的间接讽刺。小说标题的字面含义是救麦可可之命，但悲苦中的孙畅夫妇是否需要“救命”？患严重精神疾病的整个人类是否需要“救命”？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里的宗建明，寄居在未婚女友李红家，终日无所事事，后来受康捷的利益诱惑，做了杀人帮凶，被关进看守所。透过他凌乱的生活，以及李红具自闭倾向的女儿丁丁、沉浸于宇宙幻想的李浩宇、从包二奶最凶的村子走出的郭六和利用身体和心计发达的曹书娟等人物的生活，不难发现他们都存在着焦躁、孤寂的精神“病症”，没一个健康的“好人”。作家有意将人性的阴暗面放大的写法本身，就不无隐喻生命、生活无聊、无意义的意向。“孔雀羽毛”更隐藏着小说的真正动机。5次出现的孔雀羽毛轻灵美丽，是关涉飞翔、向上的象征性意象，它没具体用处，可主人公却一直保存，不时拿出来凝视。作者以它命名小说，意欲表达作为一种具有反物质取向的精神存在，它既象征着对过去美好生活的缅怀、追挽，也反证着对当下生存的不满，更寄寓着超越平淡的“地面”生活、融入理想“天空”的渴望。最能体现写实与象征结合的是方方的《民的1911》。据方方说，“民”及家人、邻居是虚构的，其他人物却都是起义中的真实人物。作者对历史努力还原，再现了起义全过程，恢弘的格局、纷繁的人物、紧张的气氛和相对完整的事件，均达到了宏大叙事的述史要求。而“我”、父亲等虚构形象都是带象征功能的“符号”。按字的本意“民”指人或人群，它既指代单独的国民个人，也指代一个民族。作者以“民”和“1911”的组合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你可理解为小孩“民”看到、听到、感受到的辛亥革命，也可理解为人民在这一年遭遇的从“王的国”到“民的国”的过程和变化。“民”的视角运用表明革命乃大势所趋，连孩子都认识得很清楚，何况成人。“民”的创造改变了小说感知世界的叙述方式，增强了人性深度和文学的抒情韵味。这种借鉴于诗歌的、写实与象征相结合的特征，使文本在走向历史具象的同时又超越具象，渐渐由平面结构趋于立体建筑，获得了多义性、多重性的审美旨归和阐释空间，朦胧而有余味。 文体压力的转移与释放 中篇小说缺少长篇小说的容量，也不如短篇小说反映迅捷，这是中篇小说文体上的劣势。小说家们清楚这一点，并一直在寻找转移、释放中篇小说文体压力的可能性，尝试向其他文类扩张，使跨文体写作倾向越来越普遍。陈应松的《野猫胡》叙述充满着浓郁的诗性成分。作者将香儿和庄姐同性恋的故事放在伦理漂移、世风混乱的乡村环境和她们生机艰辛、感情空虚的具体遭遇中，揭示了它的合理性。作者十年写诗的经历使小说体现了诗性叙述的状态。它把漆黑的夜晚、猖狂的风雨、野猫的惨叫、被觊觎的耕牛、“揉麝”、“吹毒管”、色鬼“牛垃子”、村长“马瞟子”等意象，置于野猫湖这样特定的空间内，组构起一个诡谲、阴冷的场景，它与充满贪婪、欲望和暴力的世态人心实现了内在对应，对香儿“四面楚歌”的灵魂视境和悲凉命运有强烈的烘托作用，因此小说情节推进中浸透着一股哀伤的调子。凡一平的《韦五宽的警察梦》则借鉴了戏剧的养料。它写乡村小伙儿韦五宽在不知情中随韦光火叔叔盗窃，最终方知崇拜的光火叔叔竟是公安部A级通缉犯，自己也被带上了镣铐。一次次“意外”的情节组接，虽有西方“佳构剧”的巧合痕迹，但让人看着有“趣儿”。它每次“包袱”的抖开，均能超出读者经验，又合情合理。它的主线是韦光火踩点、盗窃、诈骗、逃逸、“栽跟头”，可却以严肃面貌出之，让不明就里的韦五宽觉得他们是在神圣地执行任务，入室是找腐败证据……一面是虚情的欺骗掩饰，一面是真意的深信不疑，“反面”的精明，“正面”的愚钝，精明的被愚钝的送上审判台，愚钝的做出聪明人干不来的大事，牵出隐蔽的惯偷和大贪官。“拧劲儿”、“错位”的人物和情节配置、对比、反差，反话正说的构思方式，更像一幕幽默的戏剧小品。高晖的《煤城故事》则带着传记、散文的笔法。它以作者的心理活动串联起影响过自己人生和思想的若干场景、故事、细节和情绪片段，再现自己和一座城市、一所就读过的学校间隐秘的精神联系。其中有学校背景的渲染，有具有叛逆精神的大学生形象扫描，有“我”与恋人间的关系细节捕捉，但更多的是作家心灵探险历程的回放与体味。“我”的经历、性情和一些细节，都有作者的自传成分，加上叙事情绪化的“向内转”特质、随意自由的结构语言姿态，都令人感到《煤城故事》有一种“反文体”倾向，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更像一篇凝聚着作者青春记忆的大散文或成长传记。 2011年中篇小说也不无缺憾。如它过度依赖偶然、巧合性因子以增加看点，《驴队来到奉先畤》的土匪题材、《七根孔雀羽毛》中的犯罪故事、《韦五宽的警察梦》写的盗窃遭遇、《野鸭湖》的同性恋取向、《刘氏女》的劳改生活等，都是生活中可能出现却绝非常态、普遍的存在，这使作品表现生活的力度、深度打了折扣。此外，从整体上看，一些作品写法单一，艺术上缺少探索的锐气；一些作品致力于情节奇巧、曲折的经营，作为小说灵魂支撑的人物塑造给人的印象大多比较浅淡，新技巧的尝试不多。尽管如此，我仍欣慰于2011年中篇小说为超越过去和自身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找准了正确的方向。 原载：《文艺报》2012年01月13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1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