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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艺术家”老舍是现代小说史上风格独异的作家，他一生致力于描绘北京市民艺术世界，表现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苦楚。在小说形式上，他擅长于民间叙事、打造“京味”艺术品格和追求浅白平易的语言风格，从而呈现出浓郁的平民叙事风格。 当代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池莉也曾被誉为平民作家，她的零度叙事和平民化文学态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同样是平民作家，老舍和池莉的风格又有很大的不同。他在书写民生百态的时候，不像池莉那样用世俗的眼光和世俗的语言将个体生命原生状态简单地还原，也不象某些远离平民生活的知识分子作家居高临下用虚构的情节故事来苍白地表达对平民的同情和关注。而是从自己切身生活体验出发，从平民审美情趣出发，用平民叙事风格来传达精英意识，实现对平民原生状态的超越。使其作品既有通俗性又有文学性，散发出更加持久的艺术魅力。 一 创造性地继承民间叙事之风，走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之路 老舍的小说大都注重曲折的情节性和完整的故事性。这与他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有很大关系，也与他始终坚持平民化大众化的审美情趣有关。因为平民阶层的艺术受众很喜欢故事性强且有鲜活情节的作品而不喜欢正襟危坐的说教和理论。老舍的小说在叙事模式上创造性地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和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结合起来，用一种异于“知识分子模式”的民间话语形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说叙事模式。 关于小说的叙事模式，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是这样论述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应包括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次。中国古典小说深受传统说唱艺术的影响，通常采用全知叙事的叙事角度，连贯叙事的叙事时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结构。” 老舍小说在这三个层次上都带有传统文学的影子。譬如在叙事角度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的说书人的全知叙事模式在《柳家大院》、《马裤先生》、《黑白李》等小说中有明显的体现。在《柳家大院》中有这样的开头：“这两天我们的大院里又透着热闹，出了人命。事情可不能由这儿说起，得打头儿来。先交代我自己吧，……”中间有这样的文字：“少说闲话吧，是这么回事：……”最后又是：“等着看吧。看二妞能卖多少钱，看小王又娶个什么样的媳妇。 ……”典型的说书人的腔调和话语模式。 其次在叙事时间上，老舍小说有着连贯叙事的特点。很多小说都是先粗线条地勾勒人物的形貌和身世，然后展开叙事情节，最后还不忘交代人物的去向和结局，整个情节发展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完整圆满。如《骆驼祥子》、《离婚》、《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等。 再次在叙事结构上，老舍小说以强烈的故事性来紧扣读者的心弦。在追求故事性的同时，还运用别的小说技巧使情节故事一波三折，波澜起伏，以此来增加故事的生动性和曲折性。如《骆驼祥子》等。 然而，老舍在小说叙事模式上并不是完全照搬传统白话小说，而是创造性地吸收和创新。这一点与同样有着浓厚的民间艺术特色的四十年代崛起于解放区、五六十年代代表当代小说最高成就的农民作家赵树理有着绝然的不同。赵树理将传统民间艺术作为正宗，没有创新和发展。而曾经留学英伦长达六年之久的老舍深受五四新文学和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影响，将传统的民间叙事模式与现代的小说叙事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叙事模式上，老舍一方面改变了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一方面又引进了现代小说擅用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特别是在第一人称叙事模式中，体现了老舍先生卓越的艺术才能和平民化书写特色。在他的第一人称叙事模式中，又有两种情形。一种类似于鲁迅的《孔乙己》中的“我”。“我”不是故事的主角，只是故事的反映者，一个不重要的人物而已。叙述的人和事都严格限制在“我”的视角范围之类。这种叙事较客观，少主观抒情的成分。如《马裤先生》、《听来的故事》、《柳屯的》等。还有一种是“我”就是故事的主角，小说讲述的是叙述者自身的故事，《月牙儿》、《微神》和《我这一辈子》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和鲁迅的《故乡》、《一件小事》等小说相类似。但《故乡》、《一件小事》中的“我”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叙事”。而《月牙儿》、《微神》、《我这一辈子》中的“我”却是暗娼、下等的巡警等都市平民，文人化气息减弱了，平民化倾向更明显了。 在叙事结构上，老舍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占大部分。但他既继承了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如他的《微神》《丁》等小说都是以人物心理结构为中心的，是现代小说的作派。 再如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审美情趣侧重于“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局。而老舍却颠覆了这一审美取向，以悲剧性的缺憾置换了大团圆的完满。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苦难-斗争-胜利三部曲式的大团圆式的结构模式，而苦难-挣扎-失败的悲剧人生却处处演绎着，在痛苦经受了三起三落的祥子最终失去了生活的斗志，在绝望中扭曲了灵魂堕落为走兽；纯洁善良的女儿使尽浑身解数要逃避母亲的命运却沦为和母亲一样的暗娼的月牙儿。 裱糊匠出身做了大半辈子巡警的“我”左冲右突还是倍受折磨和打击……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叙事模式和钟情于大团圆式的民族审美习性在老舍小说中遭受了彻底的解构。 老舍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故意而为之，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扬弃。因为悠久的叙事传统和丰富的叙事经验要经过批判性的扬弃才能有创造性的超越。而老舍和他同时代的优秀作家鲁迅、曹禺、茅盾一样，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对本民族的优良的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独特深厚的理解力和融汇力。因此，他在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扬弃中，注入了西方现代审美文化的活力，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他的作品既有着民族化大众化的审美趣味，又有着鲜明的现代品格。 二 展示北京市民风俗画卷，打造“京味”特色的平民艺术品格 说到老舍的文学创作，不能不说他的“京味文学”。老舍从他视域中的北京出发，对北京的风情民俗作了尽情的书写和展示。从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正红旗下》中，我们知道了老北京旗人们“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生活方式；知道他们除了婚丧红白喜事有着繁文缛节，就连生了小孩，都要大张旗鼓办“洗三”的庆典。从他的《四世同堂》中，我们知道了大小杂院、四合院、胡同和茶馆；知道了天桥的说书场，白塔寺的书声，走街串巷肩挑小贩的叫卖声，以及北京的食肆、铺户、冷摊、茶馆等等。老舍在描写这些风俗民情的时候，并不是粗略地一笔带过，而是淋漓尽致地加以描绘。如读者十分熟悉的《骆驼祥子》中，在开篇对北京洋车的介绍以及对各派洋车夫在体力、活儿路、作派、气质、精神上的异同之比较，无不细致入微。在《正红旗下》中，还写出了店铺内部的各种规矩：如“在北京作买卖都得有规矩，不准野腔无调。”；“客人进了烟铺，把烟壶儿递了出去，店伙必先把一小撮儿鼻烟倒在柜台上，以使客人一边闻看，一边等着往烟壶里装烟。这叫做规矩。” 除了老北京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各行各业世态人情之外，北京的节令习俗也在老舍作品中经常反映着。如《四世同堂》中描写了北京人过端午节和中秋节的习俗。过端午节时，“家家必须用粽子、桑葚、樱桃供佛。较殷实人家还要吃五毒饼。”因此，“在往年，到了五月初一和初五，从天亮，门外就有喊：‘黑白桑葚大樱桃的’，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到吃午饭的时候，喊声不断。”还有，到了初五过节这一天，家家“要买几张神符贴在门楣上，”这些神符有的在黄纸上“印着红的钟馗，与五个蝙蝠的，贴在大门口。并用蒲子、艾子插在门前。”有的是“买几张粘在白纸上的剪刻的红色的五毒儿图案，分贴在各屋的门框上”。同时，还要在男孩子的脑门上“用雄黄抹王字。”女孩子要佩带“葫芦”，“葫芦是用各色的绒线缠成的樱桃，小老虎，桑葚，小葫芦，……联系成一串儿。”人们“也许相信，也许根本不相信，这些玩意儿有什么避邪的作用，但却表示出到底有一点像过节的样子。” 在这个长篇中，还有对北京人过中秋节的描写以及祁家人念念不忘为祁老人祝寿的礼数等等，都充满着北京浓郁的地方色彩。在书写北京风俗民情的时候，老舍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北京充满着热爱和自豪，并尽情欣赏和陶醉在北京古老而华贵的文化中。不过，老舍在作品中也渗透了自己对北京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无论是欣赏和陶醉，还是反思和批判，老舍都是基于对北京市民社会的爱，基于平民化的情感认同。 三 追求幽默亲切的艺术格调，形成俗白浅易的语言风格 老舍在文坛上一直有着幽默大师和语言艺术大师的美称。他追求生活化的幽默，使之谑而不虐；追求深厚的思想底蕴，使幽默成为含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和分寸感，使其作品产生喜剧与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和结合，获得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读者读过之后忍俊不禁，掩卷深思。如《骆驼祥子》有这么一段描述： 杨宅用人，向来是三五天一换的，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非把穷人的命要了，不足以对得起那点工钱。只有这个张妈，已经跟了他们五六年，唯一的原因是她敢破口大骂，不论先生，哪管太太，招恼了她就是一顿。以杨先生的海式咒骂的毒辣，以杨太太天津口音的雄壮，以二太太的苏州调的流利，他们素来是所向无敌的；及至遇到张妈的蛮悍，他们开始感到一种礼尚往来，英雄遇上了好汉的意味，所以颇能赏识她，把她收作了亲军。 《骆驼祥子》书写的是严肃的主题，老舍自始至终对祥子的命运遭际寄寓着深刻的同情和真诚的关注。但老舍并不因为这种创作态度的凝重而放弃了幽默，对一些作用于祥子的社会负面影响，老舍还是没有忘记幽默，从这段话我们读出了幽默背后辛辣的讽刺，也读出了老舍的机敏睿智。 老舍是语言艺术大师，他大量加工和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进行创作。老百姓的语言生活味是很浓的，用这样的语言写作，非常便于使作品亲近社会上广大的庶民读者，符合他们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要求。老舍相信口语万能，他认为文艺风格的劲美，要靠简单自然的文字来支持，没必要花枝招展和华丽辉煌，并主张脱去华丽的衣衫，露出文字的裸体美。从这样的理论出发，本着浓厚的平民意识，老舍在写作中自觉地积累和提炼着自幼就十分熟谙的北京口语，构建了自己以京味语言为基础的特殊的语言体系和语言风格。 他的作品中有着丰富的北京口语词汇。据一项由语言学者所做的统计，在《骆驼祥子》中，总字数为107360个字，老舍只选用了2413个不同的单字，大大少于常见小说的单字用字数量，而其中又有621个极常用的单字因被频繁使用，已经涵盖了作品总字数的90%。也就是说，学会621字的小学生可以阅读《骆驼祥子》的90%。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篇小说《离婚》中找出类似的实例： “二妹妹，别这么说，你那点家事也不是个二五眼能了得了的。” “赶明儿白菜还开小黄花呢” “你可少和吴先生在一块打联联” “有雀斑敢情也像坐汽车一样的坐啊” “老李是光绪末年那拨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 这里的“二五眼”、“赶明儿”、“打联联”、“敢情”、“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等等都是北京市民中习见的词汇，活泼自然，有着浓郁的北京风情和生活气息。 还有词法句法上对北京口语的加工和提炼。我们还是来看《离婚》中几个句子：如“随张大哥的便”中，老舍在“随便”一词中加上了“张大哥”和“的”，使句子意思更加明确和有目的性。再如“生平不爱管闲事，虽然心中愿意打个抱不平……”。“打抱不平”是一个四字成语，结构是固定的，但老舍在中间插入了“个”字，就显得活泼，随便，语气也较轻快，不像“打抱不平”那么生硬，那么强烈。 老舍对北京口语的加工和提炼还包括一些词类的活用，前缀后缀的添加，句法的灵活运用等等。他认为作者要有高度的语言艺术修养，“既能从生活中吸取语言，又善于加工提炼，像勤劳的蜂儿似的来往于百花之间，酿成香蜜。”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由此我们也能看出老舍对待语言的态度是十分认真又严谨的。 参考文献： [1]关纪新.老舍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8. [2]樊骏.老舍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6. [3]王建华.老舍的语言艺术[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6. [4]卢海英.老舍的“平民化”书写[M].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99，(1). 作者简介： 戴永课(1971- )，女，湖南浏阳人，长沙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教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长沙学院人文系，湖南 长沙 410003) 原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原载：《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