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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从文笔下美丽的湘西世界和空虚的都市人生中，女性形象是闪耀其中的彩虹和明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清灵秀美的外貌。她们是美的代表，是神之存在的表现。过去已经有很多人提到过沈从文女性观的矛盾、变化、其写作的女性化倾向，并对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作了详尽的分析，但却很少结合沈从文本人的生活经历来分析其女性观的形成。 本文欲按沈从文作品大致的写作时间来分期，分为初期(1929年以前)、成熟期(1929年到1936年)和理性思考期(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建国前)，对其中的女性形象和散文中的话语来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总结出一条隐藏的沈从文个人女性观发展变化和形成的抽象升华之路。写作初期，沈从文在一种青春期生理本能的促动和当时社会女性自由解放风气影响下，表现出对女性肉体之美的爱慕，但由于本身社会地位的卑下，作品中呈现出既爱慕女性美丽的外表，又痛恨女性的高傲势利的矛盾感受，在对自我生活经验直观的书写中表现了一种肤浅的生活、身体层次之爱；后随着沈从文在文学上渐渐成熟和个人生活及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对张兆和的追求和在青岛海边的哲理性思考，提升了沈从文对女性之美的认识，以自然人性为评价女性美的价值标准，寻求具有契合自然的美好人性的女性存在，呈现一种自然人性之爱；最后由于战争与社会的变动，向人性更深处的思考，致使沈从文在对美的泛神之爱中，形成对女性的泛爱观，达到一种生命本体之爱。 一、生活之爱 “女性没有美，我们的世界便长久是阴郁的梅雨天气，再不会有万花齐放的三月春天了。”(《一件心的罪孽》)女性美是这个世界最明亮的装饰，如同明媚春光中的娇艳花朵，给人以愉悦的享受。毋庸置言，这句话中有着明显的对女性外在美貌的赞美，展现的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审美愉悦感，女性的美是男性的审美客体。在沈从文的眼中，美是一个女性的应有之份：外表的美，内在的美，性格的美，行动的美，沉静的美，以及智识的美，无论是张扬美艳，还是素朴内敛，都是让人惊叹和赞赏的。但沈从文这种对女性美的欣赏却是在一步步提升与升华的，从对外貌美的欣赏走向对内在的人性之真善美的追求。 初期是沈从文的习作期，也是他在都市生活中备受冷遇和苦难煎熬的时期：投考大学失败，最初的求学梦破灭；家乡经济支持中断后，忍冻挨饿，四处求助；因外形瘦小和没有学历文凭，找工作四处碰壁，遭人白眼和嘲讽；为了生存下去，沈从文疯狂练习写作，求取微薄的稿费以活下去。处身冷酷都市的人，更加怀念家乡美丽的山水和温暖的人情，对过去生活中欢乐的回忆就成了冷漠现实中的慰藉，再加上为了发表，而有一些不自觉地迎合当时社会对小说猎奇性和爱情色彩的需求的倾向，故沈从文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从自己过去的生活经验中来，是对湘西风俗和行伍生活的传奇性书写，如《鸭子》集，《入伍后》等，此外更多的是抒发对都市的愤懑之情，叹息生存的艰难，人情的冷暖，如《公寓中》、《绝食以后》、《棉鞋》、《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第二个狒狒》、《一个晚会》、《不死日记》等。处于物质和精神双重困苦之下的沈从文，难免自卑，但天性中独立、要强、自由的因子，又使沈从文不甘于自我卑下的认定，他内心混合着自卑与自尊的矛盾与混乱。在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下，作品中对于都市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流露出一种嘲讽的语气。总的说，这一时期的写作多是一种个人生活经验之上的直观的描绘性写作，对人性、都市女性并没有过多的理性的思考。 此时作品中女性多是具有鲜明的外在性别特征的，她们外表美艳，但内心肤浅，以貌取人，给那个在困苦中挣扎追求写作成功的年青人，带来了无尽的矛盾痛苦。男性主人公既出于一种生理需求的本能，被女性的肉体之美吸引，但又要面对现实中因自身地位的卑下而产生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距离及冷落白眼，甚至被误会当作癫子被抓到监狱中去，如《老实人》中的自宽君。这种分裂的现实状态，使他产生了一种既痛恨这些女子的高傲势利，又爱慕这些女子美丽的外表的矛盾感受，陷入一种又爱又怕的痛苦折磨之中。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本能的观照，所见出的是女性的身体美，作品里面那些对女性肉体美感的描写，如“黑而柔的发”，“白的面额，水星般摄人灵魂的黑眼睛”(《公寓中》)，“一群裹在粉红水绿丝绸里的美丽肉体”(《第二个狒狒》)，“雪般白腻颈子”，“细致滑腻的面颊”，“一层薄纱内的小小腰肢”(《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这种显示女性性别特征的肉体的美给人以美的愉悦和欲望的刺激，中间表现出一个年青男子出于本能的生理需求想亲近、追求女性，希望获得异性的慰藉，展现一种浮泛的恋爱渴望，如在《看爱人去》中那些到处去看别人的女人的无聊年青人，这是沈从文当时所处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也是生理学上的合理要求。现实却是：仅仅希望梦中“能在她那嫩小嘴唇上结实的吻一下，嗅一嗅女人的气味”，但是就算是梦中的女人“也还是板着脸儿向我”(《公寓中》)。这种残酷的现实“使小物件中的达利孩子想到死，他实太伤心了!”于是美丽的女性肉体变成了“肉阵”，成了他的对立之物，代表了对他的伤害，让他“昏迷”；这种身体美的“诱惑”让他“恐惧”(《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本应当是合理存在的生理需求被压抑，转而需要寻找其它的发泄方式才能平衡，这也许就是沈从文对都市女性批判与嘲讽态度产生的源头。不管是记挂着去中央公园显示新旗袍的岚生太太(《晨》)，还是周旋于几个男子之间的密司F(《蜜柑》)，或者是路上满口称赞写书的作家，却对衣着破旧相貌拙鲁的作者自宽君白眼相加，讽刺有加的两个年青女读者(《老实人》)，这些女性的形象都是单调的，突出的是她们华美的外表和浅薄的内心，而无关她们的精神内在和性格描写。实际上这些女性形象是缺乏主体性的，她们都是通过一个男性的“我”或“他”的眼睛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男性思维中想当然的女子，脱离了她们自己真实的思想、学识、生存环境等等现实背景，并没有真实体现一个女子的灵魂，她们并非独立的主体，只是一些移动的平面背景和身影，如同美丽的装饰物。 虽然年青的沈从文希望获得女性的好感与赏识，但由于自卑没有追求的勇气，害怕犯错误，而内心里的另一种自尊让沈从文轻视这些美丽女子精神的浅薄、心灵的肤浅，以及虚荣的内心和无聊的生活。这种自尊实有传统的中国男性观的意味，把女性看作美丽世界的装饰，有带给人以美的愉悦的功用，认为“天生一个女人她的最大的义务，就只是把身体收拾得很美”。而且“一切的美都能在各人心上掀起很小的涟漪，惟有女人，美的女人更有力”(《一件心的罪孽》)。这里并非就是说沈从文一定是轻视女性，但却可以看出他对一切美的事物的执着追求是早已有之。同样发表于1928年的长篇小说《旧梦》中，虽然是在极力表现男主人公“我”的性格怯懦，不能勇敢追求爱情，但“我”几次从尔墩夫人的肉体的诱惑中跑开，其实不仅是因为自我性格的怯懦，也是出于“自己类乎女人守贞的一点心理”，害怕与尔墩夫人发生肉体上的关系。这其中传达给人一个意味深长的信息：“我”内心里追求的还是保守的道德的爱情，认为这是一桩“荒唐事”，看重的“女人所有最有价值的一点”却是“那全然甘心情愿的一点愉诚”。这里已经隐现了沈从文对于女性情感的自然真挚、灵魂的纯洁美好的要求。 写作于1928年的《雨后》和《柏子》等篇，可以说是沈从文写作进入成熟期的前奏曲，阿姐与四狗在山间雨后的野合，柏子与其妓女情人的每次激情相聚，展现的是一种性爱的自由和真挚，如同自然界的行云布雨或水上行船那般的自然真实，是个人真情实感的本能表达方式而非纯肉体官能的欲望。此时沈从文已经悄悄地立下了他后来所张扬的自然人性大旗的旗杆，开始了对女性美的进一步思考之路。 二、自然之爱 “百凡草木无不为这风而摇动，在暴风下无一草木能够坚凝静止。她的美丽也如大风。”(《如蕤》)美丽的女子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如大风让人不能静止，随其变动。沈从文也在对女性美的深入认识中走进了自己的写作成熟期。从1929年到1936年，他在这个期间塑造出了无数美好的女性形象，不论是让人赞美、叹息的纯洁秀美的湘西女子，还是处于被批判基调之上却同样刚强美艳，洋溢着内在的生命强力的都市女性，无一不具有撩动人心弦的独特之处，风姿绰约，纯洁与风情在隐现之间交替。 进入上海公学当老师是沈从文生命中的一个转析，一是随着文坛名气的增大，社会地位的提高，个人奋斗的成功，增强了沈从文个人的自信心，超越了原有的自卑感；二是经济收入的相对稳定，减轻了一些生活的压力，有了更多沉静思考的空间；三是对张兆和产生恋情，这种单恋的痛苦让他更深地去思考女性，不仅仅是一种直观的爱慕与评价，也由此看到了都市女性爱情游戏背后的那点苦与乐、假与真。沈从文内心对乡土自然的依恋，形成了他一个乡下人独立的思维和独特的道德审美观，他以契合自然生命存在的人性为价值标准，来确立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感情基调，契合自然的生命本性的素朴的存在方为纯粹之诗美，而反之背离自然人性的，则为病态虚伪与空虚。由此沈从文正式树立了他的二元对立的城乡世界，以湘西世界的自然之女和都市社会的知识女性相互参照，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美的世界。 在都市中寻找不到理想女神的沈从文回归湘西那片神秘而遥远的土地，在过去和传说的时空中去找寻那真善美的精灵。于是有了三三、翠翠这些在山水间自然成长的自然之女，那个在月光下赤脚奔出的哑女，用圣洁而哀伤的眼神迷惑了神巫的心；那个用自己的鲜血维护自己的爱情的尊严的媚金；还有那个愿意跟随爱情勇敢赴死的月下女孩子。她们如山间水旁的自在之花，听凭生命季节的自然更替，而无自发的自觉思索，却依从着自己的生命本性单纯朴实地生活着。她们是如此之美，是“神同魔鬼合作创造”的，那种美是具有了自然的神性，而不是性欲的肉感美。你看那些描写：“女孩子一张小小的尖尖的白脸，似乎被月光漂过的大理石，又似乎月光本身。一头黑发，如同用冬天的黑夜作为材料，由盘据在山洞中的女妖亲手纺成的细纱。”(《月下小景》)如月光的白脸，如用冬天黑夜纺成的细纱一般的黑发，给人的是纯洁的美的感受，让人叹息自然的造工和神的奇迹，读者在欣赏中感受到一种圣洁，正如“一微笑，一眨眼，一转侧，都有一种神性存乎其间”。她们是如此朴素，活得自在而坦然，面对简单的日常生活，“她们在自己习惯生活中得到幸福”。却也不乏对美好感情的想象，能“从幻想中得到快乐”。(《三三》)她们对爱情是如此的真诚，“爱你时有娼妓的放荡，不爱你时具命妇的庄严”。(《凤子》)忠实于自我最原始本能的爱的感觉和准绳，对待爱，天真，坦然无雕饰。 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独特道德标准来看待都市中的男女关系，对于知识理性让人变得虚伪，计较于个人的得失利益，在乎身外的名气声誉，害怕自我的受伤害，他是坚决地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不论是《绅士的太太》还是《八骏图》中，都可以看出其对于不能忠实于自我感情，生存无执着目标，不能坦然面对自我生理本能，失去生命雄强精神的逃避者、游戏者、假道学者、阉割者的抨击。故对于“为一种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灵魂“俨然从一个模子里印就”的平凡女子产生一种厌恶感，觉得她们只像“一只炸锰，一粒甲虫”，不能在人的心上产生任何印记，反而是那些往往在“社会习惯上，大多数把气派较大，生活较宽，性格较强，都看成一种罪恶”的女子，让人觉得“倒真如一个光华眩目的流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都市一妇人》)相信在沈从文的心里，真正的爱情是“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火焰燃烧了自己后还把另外一个也烧死，这爱情方是爱情!”(《如蕤》)如同那些自然之女一样，为了爱可以坚守无期的等待，为了爱可以同赴死亡的天堂。都市中惨痛的生活经验和对人性的更宽容的思考，让沈从文明白“现代女子是只因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才像这样子很可笑的活到世界上的。她们哭泣，赌咒，欢喜穿柔软衣裳，擦粉，做怪样子，这些专属于一个戏子的技巧，妇女总不可缺少，都是为了男子的病态的防卫”。(《第四》)这些女子或为了追求真正雄强的男子的魔力的征服而甘愿于不合理的败战，或为了保住自己暮春的爱情而不惜毒瞎年青爱人的双眼，或“为了不委曲我自己的感情”而放弃三年的守候坚决走开的。她们虽在空虚的都市现实中，不得已扭曲自我本性，或为了自我的骄傲虚荣心而戏弄他人，或为了保护自己而伤害他人，或为现实所左右而空虚堕落，但她们性格中对真情的渴望，对自我的真实，却是那些男子所没有的。 作品中每一个女性形象都是活生生的，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与个性，但其中不管是湘西单纯少女还是都市物质女郎，都具有非现实的色彩，她们身上都寄托了沈从文的某些审美理想。沈从文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看待女性，要求对自我感情忠实，在感情的选择上无关物质、名利和地位这些外在的因素，寻求一种自然自在自由的生存状态，一种合乎自然的美好人性。湘西少女是自在的，自然的，却也是蒙昧的，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有默默地承受，没有主动地宣求，大都是一曲清丽的悲哀挽歌。都市的女子敢于行动，却违反了道德自然本性，扭曲自我，缺少真爱，只是一场场无爱的爱情游戏中的行尸走肉。如同对待知识的矛盾态度一样，沈从文对待受教育的都市知识女性也是矛盾态度：有了理性的独立，但又增加了粉饰的虚荣，缺失了自然的纯净。 从相互观照的城乡二个世界中，沈从文看到了各种不同的美，以一种合乎自然人性的标准来寻找女性真挚自然的心之美，从外貌的美走向了内在美的追求，表现出理性思考后对女性美的自然人性之爱。面对这姿态各异、风情万千的美丽女性，不可兼得也不愿舍弃，沈从文在她们身上赋予了同样的赞叹的感情基调，中间隐约闪现出他对待女性美上泛神的审美观，而正是在他泛神的审美观中孕育了对女性美的泛爱观的形成。 三、生命之爱 我的目的正是让不能静止的生命，从风光中找寻那个不能静止的美!”(《水云》)时间的流逝让生命的厚度增加，也让思想的深度不断向内转，似乎是复杂了其实是更抽象纯化了，正如沈从文在斑驳动荡生活中对美、对生命、对女性爱思考的不能停止。由干战争与社会的变动，向人性更深处的思考，致使沈从文从对自然的泛神和泛美中，形成对女性的泛爱观。美是不能静止的，是在不断变化中的，能够给人惊讶的美才会产生爱。 稳定的婚姻生活使沈从文进入了稳健的中年，而战争的发生，社会的动乱使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渐少，多为文艺评论或思索后的散文类，对生活、生命、爱情、知识和美的直观体验升华为哲学的思考，抽象的把握。如《昆明冬景》、《烛虚》、《云南看云》，以至曾在抗日战争中被称为看不懂的“象征主义者”，同样，他对待女性之美的态度也进一步哲理化，达到一种贴近生命本体层次的爱。虽然作品不太多，但《长河》中的夭夭，两篇《主妇》和一篇隐约闪烁的《水云》，足够让我们看到他的态度了。 夭夭是生活在现代乱世中的新一代翠翠，依然生活在田园牧歌的自然中，但善良纯朴的民风却已是大不如前了；夭夭自然更加现实能干，不再是对爱情懵懂羞涩的翠翠，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也有了更多主动把握。只可惜《长河》未写完，夭夭是否能成为沈从文理想中的女性形象，能否自然地生活而又能理性地思考，掌握自己的命运，兼具真善美与知识理性呢？这已成为一个谜了。 从黑凤到主妇再到后期的小妈妈，张兆和一直陪伴在沈从文的身边，给着他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支持，也一步步影响着沈从文的女性美观的形成。出版于1939年的《主妇》集中第一篇《主妇》实为沈从文为他们结婚三周年而作，从男女两个视角来叙述两人对于这三年婚姻生活的反思与回忆。这其间暗藏的矛盾是男方认为主妇因为太年青而不能懂他，男方为了家庭的幸福让自己变得贴近生活实际，用物质的嗜好来剪除翅翼，以减少无边的幻想，双方的思想上并不和谐。沈从文曾自称：从一件事可以产生五十个联想，由此可见其想象力极其丰富。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如《月下小景》集中和许多其它有关湘西苗人的传奇故事，皆可看出他对创造传奇故事的一种爱好和追求。但现实生活和故事总是两回事的，想象的翅膀需要故事的无限空间来翱翔，现实生活的幸福满足不了想象渴望飞翔的欲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沈从文会在新婚期间写出《边城》这一悲剧结局的补偿心理吧，以稳定平衡奔放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份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各式各样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这种平衡，正是新的家庭所不可少的!”(《水云》) 正是在这种表面的平衡之下，压抑着一种对更自由的幻想、更深刻的精神理解和共享的渴望，因为张兆和对他的作品并不喜欢，也不理解。这个幻想中的女神也许如沈从文曾经写到的那样：“我最理想的女子必聪明得你说一样她知道十样，你说的她明白，不说的她也明白。她一定又美丽，又尊贵，又骄傲，才能使我发疯发痴。”(《记丁玲》)在沈从文的生命中是否曾经有这么一个理想的女神出现，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他把在许多女性的身上发现的不同的美组合在他心目中的理想女神身上，如同他的写作方法一样，取法于众多原型的某些方面组合而成。正因为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慧眼，才有了沈从文笔下无数美好的女性形象，这也注定了沈从文对美的理想的追求永不会停止。 而到了为结婚十三周年而写的第二篇《主妇》中，不再是对主妇自以为是的描写，更多的是对自我十年来的反思，赞美小妈妈的朴素善良；学会理解主妇，不再一味埋怨主妇对自己的不了解；明白了生活和工作之间总有矛盾，不能怪怨，应该填平这一种生命的空隙。应该说到这时沈从文对女性的爱已经升华了，不再是追求童稚的狂热和神性的纯粹，而是一种对生命深刻理解后的无限包容的爱了，世间没有绝对的完美和唯一的理想状态。“美是不固定的名词，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主妇》之一)在小说结尾这样一句话中：“燃烧与做梦，正是故事的起始，并非结束。”(《主妇》之二)沈从文真正树立了他的泛爱的女性美观，明白了燃烧与做梦是自己永不能停止的，对爱与美的追求也是不会放弃的，要以此为起点，将爱与工作、家庭相互协调，开始一个更为泛美、泛爱的超越生活本体的更高境界，从一切生命中发现美与爱。同时在他的文论和散文中，无不显示了他对美的泛神之爱：“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新废邮存底》)这种泛神的审美观中自然也包括了沈从文的女性美观，爱与美正是沈毕生所追求的，“能引起惊讶便是美”(《废邮存底》)，惊讶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感觉，那么对美的发现也将随生命永在。 在那篇沈从文对自我十年情感经历的回顾的散文《水云》中，“偶然”作为一个代名词不断出现，不由让人联想到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同名小诗《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次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海上飘浮的云影偶然间投射在海水中，一次生命中偶然的相逢，又很快各自随着自己的命运之路离去。不正好暗合了这篇名《水云》：投射在水中的游移云影吗？“偶然”正如那些“陆续侵入你的生命，各自保有一点虽脆弱实顽固的势力”的人，她们“比虹和星还无固定性，还无再现性”。在沈从文看来，相遇与离开，既是偶然也是命运的注定，是生命的常态也是生命的奇迹。在这里并不想讨论沈从文的那些“偶然”，那些情感发炎的故事，只想从这一些美丽的偶然遇合中，发现沈从文对女性美所持的超越态度：“我所处的地位，完全是一个艺术鉴赏家的地位。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我从一个人的肉体上认识了神”。(《水云》)正是从这些“耳目所及都若有神迹在乎其间”的“偶然”之中，沈从文感觉到“生命实单纯而庄严”。沈从文在湘西神秘美丽的山水间自由地呼吸生长，在社会这本人生的大书中尽情地吸取有关神与人、爱与美、生与死、道德与原始强力的知识，再加上湘西巫鬼文化的内在浸染，使他对于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具有一种内在的探险热情与独立思考，而正是这种“热情使我对于‘偶然’感到惊讶，无物不‘神’”。在看过无数繁华后，沈从文最终皈依于留存在心上多年的“那条素色的虹霓”，选择“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而沈从文笔下的女性，正是他为神所作的一首永远的抒情诗。 “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水云》)正是这种对神、对美、对爱的皈依，使沈从文超越了两性关系角度，把女胜当作纯粹的诗美来欣赏，来理解与包容，批判的声音暗沉，他用一切美好的词来形容女性，如虹、星、云、神和诗美等等，这些都是自然中可欣赏而没有归属的美景，“美的都用不着家”(《月下小景》)，于沈从文而言女性美也是属于全世界的，是生命美的显现，是值得尊重与珍惜的，不再追求一种具体的占有。至此，泛神的崇拜与泛爱的情感充盈了沈从文的女性观。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灿若夜空中的星子，熠熠生辉，给现代文坛增色不少。曾经带给那个飘泊都市的写作练习者深刻痛苦的肤浅女子，最后却成了成名后大作家笔下的霓虹、明星，成了神迹的化身。这期间的变迁不能说不大，从生活、身体层次对女性美的爱慕与怨恨，到从自然、人性层次来寻求真善美的独立女性，最终皈依于女性的神性和生命之美。其间伴随的是他个人生活境遇的上升和哲理思索的升华。“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这是他的审美观，同时也是他对女性美的回答。“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从文家书》)奔放的生命冲动不断燃烧，梦想的热情永不能停止对一切能引起惊讶的美好事情的爱与追求。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6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