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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创刊之初，编者倡导真诚、善意和锐利的批评风格，从真诚出发，用善意作基本态度，用锐利作必要标准，“调整并建立起一个好的批评生态”，使文学批评摆脱官本位、钱本位和权威本位的束缚，同时培养一些文学批评的后备军。专刊从去年6月创刊以来，时间不长，发表的文章不算多，但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原因在于《新批评》实现了“靶标精准”的定位，拓展了文艺批评的空间。 《新批评》亮相伊始，就发表了对贾平凹长篇新作《古炉》的一组批评文章，随后还分别刊登了对于王安忆的新作《天香》的不同观点，对于莫言《蛙》、齐邦媛《巨流河》的质疑，以及对于张爱玲《小团圆》、毕飞宇《玉米》、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等的评头论足。《新批评》敢于说“不”，对于名家作品平等论说，甚至是主动挑刺，这是让批评重获尊严的尝试。 《新批评》对于批评之尊严的维护，是从提倡用文本说话、实事求是的批评作风着手的。郜元宝的《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与误用》是这些文章的代表，作者对于中国作家群体目前存在的在写作上的盲目性与局限性、对写作风格的探索中存在的不自信与简单重复等致命问题进行了批判，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被放在显微镜下进行了一番手术。《新批评》上发表的一些长文章大多如此，而小的文章也多是针对文本就事论事之文、用文本细读功底来实话实说之文。如《中国作家的“魔幻之皮”》就对中国作家迷恋“魔幻现实主义”的现象进行了剖析，作者指出中国当下的小说创作以魔幻为高深，却仅剩下“魔幻”的皮毛而已，近年中国的重量级作家长篇新作，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裹上了一层“魔幻”的迷雾，已陷入“为魔幻而魔幻”的新窠臼，这一论断确实是审美体悟和文本细读的双重结晶。 《新批评》对于批评之尊严的维护，体现在提倡学术民主，提倡平等对话。不仅提倡作家和批评家之间进行开诚布公而又深刻凝重的讨论，更强调批评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平等对话。《新批评》非常好的一点在于，即使是前面对一部作品已经进行了非常充足的讨论与剖析，如果有不同的观点与意见出现，在随后的出版周期里，依然会提供足够的版面再进行深入讨论。有时是在不同的时段刊登不同意见的文章，有时甚至是意见完全相左的文章同时刊出，让批评家之间进行对话，让读者有更多的选择，读者可以得到多向的启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及其作品也得到了更深入的讨论。 《新批评》敢于直面当下热点和难点。以《新批评》第二期的《抄袭，模仿，为何又畅销？》为代表的一组文章，体现了《新批评》的另一种努力方向——痛陈时弊，直面当下，介入现实。郭敬明的抄袭模仿问题，是热点，也是难点。《新批评》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从文艺理论、法律以及社会成因等多角度进行了讨论。这些文章在艺术创作评估的基础上，在艺术批评的边界内做了尽可能的发言。 《新批评》的这种探讨扩大了批评的疆域，从一般作家作品评论，到影视创作、美术创作，再到一种现象、一个事件，《新批评》面向当代艺术生活的总体而不是固守一隅进行发言，这种批评疆域的拓展，对于文学批评的创新大有裨益。 当下，主流的艺术样式已经不是纸面文学，而是影视；最高影响力作品甚至也不再是那些在纯文学领域拥有影响力的所谓“名家”作品，而是类型小说、网上连载作品、畅销小说和影视作品。文学在这种背景下，常常不再是读者接受的终极样式，而是半成品样式，许多作品，如《步步惊心》等起先是作为网络连载小说面世，接着是作为纸面文学作品被读者接受，而它的最终实现样式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实现样式却是电视连续剧。《新批评》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把影视纳入视野，发表了针对《步步惊心》、《功夫熊猫》、新《三国演义》等的评论文章。 《新批评》对批评自身的无情解剖和检讨，显出批评在新世纪的理论自觉与道德自觉。对于批评本身的反思，对于新批评方法及原理的理性建构，对于新批评风格和样式的呼唤，构成了《新批评》专刊一道最靓丽风景线。第一期的《文学批评：若无盛气会怎样》、第二期的《针对个体的批评为何如此艰难》、第三期的《艺术批评呼唤责任感与气度》等，都是这样的好文章。 当然，《新批评》还处于新生阶段，部分文章还没有摆脱一味质疑市场化运作，把粗制滥造和媚俗创作等任何时代都有的现象简单归咎于“市场”的倾向；部分文章还没有摆脱一味归咎于作家人格，把作家本人和“拟想作者”混同，用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来质疑作者道德意识，把创作失败视作作家人格失败的道德主义倾向；部分文章对文化产业化发展心存疑虑，不承认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新现象、新规律，对当下文学生产机制不了解而对某些作品产生隔膜，部分批评家因为存在文学代沟现象，对新锐作家的创作不够理解，未能深入这些新锐作家创作的情感逻辑和生活逻辑内部……这折射出《新批评》之“新”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论域创新来支撑。 胆气需要学理为依据，批判要和建设结合。同样，批评的“大气”一定要建立在批评的“和气”之上，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交流、批评者与作家之间交流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大作家应放下身段回应批评家提出的问题，一个评论者，他去评论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花那么长的时间写一篇长文章来谈论问题，已经表示出他对作家的尊重，不管这种批评是否到位，都应该得到作家的回应，积极的回应可以促进“和气”，只有这种充分沟通带来的“和气”才能滋养批评的“大气”。 此外，批评应该开发新的论域，积极回应时代新问题，促生新理论、新立场、新方法。同时还要勇于启用新生力量，一代新作家应该有一代新批评家与之对应。未来新批评家在这个园地诞生，应该是《新批评》成功的标志之一。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 《 光明日报 》（ 2012年02月21日 14 版） 原载：《光明日报》（2012年02月21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