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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的徐坤以一系列出色的中短篇小说登上文学舞台，她以反讽性叙事构造世界的能力、语言的丰赡与弹性，尽皆得到炫目的展现。她庄谐杂陈，机锋凌厉，把对知识分子世界和城市生活经验的冷静分析变成了优雅炫目的搏击之术。这些特点本身是高度风格化的，能够被明确地辨识。很快，人们就把徐坤与最擅长以插科打诨的反讽颠覆崇高感的人物——王朔联系到一起，“女王朔”、“女大侃”的称号也随之而来。 知识分子的“失语” 身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徐坤面临着独特的文化契机。在新时代精神气候里，知识者形象发生了质的改变，既往的叙事范式、叙事成规已不再适合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诉求，期待着小说呈现新颖独特的知识分子叙事风貌。在徐坤的前期小说中，知识分子叙事有多重向度：知识分子对“启蒙”的使命存在质疑，他们或者探寻新的信仰和价值，或者放弃承担，鸣唱绝望和失败的不同选择等。但是，徐坤关注最多的，也是叙事呈现最为全面和深刻的一个维度，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失语”。 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向，使得新的话语空间和言说方式尚未定型，留给知识分子的只能是“前人牙齿的缝隙，在无数话语的夹缝之间逡巡”(《北京以北》)。一如《斯人》，诗人既无法认同遮蔽目前的经典和传统话语权力，又不甘就范于“非同小可的力量”的现实话语的威慑。这场孤独的话语交锋之战，只能以诗人落败，堕入失语行列为结局。《白话》里的那群社科院知识分子在下乡锻炼中，效仿“五四”传统发动第二次白话文运动，企图从乡间俚语、民间土壤里获取话语力量。佛学博士阿梵铃的答辩完全是在玩一场毫无文学意义的文字游戏，还有所谓专家的面子之争、个人出国的宣誓大会，皆是一场场试图寻找话语权力的精彩闹剧(《梵语》)。“先锋艺术”的一时风骚也许是空画框的故弄玄虚及语言魔术杂耍似建构起来的神话，一旦话语失效，失去庇护的先锋真正沦为乏人问津的“废墟”(《先锋》)。 作为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产物的话语，原本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一种武器，一如鲁迅先生的“匕首和投枪”。但是，跌落话语神坛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卸下超载的社会使命与功能，面对社会和文化的世俗性和消费性的变化，他们的话语、表达不再被倾听和接纳，他们丧失了对于自己的存在方式和主体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失语’注定成为这一代人的命定际遇”(《北京以北》)。 徐坤成功展露了失语之后扭曲、怪诞、荒唐的儒林景观，从此，话语的伪饰、遮蔽、被剥夺、暴力泛滥始终都是她关注的问题。《狗日的足球》是一篇格外值得关注的作品，现在距离徐坤写作这篇小说已经10年有余，时光丝毫没有磨损小说的力量。小说中呈现的凶猛如潮的雄性暴力话语，至今仍然盘桓在北京某座体育场的上空，而作者隐而未宣的忧虑，不仅在于男性文化在构建语言体系中潜藏的性别歧视，更在于她为我们揭示了影响更加深远的文化隐患，那足球场边喧嚣、粗鄙的大众语言狂欢，如今在无边、无踪、无约束的网络上更加肆无忌惮地上演着，暴虐、粗鄙、哗众取宠的语言变本加厉地吞噬着汉语的优雅和美感。面对大众舆论的强大话语势力，个人——不仅仅是女性、知识分子——惟有更加卑微彻底地失语。徐坤2009年写就的《通天河》恰好是对十多年前预言的回响，千百个以或功利或“无私”的理由走上爆料之路的宋斯基们，业已掌控了科技新时代的舆论导向和话语权，他们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自贬、贬人、自残、残人、自虐、虐人”，率意左右着他人的生活和生命，“匿名爆料作恶捣蛋揭短的快意，简直胜过天底下任何好玩游戏，胜过一切言语”。 徐坤小说呈现了一系列极具时代症候的燥动的喜闹剧，当她以百无禁忌的姿态，肆意地巅覆文化人士的生存价值时，在嬉笑怒骂地调侃知识分子跌落神坛后的自怜、自讼与自鬻之后，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使她无法认同和屈服于现实原则，惟有以“悲怆与激情”的姿势与“光荣与梦想”诀别，这一姿势极为洒脱决绝，但也无法掩饰当中物伤其类的微凉的悲感。所以，画家撒旦伫立在麦地里孤独守望的身影，佛堂中虚渺地千万回描摩佛像的手指头(《先锋》)，自蕴涵有一种精神追求的庄严；当博士消失在残雪覆盖的原野尽头，离去的路边“一排排经历了四季轮回的白杨树，正在瑟瑟的风中兀立着”(《白话》)，也尽是一副“漠漠平芜天四垂”的萧索哀景。想来这也是作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境遇中一起体会到的精神痛苦。 从“小书斋”到“大世界”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徐坤收起了她擅长的反讽与戏谑，更换一副笔墨，开始书写“小世界”以外的“大世界”，由此，这种生命悲感在徐坤小说中也更加清晰可感。这次笔墨转换，在徐坤看来具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味，她说：“囿于职业的限制，以往我所写的，大多是我所熟悉的知识分子‘小世界’群体之中所发生的事情，着重于群体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及这‘小世界’与外部广大世界发生的千丝万缕的勾连。现在我尝试着将视点从书斋中转移，转到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试图用我的笔素描一座城市。”(《坐看云起时》) 徐坤的城市有两座，一是故乡沈阳，一是寓居十余年的北京。而写城市，离不开城中人。城市知识分子的经验和命运仍是徐坤书写娴熟的对象。不同于老舍京味小说的蕴藉平和、明朗朴拙，也不见刘心武、陈建功、邓友梅寻根一脉之下的京味小说共同呈现出一种对老北京文化和传统情感上的留恋和认同，徐坤的“北京书写”大多描述的是巴尔扎克式的“外省知识青年”的北京，在这些怀揣梦想、带着征服城市野心的外省知识青年眼中，北京是拥有着特殊政治文化含义的首都，是一代人用一生的奋斗来定位自己的坐标系，然而北京同样是一座充斥欲望、金钱、权势、文化歧视的现代都市，也会冰冷地如同磨盘一样碾碎他们的梦想。像隋志高(《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巩泽原(《早安，北京》)，这些优秀的外省来京知识分子曾经激情满怀，他们共有的渴望与最终沦落的失望，都是来自京城/异乡的重压，理想/现实的差异，渴望融入又难掩疲惫和乏力，身后是早已自我断绝的归路，面前是案牍劳作或一地鸡毛的意兴阑珊。 读徐坤笔下的城市中人，你会感到光阴流逝，生命的锐气在虚耗，人的激情、意志、耐力和智慧都在与一座城的搏斗中消磨殆尽；城市与人的力量对比之悬殊，人的命运之不可自控，小说如此逼真地贴近当代人的身体与心灵的痛楚。 除了文化人，徐坤写得精彩的还有城市中的女人。在那个女性意识在小说中空前觉醒的时代，尽管徐坤被评论者和文学史归入女性主义一脉中去，然而看上去她却有些桀骜不逊。她是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研究者，具有充分的女性主义的观念和自觉主动的女性写作姿态，然而读其小说却鲜见女儿情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言语、笔法。惯常所说的女性文学细腻、敏感、清新、婉约和纤柔的语言与叙事风格，基本上绝迹于徐坤小说之中。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徐坤探讨城市知识女性命运的小说逐渐变得质地柔软。她以平和的写实手法、悲悯的眼光关注她们在现代都市中的情感和精神处境，表现她们的困惑、痛楚、迷茫，其间不自觉地对女性的自我回护姿态使这一系列小说沾染着温暖的气息。 在女性系列作品中，两性关系始终是作者关注的核心话题，都市男女的每一段关系，在徐坤看来，似乎都是一次包藏居心的性别之战。地产大鳄顾跃进占有电视台女生于珊珊，是为了与时尚光鲜的传媒界搭上边(《爱你两周半》)；北漂青年民生“傍富婆”、“自我阉割”，是为了获取城市生存权(《杏林春暖》)；叱咤文坛的文学批评家赵日对于青春娇艳的宋乙乙没来由的追逐和占有欲，不过是为了找回当年无数狂热的青年崇拜者的热捧，甚至是得到女孩子们心甘情愿的献身的辉煌感(《含情脉脉水悠悠》)。动机不纯，勾心斗角，心垒森严，无道德的欲望，都是徐坤笔下现代都市男女的情爱关系的本质，然而在徐坤处，围城之中的世界却有着别样景观和情感基调。 以作家“流浪在北京”的婚恋生活为底本，浸润了“居京十年的眼泪”的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是一部打动人心的小说。徐坤对人物心理的细致考察和表达，对氤氲在日常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然而无处不在的烟火气息和情感痕迹的透彻把握，平和的、十分生活化又保持着文雅流畅风格的语言，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毛榛从大学恋爱到婚姻破裂，然后继续上路寻找情感归宿的经历。作者事无巨细地描写了许多人物的生活细节，在叙述人的带领下，不断追忆似水流年间的甜蜜与辛酸。其中，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作者对毛榛婚姻破裂的整个过程的叙述，日记式的讲述，相关文件证物似的呈现，境遇之中的人物毫不掩饰地宣泄着痛楚和困惑。琐碎而密集的写实趋于极致时，反倒容易引发空阔而苍茫的想象。平实人生生出的戏剧性和虚无感，带来了更真实的切肤之痛。读者仿佛已经进入小说世界，与女主人公同室相伴，亲眼目睹她的遭遇，伸手抚慰她的创伤。 这是一部带有鲜明自传色彩的小说，但它不是用来向人倾诉，而更像是一种自我倾听和梳理心绪，在这种倾听中，人生境遇无法言说，然而深埋其中的伦理、性别和文化的庞杂因素，以困惑、纠缠的形式呈露出来。婚姻和情感的真相，正如李商隐的那些引人流连的爱情诗和无题诗一样，缠绵悱恻，优美动人，但词义隐晦迷离，难于索解。对徐坤来说，那些破碎的往事即便历历在目，杜鹃啼血，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惘然，意味着难以求解，剪不断理还乱，这原本是围城中人的真实滋味，这部小说之所以格外动人心弦，也许正是缘于这份洇漫不散的惘然和淡淡的悲感。 人间万象的独特呈现 在更清晰而广泛地探明当代精神处境后，徐坤的目光滑向了人间万象，将关注慢慢投向了世俗社会中的大众，开始尝试把握纷繁杂沓的现实，开始用具体而喧嚣的日常世事呈现社会与人的病痛。作为学者出身的作家，徐坤说，希望“用一个家族的变化素描一座城市，通过一座城市透视一个社会，以及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我尽力想把所遇到的问题一一理清。一时尚难理清的，也试图先把问题提出来”(《坐看云起时》)。作家密切关心现实本是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传统，追本溯源，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的产生本就与这一传统有关。 随着目光的扩展和延伸，徐坤曾经的那种先锋气质和女性主义的叙事痕迹逐渐淡化，正如她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在写作中发现了现实主义的无穷源头和深厚魅力”，而对于当下人们身处其间却尚未被警觉的社会现象，徐坤往往表现出异常精准的洞察力和热情言说的责任心。她的目光不断漂移，关注着这个不断发展的社会。《沈阳啊沈阳》记录了在中国经济转型期，面对下岗失业这样严峻的生活剧变人们所承受的焦虑。《做秀》揭穿了时下流行的谈话节目的真实居心。所谓的“真话真说”、“实话实说”，只是一场事先排演好的真人秀，亲临现场的观众捶胸顿足，高呼猛喊，背后真实的目的只是要让大众烦躁的情绪一吐为快；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无形操控，使得十来岁的小孩子面对媒体也“情不自禁”地吐出称赞的语言。《昔日重来》则是描述了商业文化对精神净土的大学校园的致命冲击，使“一个严肃而清洁的地方”变成了“歌舞升平的地方”。对现代性的质疑是徐坤早已关注的一个重要命题，《北京夜未眠》讲述了匿名的、空虚的城市人在网络上寻找情感的交流和理解的故事。《起步，停车》等作品记录了北京的“学车热”和城市交通拥堵造成的个人空间的挤压和心灵的压力。在小说《通天河》里，徐坤再次以自己熟稔的语言的戏仿、拼贴、杂糅，展示了地产商、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斗智斗勇的过程，探讨了城市拆迁和房价涨跌，网络爆料和媒体话语暴力等等热门话题。 在越来越难以看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和以国家、民族大事件为直接书写对象的时代，2008年徐坤拿出了一部50万言的奥运题材小说《八月狂想曲》，可以说，在那一年，人们对《八月狂想曲》的关注和讨论，已经超越了一部小说的意义而形成了一桩文学事件。 从作者自述的素材搜集方式、寻找主题和切入角度的创作过程，以及作者的创作期待和对书写对象的理解来看，我们很容易理解作品如何呈现出令人赞叹的现实主义品格、宏大叙事的规模、恢弘大气的风格和昂扬热烈的基调。奥运馆场设计、投标、建设，老体育场拆迁，旧城改造等等，徐坤记录了一个对我们民族国家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肩负起一项时代重任的知识分子，不同行业、正面或反面形象的官员和人间烟火之中的普通百姓，徐坤表现了一个真实的社会中值得书写的丰富多样的人。 在近20年的写作历程中，徐坤始终是以一个女性学人的视角去观察人生、审视世界的，因此她的作品始终带有一种“文化”品性；她有女性的细腻，对生活的变异明察秋毫，但又从不止步于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下的女性世界。徐坤的笔力遒劲、坚实、强烈、辛辣，具有打破生活坚硬外壳直抵本质的力量。从早年的冷眼旁观，戏谑间打破知识分子的话语神话，到带着温情悲感的体恤人心与命运，直至热烈滚烫地书写青春、家国与盛世，拥有乍暖乍热的多重温度的徐坤的小说世界令人战栗，但是我们不能预言这个升温的过程具有未来指向性，我们相信，即便徐坤常常自嘲是一位“惶惶进入中老年”的女作家，她的创作激情只会不断升温、加热。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