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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没有敦诚、敦敏两兄弟，和张宜泉写给曹雪芹的诗，还真不大相信《红楼梦》里作者自己说的，他是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贫困状态下，“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地进行创作的。 敦氏兄弟这两句诗，“满径 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举家食粥，也许有诗人的夸张，有酒可赊，说明还不到断顿的程度。但曹雪芹晚年的艰难，是确凿无疑的。尤其他在逝世前不久，在贫病交加、“饔食有时不继”的困境中，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作他的《红楼梦》，一直熬到“壬午除夕”，也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他生命的这盏灯熄灭为止，实在让后人敬佩。仔细琢磨，粥固然使他营养不良，造成英年早逝的不幸悲剧，其乃粥之罪也，但又不能不归功于粥，要没有这点卡路里，也许我们今天，连那八十回也看不到了。 喝粥的人能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真让我们吃干饭的人羡煞愧煞。 于是我相信，粥与文学或许有些因缘。郑板桥在山东做官的时候，给他家人写信，就说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饷以热粥，并佐以腌姜，可见他是对粥比较了解的文人。苏东坡在《大风留金山两日》写过“半夜不眠听粥鼓”，描写了寺庙里的和尚，是怎样等待着天亮以后的这顿粥的。因为和尚没有晚餐这一说，连做梦也惦着那碗热烫的稀粥。 食粥，可分主动与被动两类。主动食粥者多半系快活之人，为使食物更滋润地进入肚子，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考虑到肠胃的消化能力实际需要，才喝粥的。这时候，粥是辅助食品，不唱主角。一旦粥挑了大梁，那就成了被动食粥，非喝不可，不喝不行，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喝的人通常就不快活，或很不快活了。所以，饥饿只能产生现实主义，如曹雪芹，而吃饱了以后的作家，如当下你我之辈混迹于文坛者，只能写出打呃文学，大概也不是什么妄言。 粥之不能与饭比，系于营养价值，系于淀粉提供的热量。道理很简单，无非就是粥比饭所需米量，要少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灾荒年景，米甚至还要少些。虽然粥和饭成份相同，但形式颇异，一为流体，一为非流体，区别在于水和米的比例上。由此可见粥的最大特点就是水份比较多，而干物质比较少。粥可以填满胃部，但不耐久，两泡尿一撒，就饥肠辘辘了。在文学范畴里，凡兑水太多，言之无物者；凡米粒甚寡，内容空洞者；凡文字游戏，华而不实者；凡思想浅薄，识见鄙陋者；凡前车后辙，老调重弹者；凡鸡零狗碎，茶杯风波者；凡无病呻吟，感情廉价者；凡假冒伪劣，粗制滥造者……这些当代文坛屡见不鲜的现象，大概都可称之为文学的“粥化”危机。 社会需要货真价实的精神食粮，读者需要结结实实的文学营养，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 但是，不幸的是，在当下物质第一的世界里，那些自以为是永垂青史的大师级作家，那些自以为是千古绝唱的了不起作品，之所以愈来愈不堪入目，愈来愈被人不以为然，就是由于他愈来愈多地兑进太多的水，而愈来愈少地放进米粒。若是减去那些大家看腻了的老套路、变换不出新花样的性描写、令人恶心的陈词滥调，和大家都能猜想到的情节、故事、结局，就实在没什么干货了。文学出现了“粥化”现象，十之八九，是由于作家的那块地里，打不出几粒粮食的缘故。 如今，把煮粥的办法运用到文学上来，几乎成为作家的手段:本是短篇，硬拉扯成为中篇;本是中篇，拼命兑水，扩充膨胀，以长篇面貌出现。一部作品叫好以后，跟着拷贝出若干同类项的复制品，影视剧取得成功以后，立马一鸡两吃，长篇小说跟着上市。在经济效益上，也许能有可观的收入，但读起来，就很不舒服了。因为往粥里掺的是水，至少不硌牙;可是往小说里掺的东西，味同嚼蜡，那就令人反胃了。说不定还会混入一点三聚氰胺，那可就害人了。 “粥”字若没有其中的“米”字，就是“弱”。因此，弱化的作家，写出粥化的文学，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让读者喝这样光灌大肚的粥，实在是有愧于掏钱买书的读者。其实，文学作品，有多少米，做多少饭，绝不拼命兑水，属于职业道德。《红楼梦》里有一回说到给贾母开饭，竟无法多出一碗来给别人吃，于是从贾母嘴里，便说了那句“可着头做帽子”的成语——这对作家来讲，倒是至理名言。 原载：光明日报 2008-11-14 原载：光明日报2008-11-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