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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甘落寞的意识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每一个人，无论是帝王将相、名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平头百姓，都面临着一种共同的悲哀，即降生于尘世之日，已处于了人类社会的底层。混沌初开之时，他们不知道有人类，人类也不知道有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终于在上一代的熏陶教育下，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生命的存在，人类的存在，然而人类依然对他们无动于衷。在合适的年龄阶段，他们开始思索人生，探究社会，追寻意义与价值，求得生命之真谛。他们可能会在茫茫的大海上找到航向，但是自觉生命之有限，世事之无常，永恒之难觅，落寞之必然，却是每一个人的必由之境。所谓志士仁人，大抵在自觉到那一切的真实存在后，并不甘心，欲以有限之生命做无限之事业，破无常之世事以求恒常，在短暂之中觅得永恒，在必然之落寞中苦苦挣扎，以得人类之认可，进入人类之记忆。然而，个人之顽强奋斗，在人类历史的大浪淘沙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纵使奋斗在，纵使功业在，纵使成就在，纵使言说在，亦难为人类接纳，更枉论红尘之碌碌无为者。所谓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大多是世人对死者的安慰，而这安慰不断的转移，终于成了世人的自我安慰。对于个体的人来讲，落寞不仅与生俱来，而且是必然的。保留在人类记忆中的名字毕竟寥寥，而且那名字已无法代表人世曾有的那样一个真实的人，而成了一种象征，或者是功业的，或者是思想的，或者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然而，人之伟大，正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在于必然落寞中的苦苦挣扎，能否挣出落寞之境并不重要，挣扎过程之精神最为可重最为可敬。此大抵即是不甘落寞的意识，不仅个体的人有，整个人类社会亦有。个人较之人类，是沧海之一栗；而人类较之浩淼无穷的宇宙，亦是沧海之一粟。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并不甘心被时空无限的宇宙淹没，他也要在有限之中求得无限，无常之中求得恒常。人类亦在宇宙之中苦苦的挣扎，以摆脱落寞之必然，而正由了这种挣扎，才有曾经的辉煌，才有物质的财富，才有精神的永恒，才有活动空间的扩展。人类不会永远停留在地球上，他终将会向浩淼无穷的宇宙飞去，向着更广阔的空间探索。人类之不甘落寞根基于个体之不甘落寞，然个体之不甘落寞必须融入人类之不甘落寞。个体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才有可能走出落寞之境，说到底是由"小我"走向"大我"。这在重视个性与情感的现世社会，很有关注之必要。 不甘落寞的意识与功名观念仿佛之处很多，然而后者在前者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诚然，前者大多体现为后者，但后者实是一种表象。功名大抵无常，建立虽不易，汲汲于此，多为有良知者不耻。如果将功名观念上升为不甘落寞的意识，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类本体，则不仅仅是为人们接纳的问题，也是人类精神境界提高、净化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不甘落寞的意识。早在春秋时代，就出现了"三不朽"之说，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 •襄公二十四年》这既是不甘落寞的意识，又是价值观念，它经以孔孟为发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整合，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之所谓"学而优则仁"，孟子之所谓"士之仁也，犹农夫之耕也，"《大学》之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是积极用世，担当社会责任。这就是后世功名观念的缘起，从深层次讲即是人类心底的不甘落寞意识。曹植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的社会抱负，"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求自试表》）的人生理想，"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郁结，反映了这一点。李白之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反映了这一点。辛弃疾之所谓"了却群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也反映了这一点。中国古文人心底浓厚的功名观念，以及固有的不甘落寞意识，使中国文学出现了出处这一主题。出，即出仕，做官；处，即隐退，不仕。如果说"处"是"冷眼向洋看世界"，那么"出"即是"热风吹雨洒江天"。出与处抑或仕与隐，实则是中国古文人对生命形态的抉择。然而，真正做出抉择很难，因为他们面临着既关心政治，热心仕进，又不得不退出和躲避它，这样一种矛盾的双重性。所以和稀泥的境界最为人们推崇，譬如谢安之东山盘桓与淝水之战两种人生境界的统一。出也罢，处也罢；仕也罢，隐也罢，"到底是意难平。"因为出，可以建功立业，扬名立万，走出落寞之境，但也可能一事无成，白首长叹；处，可以吟啸自在，盘桓山林，树高风亮节于后世，标理想人格与来者，但也可能潦倒一生，无闻于后世。无论怎样，不甘落寞是人类心底的呼唤，博取功名在中国古文人最有吸引力，正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体现最明显的，自是古文人在科举路上的挣扎，此处已无赘述之必要。 因为我要论述的是探春之不甘落寞意识，故有必要联系一下东晋南朝之门阀制度。自曹丕确定九品正中制，对人才之选拔基本为士族地主垄断。他们凭借世胄高位，控制着官僚机构，控制着政权，并压制庶族地主，歧视他们，不让他们参与政权，此即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又由于士族地主身居高位，公务清闲，生活腐朽，大多无实际干才，误事误国者颇多；而庶族地主身处下僚，积极仕进，办事干练，但面临着巨大的人生忧患，终不得走出落寞之境。庶族地主因了才干自要成就一番事业，可无法为当权者重用，于是对不合理的门阀制度表达了不满、愤激，进而批判。"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有尺条，""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这不仅是左思无可奈何的慨叹，更是对门阀压抑人才的愤激。"自古圣贤皆寂寞，何况我辈孤且直"，出身贫寒的鲍照"才秀人微"，积极仕进，而老不如意，在大力抨击门阀制度时，每每以诗文为进身之阶。在不合理中奋斗，盼望着建功立业，大展雄才，名垂青史，正是那个时代贫寒之士的共同的要求。 探春所处落寞之境，一是庶出，非太太养的；二是身为女子，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干一番大事。在"妻妾不分则宗室乱，嫡庶无别则宗族乱"的宗法社会里，庶出无疑是不幸的别名，我将此与东晋南朝之庶族相联系，想来会让某些人笑掉大牙，但相似性却很多。一则处于卑贱、低下的地位，为世人轻视；二则杰出的才华被压抑、摧残，难以施展；三则对嫡庶制度抑或门阀制度抱有强烈的不满，但又不得不在这种制度下挣扎、抗争；四则在落寞中的抗争，唯能留下曲折的轨迹，而不能走向成功，面临着必然的悲剧。作为政治文人，探春必须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庶出的地位。让她反对"庶出"这一不幸的根源——封建的嫡庶制度，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者的高见；说她力图维护封建的嫡庶制度，大类"你打了我的右脸，很好，再打我的左脸吧。"嫡庶制度已经给探春造成了不幸，难道 "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她会再去维护？庶出无疑是探春心灵的一块伤疤，是其所处落寞之境的最低限，也是其走出落寞之境的最大障碍。她不可能无视庶出的身份，但也不会拼命往嫡系里爬。她之自我定位表面是不在意的，她就说过："谁和我好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但内心深处却以能否发挥才华，走出落寞之境为标准。事实上，以庶出这一身份来压她、歧视她的，正是生母赵姨娘。诚然母女之情不容否认，但平庸意识与卑贱意识最为害人。别人可以瞧不起我们，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我们自己却不能自卑，不能瞧不起自己。唯有自强，唯有不甘平庸，才能实现自我。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由了一种社会定位，但社会定位却不能给人带来丝毫的成就，虽然个人的顽强奋斗在历史的大浪淘沙面前无能为力，但社会的定位在个人顽强奋斗面前同样无能为力。在很大程度上，赵姨娘成为贾探春发挥才能的阻障，不是由了庶出本身，而是由了一种鄙夷。你不行，因为你是庶出的；你为什么是庶出的，正因为你不行。曾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历史上"老子英雄儿混蛋"者不在少数，"老子反动儿好汉"者也未始没有。反动阶级血统论与庶出不行论自是相通的。为什么庶出的就不行？贾探春要以实际行动回答这一问题。后来，探春理所做出的兴利除弊的改革以及抄检大观园时的抗争，都足令带变色眼睛的人们猛醒。事实上，真心佩服探春者很多，因为她是书中的人物，可到了现实生活中，那就难说得紧了。赵姨娘品格欠佳并不是主要的，平庸意识与卑贱意识也不应过分苛求她本身，因为这是半妻妾半奴仆的地位造成的。她不应压制探春。探春欲在落寞之最低限，以不甘落寞的意识走出去，首先要冲破赵姨娘以平庸意识造成的阻障。很显然，她做到了，虽然有的地方并不合适，但苛求作为政治文人的她是不应该的。 贾探春曾说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她以身为女子为憾事，可见所处之落寞尚有此一层。然而，正由了这一段话，终于使她与中国古文人的不甘落意识联结在了一起。她要出去，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立一番事业则反映了功名观念。无论是立业兴家，还是定国安邦，都是为了自我实现，为了走出落寞之境，为了被社会接纳，为了被人类接纳。不客她的想法现实与否，不管她的实力足以成就自身与否，她之志气皆有令须眉汗颜之处。如果没有大观园文人集团，《红楼梦》一点亮色也不会有的。有人讲，《红楼梦》中女子比男子更有志气，更有魅力。细想，的确如此。男子除了像贾宝玉那样呼吸悲凉之雾的先知者，不是愚腐不通、顽固不化，就是荒淫无耻、欺压良善。他们未始不知社会之没落，家族之衰败，但依然不自觉，依然花天酒地，而缺少应有的忧患。那在贾府中，是不是真的阴盛阳衰呢？也不见的。曹雪芹不仅是现实主义者，更是理想主义者。他之理想寄托在大观园文人集团那里，大观园才女的魅力大多是理想主义的魅力。至于现实究竟如何，我们也不敢妄加揣测。如果从出处的角度考察，贾探春自是选择了"出"，她的所作所为都反映了这一点。自甘落寞，她是做不到的。她之德未必光彩照人，但她的确有才。发挥才能，建功立业，走出落寞之境，正是古文人的追求。这种不甘落寞的意识深深地打在了贾探春的骨子里，正是以这种意识为根基，她才可能对荣国府进行局部的改革。 其实，贾探春之不甘落寞意识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功名观念。中国古文人功名观念，固以个人奋斗为根基，但却有一种狭隘的目标，若"大富大贵""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等等。有时由了才力有限、勤奋不足、机遇难逢，很难成功，然内心却汲汲于此，终于沦于禄蠹之流。贾探春诚然要以个人奋斗、走出落寞之境，成就一番事业，但我们很难发现自利的因素。她之所作所为，小则是个人价值之实现，大则是有补于没落之家族。高明的评论者自可这主义那思想的，给她戴一串大帽子，但醒着的总比昏睡的好，进取的总比消沉的好，修补大厦的总比挖墙角的好。我们评价人物的尺度，若道德、进步、落后、先进、没落，在人类所处之落寞境地面前，在人世之苦难与不幸面前，往往显得幼稚可笑，有时却难以自觉，还要一副面孔的走下去，终于让人觉得可厌、可鄙了。超越功名观念，不用以自利，终于使贾探春之不甘落寞意识得到了升华、净化，进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人们尤其是文人，很少对自己年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满意。孔子叹息礼崩乐坏，道学家叹息人心不古，盲目从众的人们也跟着扼腕长叹。十全十美的东西，世间本来没有；有缺陷、有弱点的则比比皆是。诚然，事若求全何所乐，但追求完美，力图使现实好起来，却真正反映了人们的可敬可爱，尤其在现实太不像话的时候。要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气很难。看理论性的文字，大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一通，再指出缺点、不好，最后则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之类的。有时，也真能使人振奋起来，觉得一切都是欣欣向荣。可一回到现实中，所经所历与耳闻目睹终于使人心不平了，于是慷慨激昂者有，唏嘘长叹者有；想当初者有，伤而今者亦有；手舞足蹈者有，讳莫如深者亦有。至于自身如何，大多笑而不答；"兴也罢，衰也罢，喝吧"，虽有些明目张胆，水平终究不高；可"别人吃菜咱喝汤"，则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常情即是如此，正统的理论与街谈巷议总有一定的差距，但什么更可信呢？前者是一个社会的主导，高扬着正义的旗帜，为了凝聚人心，在一些地方作讳饰是应该的；街谈巷议中添油加醋的成份很多，但往往更具有真实性。所谓"教育"者，大抵自上而下，但"学生"对"老师"不满意者颇多，终于双方都成了应付，只有空洞的的形式，而无实际的内容。现世社会，重视个性与情感，重视人生，重视个人的自我实现，应是主要的。但金钱至上的观念、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是让有良知者不满与失望的。其实，真正高深的却是享乐主义。物质享乐自不必说，但有时不免造成累赘，譬如"将军肚"云云。精神享乐，大抵是一个"玩"字。怎么"玩"法？忙中玩。人们都很忙，未必是瞎忙，但消遣、享受却是必需的，譬如流行歌曲、武侠言情小说、古装戏等。这些都带有商业性质，水平未必高，但易为人们接纳。有些高深者当然觉得这些东西不好，可闲着的时候却也看得津津有味。他们所建构的理论，譬如人性、情感之类的，从本质上反映的还是这些东西。有时候，感性的材料比高深的理论更具有先锋性。我们聆听带有层次性的流行歌曲，即可明了我们时代风气中的许多内容，但听水平很高的歌曲，譬如类似《红楼梦》曲子的那种，反不易得到关于我们时代的一些启迪。如果去触摸我们的时代，会发现很热闹，花样多，干什么的都有，人们都坐不住，短视的名利心很重......或许，里面缺乏很重要的东西。若以不甘落寞意识来关照，会发现人们对所处落寞之境缺乏一种自觉。中国传统的政治、道德、文化正在随风逝去，优秀的东西只在书本上高谈阔论，虽然大叫现实意义，可把眼光往下一看，现实意义实在难以落实。现代文化、现代意识缺少传统文化的支撑，如同没有根的大树，摇摇晃晃，显得相当脆弱。至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大抵只在理论界哇哇乱叫。要之，过去、现在、未来好像被隔开了。怀旧意识被人瞧不起，理想主义苟延残喘于盛世繁华的角落里，想来海德格尔之所谓世间只有现在，是大有道理的。或许，有人会讲：现代人们热热闹闹的、快快活活的，或者追名逐利、勾心斗角，不正是不甘落寞么？这自然是曲解。不甘落寞的意识，以人们对所处落寞之境的自觉为前提；如果不自觉，只能是在落寞中热闹，在热闹中落寞。短视的名利心，并非不甘落寞；瞧不起名利，否认名利，大多口是心非；活得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并不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而是享乐主义的别名；一切空空空，万事风风风，爱恨匆匆匆，自有虚无主义色彩。我们所谓的不甘落寞，承继着传统的精神，密切关注关现实，而最终的指向却是遥远的未来。过去，人类之不甘落寞意识，已使许多东西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已使人类历史的长河星光灿烂。人类的记忆是美好的，保留在人类记忆中的名字以及它们所表的一切是不甘落寞的。以不甘落寞的意识关注现世社会是痛苦的，也是必需的，如果不思奋斗，不思进取，一切将在消遥快活抑或昏昏如醉中沉沦。我们的时代应该给后世留下许多东本西，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使人们拥有足够的自信，可人文科学总让人觉得寥寥。自然科学终会被后世超越的，后世的人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如同我们看牛顿的三大定律。可人文科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带有永恒性，能否在此方面给人类留下记忆，真正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水平。后世的人们会怎样评价我们的时代？在人类历史的大浪淘沙面前，我们的时代还会有什么？很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虚无缥渺的，然而也是实实在在的。醒着的人们没有必要回避这些问题，因为小至个人，大至种族、人类，在心底都有不甘落寞的意识。或许，由此人类社会才能不断的进步、发展。这种意识，可能被人为的压抑，成为了地底的岩浆；可能不被人在意，成为没有生机的死水；可能被人为的张扬，成为喷发的火山。我们说贾探春的不甘落寞意识，既被压抑着，成为地底的岩浆；又被张扬着，成为喷发的火山。人们不禁要问，她的不甘落寞意识真有那么多内容，有那么强的时空穿透力么？我们说，从个体的人来看，确实有点带大帽子，但内核却是有的，而这内核正是人类共同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是由于她拥有不甘落寞的意识，压而不曲，摧而不折，在落寞之中勇敢地抗争，才使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未来意义。由于时代的局限，由于个人的局限，她并未真正走出落寞之境，但其抗争、奋斗的过程以及其中体现出的精神，却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三 改革意识 李大钊曾对东西文化实质性的差异作了对比，他讲：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志季刊》第三册） 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安土重迁、无为而治与西方敢于冒险、勇于进取形成的巨大反差。古代中国自是农业社会，上层有深厚的重农思想，把农业作为天下的根本，下层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将自己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相对的讲商品经济并不让人们热心；而西方则重视商品经济，热衷于海上探险、开辟新航路等，相对的讲小农经济并不束缚人们。以此为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因袭的担子很重，缺乏改革意识，即使不得不改时，也阻力重重，步履维艰；西方文化因袭的东西并不多，充满着变革精神，在改革时自能大刀阔斧、勇往直前。谈中国文化的改革意识，大抵是改革家的；谈西方文化的改革意识，大抵是民众的。东西对比，让人汗颜的地方很方，然本文只是从此处引入。 我论述的贾探春之改革意识，即是改革家抑或政治文人的。若要系统追述改革意识在历史长河中的体现，不仅是"挟太山以超北海"，而且也无必要。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变革"这一概念的，自是《易经》中的《革》卦。革：巳日乃孚，元享，利贞，悔亡。意即《革》卦象征变革，时机成熟，才能被理解，圆满顺利，时机成熟，悔恨将会消失。《彖传》中讲："天地革而四时成，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意即天地变革形成四时，成汤、周武的革命，符合自然社会的规律而又顺乎人心。对于变革，认识和把握时机的意义太重大了。说到底，《革》卦讲了变革的三点：一把握时机；二遵循规律；三顺应人心。这三点未必全面，但还可勉强对探春的理家作一下分析。 贾府在末世所处的形景即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自觉到这一点的人们并不少，但力图有所振奋，改革弊端的实在不多。整个大家庭黑暗腐朽，明争暗斗危机四伏，败在旦夕，若论责任，实在上层。贾母以儿孙满堂、多福多寿为自豪；王夫人表面仁慈，实则昏庸无能；邢夫人吝啬而以鄙夷；李纨是"竹篱茅舍自甘心"，贾政是个衣冠整齐故作尊严的木偶；贾赦则毫不掩饰的享乐、为恶、欺压良善。当然，一枝独秀是有的。王熙凤有心计，有智慧，有手腕，有权术，整个贾府的大厦基本靠她来支撑。但她不可能全身心的奉献于贾府，她支撑大厦本就是为了个人私利。她看得清这一大家族的种种矛盾与危机，并有足够的才能进行一番整治，但她所要的只是繁华的暂时存在，以便供自己的支配、剥削、享乐。她热衷于权力的争夺，更不放松对下层奴仆的压迫，兴儿就曾这样评价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脚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俗话讲：上梁不正下梁歪。上层为私利而战，下层中饱私囊也就无可厚非。曹雪芹对王熙凤这样的当权派是不满意的，他要从文人的角度对自己所建构的宇宙进行一番整治，于是政治文人贾探春推向了前台。我们知道，整个贾府全部笼罩在王熙凤的权力之下，所以要让她在元宵夜宴后病倒，无力拨动管家婆的算盘。贾府的铜墙铁壁出现了一个大洞，急需弥补。于是王夫人派出了三驾马车——李纨、贾探春、薛宝钗，共同代理管家。这对贾探春来讲，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是可怜巴巴的机会。王夫人深知李纨之无用，故派出薛宝钗压制贾探春，薛宝钗则不仅压制贾探春，还要利用她对付风姐。我们知道，在理家中，平儿是三驾马车与风姐间的联络员。探春的改革措施出笼后，平儿即道："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我们奶奶虽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们在园里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儿来陪衬，反叫人去监修管理，这话断不好出口。"宝钗忙走过来，摸着他的脸笑道：" 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作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没见你说你奶奶才短想不到，也并没有三姑娘说一句，你就说一句是；横竖三姑娘一套话出，你就一套话进去；总是三姑娘想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办的原故。"你听，一口一个三姑娘，一口一个三姑娘，说来说去不是利用，又是什么？同时，探春也被风姐利用着。风姐威权太重，得罪人太多，下层早已怨言鼎沸，把探春推向前台，自己退居幕后，正好转移斗争视线。探春所得之权柄有限得很，范围局限在大观园，改革也带有实验性，大类"特区经济"之类的。要之，贾探春的改革处在权力争夺的夹缝中，时机是不成熟的。从贾府的没落来看，改革势在必行，但高举改革旗帜的贾探春，只有这一次并不成熟的机会。她对自己的尴尬处境非常明了，她不可能长期掌权，也没有接到改革的使命，但她就是不甘心自己家族的没落。纵使不能从根本上改观，不能力挽狂澜，扭转颓局，也要勉力一试。如同抽刀断水，水流依旧，但毕竟激起了浪花；如同流星划过长空，无踪无影，但毕竟有过一段亮丽。 任何改革都要有一定的过渡阶段，改革者应当平稳的接过烂摊子，同时必须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比前任差，且可超过前任。探春理家，昏昏如醉的上层可以不在意，但必须令下层发生反响，毫不懈怠。显然，众人并未对这个未出阁的年轻小姐抱有信心。但三日后，几件事过手，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风姐。临寝之时，坐了轿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察一次。于是，人们抱怨道："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越发连夜里吃酒的工夫都没了。"唯有完成过渡，才可以提出改革方案。改革总要针对着旧的弊端，她先取消了宝玉、贾兰、贾环三人上学的点心、纸笔的月银，接着就蠲免了姑娘们每月重支的脂粉头油费。改变旧的，是为了建立新的，于是大观园管理方案出笼了，即令服役的婆子媳妇们承包园中植物生产，把大观园的些微收入全都纳入贾府的钱柜，不叫下人得去。说到底，其必谋从除弊、开源、节流三个方面进行，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符合一般改革的规律，其成果即是每月为荣国府增加了四百两银子的收入。但是符合一般规律，并不能给改革带来真正的成功。贾探春作为小姐，有地位，有尊严，有才干，但一直没有实权，其改革也就不能从大的范围内大刀阔斧的进行，即使进行，巨大的阻力也会使它中途夭折，最根本的则是贾府的没落命运，不是改革能够挽救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精神上是可敬的，在现实中却只能是悲剧。贾探春有政治风度，但说到底是文人。她既有政治的手腕，又有文人的幼稚。在日趋腐朽的末世，出现她这样苦心孤诣的小工匠来修补大厦，真是可怜可笑又复可叹。可怜者，曹雪芹之苦心也；可笑者，当权派正在歌舞升平中享乐、沉沦，而一女子却像模像样的"公忠有为"；可叹者，探春的理家只是小阳春，秋天早已到来，又能去哪儿寻觅逝去的春天啊！？ 贾探春的改革是不是深得人心呢？如果说整个在家族的腐朽、荒淫、弊端足以使他们走向没落的话，他们并不以这些为忧患，反而洋洋得意，引以为自豪。因为无论是腐朽、荒淫还是家族内部的弊端，都足以满足自己的私利。如果把弊端革去，荒淫生活是无法继续的，因此上层对改革不会热心。在探春改革所涉及的范围内，上层态度非常冷淡：改亦可，不改亦可；小改尚可退让，大改就极力牵制。没落的阶级，总是眼光短浅，"今朝有酒今朝醉"，至于明天的没落是不挂怀的。然而在万马齐喑、黑暗无边之时，力图改革在他们眼里，不是"大逆不道"，就是一场笑话。从下层来看，他们深受剥削与压迫，苦难与不幸早已使他们对上层抱有强烈的不满，并且开始了反抗。"天上的老鸹一般黑"，这是最朴素的阶级意识。无论怎么改，得利的总是上层，他们未必清楚其中的内幕，但事实不会错，更何况，下层深知贾探春的厉害，主奴观念强烈，主子的尊严不能容侵犯，奴才的地位不能逾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探春直来直去的推行改革措施，下层会是什么反应？幸好，有"时宝钗小惠全大体"相辅，否则早就怨言鼎沸了。为什么不好的东西带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就会被人们接纳？真是奇哉怪也。然而，面纱纵使温情脉脉，也只是面纱，剥削的加重是无法掩盖的。当真相暴露后，奴仆们不时消极怠工，就是积极反抗。我们不能说后来出现的偷盗事件是新政的产物，但明显带有对新政不满的因素。并且贾探春无力处理那种事件，柳五儿被扣、林之孝家的提出撵走彩儿她妈等她也只能往大奶奶或二奶奶那里推。在行将没落封建大家族内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实验，是不可能得人心的。不得人心的改革又怎会给贾府造成中兴的气象。或许，三驾马车的联合执政正是贾府由兴旺到没落的转折点。曹雪芹并不甘心，便让探春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力图振作，然终是"芳心一点娇无力。"在没落中振作，在振作中没落，或许这也正是一种挽歌情绪。这样的挽歌，曹雪芹并不乐意让王 熙凤那样的当权派来唱，因为他自身是在野派，郁郁不得志，虽然他也无力回天，但对当权派自有一种潜意识的不满，在这个意义上，贾探春成了曹雪芹自身的代表，她做的也正是曹雪芹要做的。唱着挽歌的政治文人，不仅为了没落的时代，更为了自己所根植的没落的文化。 分析探春理家，关键是提炼其改革意识。自觉到改革之必要，并以有准备的头脑抓住机遇，投入其中，除弊兴利，革故鼎新的意识，大抵即是改革家的改革意识，具体到探春，大体是改革的预备性、自律性、无私性、战斗性、借鉴性、变通性。探春对自己家庭形势非常清醒，是非得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所感慨，也有所盘算，遇到机会，则力图改革。后来，实施大观园管理方案，所用之人"俱是他四人（李纨、探春、宝钗、平儿）素昔冷眼取中"的，即是改革备性的明证。探春对自己的生活处理谨严，对丫头管束严格。铁托有句名言："别人的，我什么也不要；我的，谁也别想拿去。"严格的律己，必然导致另一方面，丝毫不容侵犯。正如平儿对众媳妇所说："他是个姑娘家，不肯发威动怒，这是他尊重；你们就藐视欺负他；果然招他动了大气......太太也得让她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样。" 如果说探春的自律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那么这种自律转移到改革中，则具有鲜明的无私性与战斗性。王昆仑在《政治风度的探春》中分析道："探春当事之初，所遇到的并不是什么主动'立威'的问题，而是一个'大管家娘子'吴新登媳妇给她出了一个难题。探春和贾环的生母赵姨娘之弟赵国基-现在充任贾环上学的侍仆 -死了。他的身份是如此之尴尬，贾府应当赏多少银子呢？吴新登媳妇故意不说往例，不出主意，要看看这年纪轻、无经验、又涉及自己生母关系的探春小姐如何处理。结果是探春查明旧帐，决定按照往例，秉公办理，赏银二十两，不肯多加。既指斥了吴新登媳妇之故意刀难，也不避免生母赵姨娘的当面冲突。这是她第一次表示了大公无私和敢于战斗的精神。"唯有无私，才能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得人心。正能上梁，方能正下梁。唯有敢于战斗，才能树立威信，把改革措施严格的一丝不苟的推行下去。我们说，正是无私性与战斗性构成探春改革意识的核心。同时，探春的改革带有借鉴性。大观园管理方案出笼前，探春和平儿商议道："年里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借鉴先进经验，推出适合自身情况的改革方案，已鲜明的体现了出来。我们代搞改革的，大抵也玩这东西，成功者不乏其例，但胡乱学一通，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也未始没有。即使真心实意，也不免有"领导化"与教条化的毛病。适合自身情况实难。如果白交学费，什么也学不到，还是自己摸索的好。改革需要理论的指导，但不应被理论缚住手脚，要有变通性。唯有变通，才能真正把理论运用到改革中去。探春是搞事业的，并不拘泥于封建的正统理论。她可以说朱子是虚比浮词，她并不在意薛宝钗指责她利欲熏心。探春有变通性，但宝钗也未必是教条主义者，她宣讲的目的压制探春，让她有所顾忌。没有准备的改革，很难成功；缺乏自律性的改革者，很难担当起重任；没有无私性的改革者，不会得人心，敢于战斗，才能把改革深入下去；借鉴先进的经验，既要真心实意，又要适合自己的情况；改革中的变通，最能体现一个改革者的理论水平，也最有益于改革本身。相信，作为政治文人贾探春的改革意识，不会对当今的改革者一点用没有。 我说过，改革意识分为改革家的改革意识和民众的改革意识。前者在中国文化中体现非常明显，无论商鞅变法、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还是戊戌新政，脱颖而出的都是改革家，他们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为人们主动接纳者不多，大都是冲破层层阻力，强制推行下去。改革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不免使一些人得利，一些人吃亏；而中国人有安土重迁、力求稳定的传统，对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好坏，有一种潜意识的排拒，宁可吃亏，亦要抱残守缺。所以，在中国民众中缺乏积极的改革精神，多有消极的守旧思想。中国固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但唯有"穷"才变，不"穷"不变，说到底即是不得不变时才变。瓜分豆剖，揭竿为旗，陈涉辍耕于陇上，列强窥视于边疆，唯有到了火烧眉毛之时，才兴冲冲而又战兢兢的起草一大串变法诏文，把不可能对限的期票支付出去，这大抵即是戊戌变法。"变"是为了"通"，是为了统治清明，是为了开辟前进的道路。唯有"通"才能"久"，才能使统治万古长存。这又使改革必须在旧的范围内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而被扼杀。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大都是孤独者、寂寞者，他们面临的不仅是争权夺利所造成的阻力，更有人们浓厚守旧思想的铜墙铁壁。我总以为，唯有民众的改革意识彻底战胜消极的守旧思想，改革才大有希望，但民众改革意识的增强却非一时之功，需要长期的教育，更需要内心的自觉。所以我们最需要的还是敢于冲破重重阻力，开拓创新，一往无前的改革家。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再也没有初期一针见效、成绩斐然的欢欣鼓舞，更多的是披荆斩棘、不惮前驱的苦苦探索。在民众的感觉中，是无声的，甚至是失望的，而唯有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改革者，才明了前进的艰难，才甘于在寂寞中探索前进的道路，才敢于作大胆的尝试，才对我们的改革抱有真正的信心。 如果讲中国文化中的改革意识，曹雪芹在贾探春身上寄寓的就很有代表性，我们不能说那种改革意识是没落的，也不能说是完美的，它的确需要完善。剔除那种改革意识所不可避免的落后性与局限性，注入先进的、科学的内核，与民众的改革意识相结合，或许会使它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尽而有益于我们的时代。 原载：惠稿 原载：惠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