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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中，没有“对立”就没有人物，就没有性格。对于人物性格“对立”的描写，敌对的和阶级的“对立”，容易区别得鲜明；阶级内部和阶层内部的“对立”，却容易雷同。可见，塑造众多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是长篇小说首先需要解决的任务。而其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在同一阶级、同一阶层、同一集团内写出许多千差万别的典型形象来。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正是在这个方面获得了卓异的成就。 《红楼梦》中的人物共有四百之多，光是生动而著名的就不下百余。其中一些思想性格身份地位类似的人，在曹雪芹的笔下，却能各人各面，千姿百态。作者异常分明地描绘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在场合想仿，谈吐相近，神情相同的情况下，也能把各自的个性区分出来，使神态相似而不雷同，言语相近而不重复。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的形式，不能不说是因为作者在塑造这些形象时，常常采取一种特殊的复杂的对比手法的结果。这个对比手法，正是恩格斯所准确提示的那种“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的方法。这是一条异常宝贵的创作经验，是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决窍”。脂砚斋在评《红楼梦》时，称这种手法为“特犯不犯”。金圣叹叫作“犯中求避”。犯，是有意把两个人物的某一点写成相同、重复；同时，又避，即在同中求异，在重复中求不重复。古今中外，天地万物，无不处于矛盾之中，无不相比较而存在。在艺术中采取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正是刻划人物性格的一个最根本的方法。《红楼梦》在刻划人物性格上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值得我们好好揣摩，努力借鉴。 一 在《红楼梦》所创造的众多人物中，有些是同属于官僚贵族之家的当权人物；有些是生活在珠围翠绕、锦衣玉食之中的公子小姐；有的是一母所生所谓小家碧玉的年轻貌美的胞姊胞妹；有些是常年受人奴役欺凌的丫头奴仆。为使这些出身、经历、地位、教养大体相同的人物各有生动鲜明的性格，曹雪芹地塑造他们时，采用了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而使那些身份相同或地位相近容易混淆的人物表现出极大的个性差异，毫无雷同之感。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都是出身名门的千 金小姐，同是以亲戚关系寄居贾府的。她们的生活起居、学识教养是基本类似的。论“诗才”，不相上下；论容姿，都是“艳冠群芳”。并且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共同语言。照常理讲，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应该是大体一致的。然而恰恰相反，在曹雪芹的笔下，却把这两个人物写成了异常分明的对立形象。作者通过她二人言谈举止、行为动作、思想作风的刻划，揭示了二人性格上的不同，内在本质的迥异。这种“不同”和“迥异”表现在爱情上，即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爱是纯真的爱，而宝钗对于宝玉的爱慕则是因为贾宝玉是贾府的宠儿，是这个家族的当然继承人。这种爱是出于功利动机的。另外，黛玉的爱是通过“题帕诗”向宝玉倾吐的，真率而不明言，含蓄又心心相印；而宝钗的爱恋却是抑制了感情的一面，为了未来的地位，她采取得是审慎的富有谋虑的处世方法。这种“不同”和“迥异”表现在处世为人上，即黛玉高洁，自尊，不愿违心地去迎合世俗。无论是对至高无上的权威贾母，还是对有权势的管家少妇王熙凤，她从不考虑如何去讨她们的欢心。她“孤高自许”，天真敏锐，语言尖刻，结果遭来了流言蜚语，最后在宝钗嫁给宝玉的一片欢闹声中，悲悲惨惨地离开了人间。薛宝钗正好相反，她靠封建淑女所具备的德性和那背后的财富家世，争取了贾母王夫人的欢心。她“罕言寡语”，装愚守拙，对丫环奴婢也表示出贤惠宽容的态度，终于登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这种“不同”和“迥异”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仕途经济的看法上，宝钗热衷于对宝玉进行“仕途经济”的说教，致使宝玉讥讽她，一个女儿“也学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真是一针见血地道破了薛宝钗的思想实质。而林黛玉正好相反，用宝玉的话说就是：“林姑娘”从来不说这些“混账话”。这便是钗黛的本质区别。由于作者在一系列相同事件上让钗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使得她们各自的性格特征是那样鲜明突出。不难想像，如果作者孤立地去塑造其中的一个，是决不会收到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的。 《红楼梦》的人物描写，的确是富有独创性的。它不同于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地位身份相同或相近的人物，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才子佳人作品。曹雪芹笔下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血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灵魂。比如迎春和探春，她们的出身门第，生活教养，比起宝钗和黛玉来，就更为相近，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然而她俩性格上的差异之大并不亚于宝黛。邢夫人曾当面说迎春：“你是大爷跟前的人养的，这里探丫头是二老爷跟前的人养的，出身一样，你娘比赵姨娘强十分，你也该比探丫头强才是，怎么反不及他一点”。邢夫人对迎春的评语，正道出了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物性格的形成也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出身经历、生活教养等客观方面的诸因素。曹雪芹就是从生活出发，用对照之法，写出了环境相同的人物之间不同的性格。在作者笔下，贾府二小姐迎春，是一个平庸懦弱、优柔寡断混名儿叫“二木头”的人物，主子摆布嘲弄她，丫头奴仆也不怎么看重她。探春却截然相反，她精明强干，遇事果断，用兴儿的话说，这是一朵“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的“玫瑰花”。在抄检大观园这一回书中，作者有意识地将迎春和探春置于同一事件之中进行对照。当凤姐和王善保家的来到探春时，探春早已“命众丫头秉烛开门而待”。当凤姐要搜其丫头时，探春正色地说：“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可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都在我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有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探春对抄家表示出极大愤恨，为她所出身的家族“自杀自灭”而痛心。因此，对凤姐一行人冷嘲热讽，辛辣挖苦，使得处处占上风的凤姐，不得不退避三舍。对不以贵族小姐看待她的王善保家的更是报之以响亮的耳光。我们再看看对迎春的描写：当凤姐等人来到迎春房内时，“迎春已经睡着了，丫头们也才要睡，众人扣门，半日才开”。这寥寥数语，正好与探春的“秉烛开门而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迎春对抄检不闻不问，任其搜查自己的丫头。当司棋因“赃物”被查出，周瑞家的奉命来带人时，迎春虽“含泪似有不舍之意”，却怯弱地连一句求情的话也不说。书中写道：“那司棋也求了迎春，实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语言迟慢，耳软心活，是不能做主的，司棋见了这般，知不能免，因跪着哭道：“姑娘……怎么连一句也没有”?司棋含泪给迎春磕头,迎春只是含泪“呆呆的坐着”。这又同探春唯独不让搜其丫头形成鲜明对比。她对抄检大观园的凶犯打手们的那种无动于衷，木然处之的态度，也与探春当时那种冷嘲热讽，辛辣挖苦，甚至用响亮的耳光来惩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鲜明对比中，显示了迎探完全相反的性格特征。 通过对迎探的性格分析，再次使我们体会到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运用“犯中求避”艺术手法所独具的匠心。 作者在描写“小家碧玉”尤氏姊妹时，更为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对比手法。这一对同胞姊妹，在书中所占篇幅甚少。然而，曹雪芹却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塑造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形象。尤二姐心地善良，但性格软弱，轻信，追慕虚荣。因此，她听凭贾珍之流的任意欺骗与摆布。她对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不但被贾蓉的甜言蜜语所蒙住，而且心甘情愿受自己所幻想的富贵荣华生活的欺骗。天真地以为，只要嫁给贾琏，终身就有了依靠。善良怯弱的尤二姐被骗进大观园后，贪辱忍垢，受尽欺凌，逆来顺受，毫无反抗。尤三姐却不同于尤二姐，她对现实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她从自身的处境中看清了贾府的腐化和堕落，看清了贾珍之流的禽兽本质。对贵族公子，纨绔子弟没有抱任何幻想，而是追求自己的幸福，企图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对待婚姻爱情上，不象尤二姐那样随便将身许人，她向往着真正的爱情与幸福。在思想性格上刚烈、豪爽，坚毅果敢。她能机智地躲开贾珍之流的骗诱和凌辱，敢干抗拒贾珍之流的淫恶和威压。对尤三姐这一性格，第六十五回有一段精彩的描绘。作者描写她看穿了贾珍、贾琏的诡计，斥责他们“别糊涂油蒙了心”，警告他们不要“打错了算盘”。酒席上，嘻笑怒骂，珍、琏二人竟被吓得目瞪口呆，不敢触犯。通过以上情节的介绍，不难看出一母同胞的二姐和三姐性格是怎样惊人的不同，一个是为了追慕虚荣而任人摆布；一个却是为了自己灵魂和身体的纯洁，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行着艰苦而又坚决的挣扎和斗争。 诚然，尤三姐命运的最终结局和尤二姐一样都是悲剧，但这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悲剧。请看书中是怎样描写这两人的悲剧结局的吧。第六十九回“觉大限吞生金自逝”写出道：“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势，目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沉胎已经打下，无甚悬心，何必受这些零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常听见人说金子可以坠死人，岂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毕，扎挣起来，打开箱子，便找出一块金子，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边将近五更天气，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几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快将衣服首饰穿戴齐整！上坑躺……”.结束了短短的一生。第六十六回“情小妹耻情归地府”中写道：好不容易等柳湘莲到来，尤三姐“今忽见反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听了什么话，把自己也当做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贾琏说退亲，料那贾琏不但无法可处，就是争辩起来，自己也无趣味。一听贾琏同他出去，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后，出来便说：“你们也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登并鞘送给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这是怎样的两种不同的自杀啊！尤二姐是被逼不得苟活之时无可奈何的自杀。尤三姐的自杀却是因爱情破灭而自觉地选择的一种反抗的方式。前者是在夜深无人之时，吞金自逝；后者当着意中人的面拔剑自刎。一个死得屈辱，一个死得壮烈。尤二姐之死，获得了人们的同情，以致贾琏这样的花花公子也为之“大哭”。尤三姐之死，却迸射出壮丽的生命之花，它不仅震撼了柳湘莲的心灵，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感动，所崇敬。作者在塑造尤氏姊妹的形象时，运用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取得了很大成功。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对比写来，她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就在对比中清楚地显示出来。尤二姐的柔弱轻弱对照出了尤三姐的豪爽刚强。而尤三姐认识现实之理智的清醒，则衬托出尤二姐对现实估计的错误。这两个形象是相互对比，相互照应，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如果失去一方，那么另一方必然会随之黯然失色。 作者就是这样运用同中求异的创作方法塑造对立性格的人物，以性格化对立的整体艺术形象所体现同中求异的。# 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人，他们性格相近或某些地方相似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因此，长篇小说创造人物时就必须考虑到不仅使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有着鲜明的区别，而且更要注意使同类型的人物各具特色。正如福楼拜在谈到描写同类型人物的个性时指出的：“世界上没有两粒相同的砂，两只相同的手”（转引自《红楼梦集刊》）。 在艺术中，没有“对立”就没有人物，就没有性格。对于人物性格“对立”的描写，敌对的和阶级的“对立”，容易区别得鲜明；阶级内部和阶层内部的“对立”，却容易雷同。可见，塑造众多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是长篇小说首先需要解决的任务。而其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在同一阶级、同一阶层、同一集团内写出许多千差万别的典型形象来。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正是在这个方面获得了卓异的成就。 《红楼梦》中的人物共有四百之多，光是生动而著名的就不下百余。其中一些思想性格身份地位类似的人，在曹雪芹的笔下，却能各人各面，千姿百态。作者异常分明地描绘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在场合想仿，谈吐相近，神情相同的情况下，也能把各自的个性区分出来，使神态相似而不雷同，言语相近而不重复。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的形式，不能不说是因为作者在塑造这些形象时，常常采取一种特殊的复杂的对比手法的结果。这个对比手法，正是恩格斯所准确提示的那种“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的方法。这是一条异常宝贵的创作经验，是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决窍”。脂砚斋在评《红楼梦》时，称这种手法为“特犯不犯”。金圣叹叫作“犯中求避”。犯，是有意把两个人物的某一点写成相同、重复；同时，又避，即在同中求异，在重复中求不重复。古今中外，天地万物，无不处于矛盾之中，无不相比较而存在。在艺术中采取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正是刻划人物性格的一个最根本的方法。《红楼梦》在刻划人物性格上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值得我们好好揣摩，努力借鉴。 一 在《红楼梦》所创造的众多人物中，有些是同属于官僚贵族之家的当权人物；有些是生活在珠围翠绕、锦衣玉食之中的公子小姐；有的是一母所生所谓小家碧玉的年轻貌美的胞姊胞妹；有些是常年受人奴役欺凌的丫头奴仆。为使这些出身、经历、地位、教养大体相同的人物各有生动鲜明的性格，曹雪芹地塑造他们时，采用了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而使那些身份相同或地位相近容易混淆的人物表现出极大的个性差异，毫无雷同之感。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都是出身名门的千 金小姐，同是以亲戚关系寄居贾府的。她们的生活起居、学识教养是基本类似的。论“诗才”，不相上下；论容姿，都是“艳冠群芳”。并且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共同语言。照常理讲，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应该是大体一致的。然而恰恰相反，在曹雪芹的笔下，却把这两个人物写成了异常分明的对立形象。作者通过她二人言谈举止、行为动作、思想作风的刻划，揭示了二人性格上的不同，内在本质的迥异。这种“不同”和“迥异”表现在爱情上，即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他们的爱是纯真的爱，而宝钗对于宝玉的爱慕则是因为贾宝玉是贾府的宠儿，是这个家族的当然继承人。这种爱是出于功利动机的。另外，黛玉的爱是通过“题帕诗”向宝玉倾吐的，真率而不明言，含蓄又心心相印；而宝钗的爱恋却是抑制了感情的一面，为了未来的地位，她采取得是审慎的富有谋虑的处世方法。这种“不同”和“迥异”表现在处世为人上，即黛玉高洁，自尊，不愿违心地去迎合世俗。无论是对至高无上的权威贾母，还是对有权势的管家少妇王熙凤，她从不考虑如何去讨她们的欢心。她“孤高自许”，天真敏锐，语言尖刻，结果遭来了流言蜚语，最后在宝钗嫁给宝玉的一片欢闹声中，悲悲惨惨地离开了人间。薛宝钗正好相反，她靠封建淑女所具备的德性和那背后的财富家世，争取了贾母王夫人的欢心。她“罕言寡语”，装愚守拙，对丫环奴婢也表示出贤惠宽容的态度，终于登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这种“不同”和“迥异”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仕途经济的看法上，宝钗热衷于对宝玉进行“仕途经济”的说教，致使宝玉讥讽她，一个女儿“也学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真是一针见血地道破了薛宝钗的思想实质。而林黛玉正好相反，用宝玉的话说就是：“林姑娘”从来不说这些“混账话”。这便是钗黛的本质区别。由于作者在一系列相同事件上让钗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使得她们各自的性格特征是那样鲜明突出。不难想像，如果作者孤立地去塑造其中的一个，是决不会收到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的。 《红楼梦》的人物描写，的确是富有独创性的。它不同于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地位身份相同或相近的人物，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才子佳人作品。曹雪芹笔下的人物都有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血肉，自己的面貌，自己的灵魂。比如迎春和探春，她们的出身门第，生活教养，比起宝钗和黛玉来，就更为相近，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然而她俩性格上的差异之大并不亚于宝黛。邢夫人曾当面说迎春：“你是大爷跟前的人养的，这里探丫头是二老爷跟前的人养的，出身一样，你娘比赵姨娘强十分，你也该比探丫头强才是，怎么反不及他一点”。邢夫人对迎春的评语，正道出了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物性格的形成也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出身经历、生活教养等客观方面的诸因素。曹雪芹就是从生活出发，用对照之法，写出了环境相同的人物之间不同的性格。在作者笔下，贾府二小姐迎春，是一个平庸懦弱、优柔寡断混名儿叫“二木头”的人物，主子摆布嘲弄她，丫头奴仆也不怎么看重她。探春却截然相反，她精明强干，遇事果断，用兴儿的话说，这是一朵“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的“玫瑰花”。在抄检大观园这一回书中，作者有意识地将迎春和探春置于同一事件之中进行对照。当凤姐和王善保家的来到探春时，探春早已“命众丫头秉烛开门而待”。当凤姐要搜其丫头时，探春正色地说：“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可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都在我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有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探春对抄家表示出极大愤恨，为她所出身的家族“自杀自灭”而痛心。因此，对凤姐一行人冷嘲热讽，辛辣挖苦，使得处处占上风的凤姐，不得不退避三舍。对不以贵族小姐看待她的王善保家的更是报之以响亮的耳光。我们再看看对迎春的描写：当凤姐等人来到迎春房内时，“迎春已经睡着了，丫头们也才要睡，众人扣门，半日才开”。这寥寥数语，正好与探春的“秉烛开门而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迎春对抄检不闻不问，任其搜查自己的丫头。当司棋因“赃物”被查出，周瑞家的奉命来带人时，迎春虽“含泪似有不舍之意”，却怯弱地连一句求情的话也不说。书中写道：“那司棋也求了迎春，实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语言迟慢，耳软心活，是不能做主的，司棋见了这般，知不能免，因跪着哭道：“姑娘……怎么连一句也没有”?司棋含泪给迎春磕头,迎春只是含泪“呆呆的坐着”。这又同探春唯独不让搜其丫头形成鲜明对比。她对抄检大观园的凶犯打手们的那种无动于衷，木然处之的态度，也与探春当时那种冷嘲热讽，辛辣挖苦，甚至用响亮的耳光来惩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鲜明对比中，显示了迎探完全相反的性格特征。 通过对迎探的性格分析，再次使我们体会到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运用“犯中求避”艺术手法所独具的匠心。 作者在描写“小家碧玉”尤氏姊妹时，更为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对比手法。这一对同胞姊妹，在书中所占篇幅甚少。然而，曹雪芹却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塑造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形象。尤二姐心地善良，但性格软弱，轻信，追慕虚荣。因此，她听凭贾珍之流的任意欺骗与摆布。她对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不但被贾蓉的甜言蜜语所蒙住，而且心甘情愿受自己所幻想的富贵荣华生活的欺骗。天真地以为，只要嫁给贾琏，终身就有了依靠。善良怯弱的尤二姐被骗进大观园后，贪辱忍垢，受尽欺凌，逆来顺受，毫无反抗。尤三姐却不同于尤二姐，她对现实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她从自身的处境中看清了贾府的腐化和堕落，看清了贾珍之流的禽兽本质。对贵族公子，纨绔子弟没有抱任何幻想，而是追求自己的幸福，企图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对待婚姻爱情上，不象尤二姐那样随便将身许人，她向往着真正的爱情与幸福。在思想性格上刚烈、豪爽，坚毅果敢。她能机智地躲开贾珍之流的骗诱和凌辱，敢干抗拒贾珍之流的淫恶和威压。对尤三姐这一性格，第六十五回有一段精彩的描绘。作者描写她看穿了贾珍、贾琏的诡计，斥责他们“别糊涂油蒙了心”，警告他们不要“打错了算盘”。酒席上，嘻笑怒骂，珍、琏二人竟被吓得目瞪口呆，不敢触犯。通过以上情节的介绍，不难看出一母同胞的二姐和三姐性格是怎样惊人的不同，一个是为了追慕虚荣而任人摆布；一个却是为了自己灵魂和身体的纯洁，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行着艰苦而又坚决的挣扎和斗争。 诚然，尤三姐命运的最终结局和尤二姐一样都是悲剧，但这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悲剧。请看书中是怎样描写这两人的悲剧结局的吧。第六十九回“觉大限吞生金自逝”写出道：“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势，目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沉胎已经打下，无甚悬心，何必受这些零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常听见人说金子可以坠死人，岂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毕，扎挣起来，打开箱子，便找出一块金子，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边将近五更天气，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几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快将衣服首饰穿戴齐整！上坑躺……”.结束了短短的一生。第六十六回“情小妹耻情归地府”中写道：好不容易等柳湘莲到来，尤三姐“今忽见反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听了什么话，把自己也当做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贾琏说退亲，料那贾琏不但无法可处，就是争辩起来，自己也无趣味。一听贾琏同他出去，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后，出来便说：“你们也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登并鞘送给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这是怎样的两种不同的自杀啊！尤二姐是被逼不得苟活之时无可奈何的自杀。尤三姐的自杀却是因爱情破灭而自觉地选择的一种反抗的方式。前者是在夜深无人之时，吞金自逝；后者当着意中人的面拔剑自刎。一个死得屈辱，一个死得壮烈。尤二姐之死，获得了人们的同情，以致贾琏这样的花花公子也为之“大哭”。尤三姐之死，却迸射出壮丽的生命之花，它不仅震撼了柳湘莲的心灵，而且也为广大读者所感动，所崇敬。作者在塑造尤氏姊妹的形象时，运用同中求异的艺术手法取得了很大成功。把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对比写来，她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就在对比中清楚地显示出来。尤二姐的柔弱轻弱对照出了尤三姐的豪爽刚强。而尤三姐认识现实之理智的清醒，则衬托出尤二姐对现实估计的错误。这两个形象是相互对比，相互照应，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如果失去一方，那么另一方必然会随之黯然失色。 作者就是这样运用同中求异的创作方法塑造对立性格的人物，以性格化对立的整体艺术形象所体现同中求异的。# 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人，他们性格相近或某些地方相似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因此，长篇小说创造人物时就必须考虑到不仅使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有着鲜明的区别，而且更要注意使同类型的人物各具特色。正如福楼拜在谈到描写同类型人物的个性时指出的：“世界上没有两粒相同的砂，两只相同的手”（转引自《红楼梦集刊》）。 在曹雪芹的笔下，那些性格相似的形象，不管他们之间有着怎样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在读者的心目中，却各具个性，毫不含混。 《红楼梦》中有一对有名的泼妇：一个是王熙凤，另一个就是“颇步凤姐后尘”的夏金桂。凤姐借秋桐折磨尤二姐；夏金桂利用宝蟾凌辱香菱。这两件事表面上似乎相同，实际上却大有差别。王熙凤从生活到思想上都继承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衣钵，为了掠夺金钱，攫取权势，她“机关算尽”，不但凌辱奴仆，而且同本阶级本阶层一切权势争夺高低。当尤二姐被卷进了贾府内部权力地位之争的漩涡时，王熙凤视她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陷害尤二姐，她乘贾琏不在之机，设计把尤二姐赚进大观园。为了遮人耳目，她于丈夫面前，一反常态，逆来顺受，在公婆面前，故意装得豁然大度，宽厚待人；对二姐表现出“贤惠”体贴，视如姐妹一般；对于秋桐，欲擒故纵，挑拨激逼。她对尤二姐进行了卑鄙无耻的精神戏弄和物质迫害。借用秋桐这把刀，既杀了尤二姐，又保全了自己声名，真是嘴甜心辣，外善内恶，“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 比起王熙凤的心地奸诈，阴险毒辣来，夏金桂在剪除香菱的过程中，则是肆无忌惮，明火执仗。“薛文起悔娶河东吼”一回这样介绍“夏家小姐”，“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里的丘壑泾渭，颇步熙凤的后尘。只吃亏了一件：从小时，父亲去世的早，又无同胞兄弟，寡母独守此女，娇养溺爱，不帝珍宝，凡女儿一举一动，他母亲皆百依百顺”。这说明她受封建正统教育比较少，对封建观念也淡薄。因此，她嫁给薛家之后，不象王熙凤那样表面上还能恪守封建伦理，而是根本不考虑什么声名，一心要凌驾于薛蟠之上，更不把薛姨妈母女放在眼里。她抓住薛蟠喜新抛旧的好色特点，故意将陪嫁丫头宝蟾送给薛蟠，以便坑害香菱。害香菱的目的也不象王熙凤那样一切从权势出发，而是出于“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唐之意”。但她的手段与凤姐相比，显然不及凤姐高明，致使杀人不成，自己反名声狼籍，枉送了性命。由于曹雪芹在塑造夏金桂这个形象时，有意识地把她和凤姐对照起来写，因而出现了“特犯不犯”的艺术效果。凤姐和金桂这两个少妇身上都具有泼辣和狠毒的一面，她们出现在同一部小说中便形成了“特犯”。但是作为特犯而出现的凤姐和金桂的泼辣与毒辣，又被作者写得各有千秋。王熙凤是“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八面玲珑，笑里藏刀；夏金桂是“自己尊若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这是她们各自性格不同的另一面，这种性格差异的出现便又破特犯而为不犯了。由于作者在塑造这两个形象时，注意运用同中求异的对比手法，不但使王熙凤、夏金桂二人的性格差异显示出来。而且使这两个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了。这就是脂评所说的“一击两鸣法”。 《红楼梦》中的丫头，千姿百态，画貌各殊，但大体上还是能根据她们的身世地位、精神气质以及具体表现等所构成的性格因素划分成若干类型的。曹雪芹的杰出才能，是善于从共性中突出个性，不仅使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有着鲜明的区别，而且更注意使同类型的人物各具特色。 平儿和袭人，在荣国府的丫头群中，这是两个颇有地位，颇受主子赏识，而又能自觉恪守奴才本分的大丫环。她们共同的性格特点是温柔体贴，逆来顺受。第三十回写宝玉冒雨跑回怡红院，“拍得门山响”，袭人来开门时被宝玉一脚踢在肋上，袭人虽然“又是羞，又是气，又是痛”，但却能当着许多人的面，忍着痛苦替宝玉换衣服，并和颜悦色告诉宝玉“没有踢着”。由于伤势较量，致使晚饭也不能吃。但她仍旧不敢声张，偷偷地躺在床上，只在睡梦中才传出“嗳哟”呼痛的声音。无独有偶，第四十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正和第三十回相映成趣。王熙凤生日那天，贾琏却在家同仆妇胡搞，被凤姐当场逮住，夫妻俩大吵大闹起来。平儿却无故受了凤姐和贾琏的凌辱，“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事过之后，凤姐半假半真地给平儿道歉时，平儿只是“眼圈儿一红，连忙忍住了，说道：也没有打着”。从袭人和平儿被辱之后所持的态度看，不难找出她们灵魂深处所共有的东西，这就是奴性十足。但在她们的共性之中，仍然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平儿精明，善良，富有同情心。在不伤害主子利益的前提下，她能为下人着想。当凤姐暗中摆布尤二姐时，平儿常背地里照看尤二姐。正如兴儿说得：“平姑娘为人很好，虽然和奶奶一气，她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袭人和平儿相比，似乎不及平儿精明，但她为了将来“争荣夸耀”，在为人却走向了平儿的反面。她在王夫人面前，含沙射影地进谗言加害晴雯。当晴雯被赶出大观园，宝玉为之不平，把她比作海棠时，袭人却无耻地说：“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他总好，也越不过我的次序去”。在她老实的背后，隐藏着阴险。平儿和丫头、奶奶们都打得火热，没有人背地里说过她狗仗人势，陷害他人之类的坏话。袭人虽也博得了个贤惠的美名，但她常常遭到晴雯等人的嘲讽。李嬷嬷更是当面把袭人骂做“忘了本的小娼妇儿”！并且不满地说：“谁不是袭人拿下马来的”！从以上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平儿和袭人在某些性格特征上虽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曹雪芹的笔下，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写得又是多么分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