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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隆重推出欧阳健等人的《红学百年风云录》(下称《风云录》),对20世纪红学研究进行历史总结,堪称题目新、视角新、立意新的佳作。与一般“红学研究史”不同的是,该书采用“以史为经,以论争为纬”的结构法,以百年来有关红学最核心、最本质的重大论争为主干,写出了时代的氛围、事态的实情、学术的真谛。作为百年红学的正史,它以翔实的史料、清新的语言,记录了这期间有关红学的风风雨雨,但又避免蹈入单纯评判政治的或人事的是非功过的误区,惟以真理、学术为依归,从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红学风云”着眼,独立地、清醒地对以往的红学公案进行客观、公正、理性的反思,并努力对未来有所展望,从而为繁荣红学事业提供有用的材料和有益的思路。 无疑,真正敲响本世纪红学研究钟声的是胡适。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发表、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出版标志着索隐派旧红学研究的终结和20世纪新红学研究的开端。《风云录》正是以“胡适模式”的兴衰为主线来阐述本世纪的红学史,尽管百年来众论纷纭,而总能束于一线,不能纳入主线的,则略不涉及。这是一种卓识,今后这类工作兴许还有人去作,但《风云录》已经定准了基调。 《风云录》通过第一编“胡适红学模式确立时期的平地惊雷”(20世纪20年代),第二编“胡适红学模式经受冲击却得到意外确认时期的疾风骤雨”(20世纪50年代),第三编“胡适红学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时期的惊涛骇浪”(20世纪90年代),来展开深层次的论述,洋洋50万言。欧阳健研究员在该书前言中说:“当此二十世纪即将终结之际,面对完整的一个世纪,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凭借自己拥有的开阔视野的幸运,写出一部《红学一百年》,述往事,思来者,回顾梳理红学坎坷曲折的历史进程,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 纵观浸润着作者心血结晶的《风云录》全书,确乎一部学术水准和学术品位上乘之作。全书虽出三人之手,却浑然一体,情势一员,为一严密之整体。不少地方点石成金,精彩纷呈,妙笔生花。 《风云录》历史地揭示了“新红学”崛起的文化背景,以及它作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系统工程的意义,并对胡适所构建的“新红学”模式进行了准确概括。对于50年代的“疾风骤雨”,《风云录》作了全新的中肯的剖析,并强调指出:“批俞”运动不是少数青年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家心血来潮的产物,新的时代迫切要求对《红楼梦》作出全新评价,导致“评红”新论应运而生;《红楼梦》被定位为“现实主义”杰作,“现实主义”理论在红学领域中的运用,从现象上看似乎扭转了“新红学”研究模式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但恰恰是这种公式本身,为胡适模式的复活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 对于90年代以来的红学论争,《风云录》称之为红学史上的“惊涛骇浪”。作者认为,与1954年那场基本忽视学术的政治运动不同,这场纯学术的论战,确实真正触及到红学中的一系列根本性、基础性、原则性问题,如脂本晚出之争,程本真本之争,脂批脂斋伪托之争,史料辨疑之争等等,分歧是相当尖锐的。作者指出, 90年代的红学大论争,虽以“铢分毫析”的微观辨证为其特色,但从没有忘记对红学总体研究格局的关怀。这场基本上未受政治左右或干扰的、纯粹学术性的论争,之所以会风雷激荡地显现出来,就因为这场论争的终极目标,是要使红学研究摆脱胡适模式的羁绊,真正走出胡适模式的误区,重构新的红学框架体系。或许,《风云录》正标志着对本世纪红学风云之总结,亦预示着下一个世纪红学光辉历程之将临。 必须指出的是,欧阳健等人正是90年代红学论争的核心人物。欧阳健“程前脂后说”被称作“震撼红学的新说”,而“《红楼梦》孕育于秦淮名姝所酿造的文学氛围之中”更是石破天惊之语。固然欧阳健等人所提出的论据,所作的论证,还不够周密,亦不能让人完全信服。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虽皆大论争之当事人,然笔端无情绪化之偏颇,而是高屋建瓴,剖分得失,是有史家之气度”。“抉取红学史上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论争为审视之对象,是有史家之眼光”,“将观点寓于事实的缕述之中,是得史家之笔法”(均见朱一玄序)。作者虽对历史人物有所褒贬,但不失学者风度,不愧“史家”之誉。全书不套用政界、理论界名人语录,不以名人语录为武器抨击任何人,只叙有关红学中人、有关红学之论述,由此及彼,娓娓道来,诚属可贵。 欧阳健研究员近十年来致力于红学研究,已出版程甲本《红楼梦》校注(1994)、《红楼新辨》(1994)、《红楼辨伪论》(1996)、《曹雪芹》(1999)等论著。他与曲沐、吴国柱的《红学百年风云录》的出版,尤令人可喜可贺。毫无疑问,《风云录》的面世将是他红学研究的新开始。 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