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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作为显学是从20世纪开始的。世纪伊始,王国维著《红楼梦评论》就开始索解《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联系;蔡元培更倡导“政治小说”的理论,以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此后,胡适作《红楼梦考证》,开了新红学考据方法的先河。建国初,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的红学大辩论,不仅确立了《红楼梦》作为“政治小说”的地位,而且使一部“大旨不过谈情”、“可消愁破闷”的小说,竟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活教材”。《红楼祭》的独特之处,①正在于它把《红楼梦》放置于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嬗变与走向,来解读与破译《红楼梦》在本世纪“大为走红,独领风骚,不仅形成了一代显学,甚至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红楼文化现象’”的诸种原因,这就使得这本书不但具有20世纪红学史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在对20世纪红学研究进行评述的同时,还从《红楼梦》在20世纪阅读与接受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历史文化原因等方面,探究《红楼梦》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红楼祭》中,红学不再停留在学术文化层面,《红楼梦》也不仅是一个孤立的历史文化文本,而成为渗入了影响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艺术等等复杂层面的文化要素,诱发、启示、开拓、深化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理解,这在中国文化的历程中是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文学的乃至文化的文本能够与之相比的。正因为此,把《红楼梦》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的传播、接受和解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和总结,在红学研究中是有意义的。 《红楼祭》比之其它专论性的红学论著也许算不上卷帙浩繁,其第二章、第三章所作的论述也很难说有更精到的意见。但是,这本著作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命题,即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把《红楼梦》作为心灵避难所来看待的。著者以这一命题作为全书论述的支点,显然是这本著作最具有光彩的部分。 他对《红楼梦》从乾隆年间问世起的流传,到清季民元间的阅读反应,直至建国以后知识分子读者(以及狭义的研究者)的接受状态,作了简要的概括与分析。而且他的概括与分析不是立足于历时性的叙述,而是着眼于共时性的分析,认为《红楼梦》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避难所和情感镇痛剂,“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我们民族的思维框架和感情心理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12页),其中,尤其以《红楼梦》中浸淫着的庄玄禅意趣和对魏晋玄学的赞赏,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在深层次上传达出对人生、对人的生活命运及感情心理的深刻揭示,以及在这种揭示中所包含的复杂的哲学意识”(15页)。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官方哲学,正是他们所追求的自由的精神境界和旷达狂放的人生态度的集中展示,对身处极不自由状态下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但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与感召力,而且还具有心灵慰藉和寄托的补偿作用。这样来理解《红楼梦》的思想价值及文化涵蕴,可以帮助我们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文化的特定语境下对读者心灵所产生的濡染。 著者在第四章“20世纪中国社会的谶言”中,还把《红楼梦》里的一些重要情节、细节、语言等,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生活现象联系起来,从谶言的角度来分析《红楼梦》所描绘的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众生相与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文化状态之间的耦合关系,从而分析《红楼梦》的文化底蕴及其警世作用。这样的研究视角,紧扣住著者所确立的20世纪中国的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这一总题旨,并把研究的触角与视野从学术争论与政治斗争的层面,深入到日常的社会生活乃至世俗生活层面,去探求《红楼梦》的思想影响的广泛包容性。如护官符的深层意义、贾探春治理大观园与现代承包制、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运行、物欲横流与人文精神失落等,都具有对当代社会生活的预言性质,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红楼梦》的认识价值和它的本体象征意义。当然,如果再进一步展开分析,不是仅仅从政治意义上,而是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乃至世俗生活层面上去看《红楼梦》所揭示的普遍生活哲理,还可以找出更多的话题,如“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等等,这些带有原创性的谚语、俗语,其实也都像谶言一样被广泛地借用或引申,用来表达对社会生活现象的普遍的适用性的理解。这一现象,著者在论述毛泽东的红学观时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毛泽东不仅把《红楼梦》“当作民族文化的精华和优良遗产,当作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将其当作塑造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基本材料,当作现代中国人不可或缺的基本文化营养看待的”。(38页)《红楼梦》中的这些带有谶言性质的语言,实际上都凝聚了曹雪芹对中国特定的社会生活现象的哲理思索与概括,既浓缩了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也是他经验了社会生活的丑恶与不完满的一面所产生的悲怆的人生慨叹,浸透了沉重浓郁的悲剧意识。在中国社会运行的特定文化语境下,这些闪耀着生存智慧和哲理光芒的人生经验,不仅在今天,就是在中国社会的生存状态没有巨大的变革的未来,仍然会成为人们观察、思考和评价社会生活和人类自身的生存情状的借鉴。这也正是《红楼梦》能够保持永久的艺术魅力的原因。 由于《红楼祭》在写作上的述评方式,限制了它对有些问题的进一步论述,这里提出两点意见来与著者讨论。 关于《红楼梦》成为知识分子规避政治、逃避现实、寻求寄托的心灵避难所的问题。首先,这同《红楼梦》所包蕴的丰富的艺术内容所产生的多角度与边缘性有关。从艺术理论的角度看,艺术作品越是接近生活,就越具有主题的多义性和解释的多种可能性,这就是所谓“艺术大于思想”的艺术规律。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代解释学美学也认为,对艺术作品的解释,总是为解释者的“前结构”所规定,海德格尔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②而审美理解的实现又是艺术文本自身的历史视界观审美主体的特定视界相互融合的结果。正因为此,鲁迅才有那一段有关《红楼梦》的著名论述:“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③而且,《红楼祭》著者还因此续上“野心家看见阴谋诡计”或“阴谋家看见权力斗争”。不同时代的读者对《红楼梦》都能够保持浓厚的阅读兴趣,乃至于产生痴迷与陶醉,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红楼梦》中找到能与自己的“前结构”进行对话的那一部分内容。 其次,就我国建国以后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来说,《红楼梦》的边缘性特征还表现为在政治性掩盖下的非政治性。毛泽东给《红楼梦》定性为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并且判定谁没有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就不能算中国人,而没有读过《红楼梦》就只能算半个中国人,这至少可以理解为《红楼梦》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半壁江山。毛泽东还认为《红楼梦》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内容,需要读五遍才能算读懂。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虽然一切古典文学作品——当然也应当包括《红楼梦》——都被斥为“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统统应当大“革”它们的“命”,但由于有了毛泽东特许的通行证,谁也不敢在《红楼梦》这一个按当时的思维逻辑的惯性应当同属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太岁”头上动一下土。加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在艺术内容上的确定性,很难让人作出某种别开生面的特殊解读,或者说很难具有与当时特殊境遇下的知识分子的心灵进行对话的可能,人们选择《红楼梦》作为心灵的避难所和阅读的自由港,几乎是自然的、可以没有任何顾忌的选择。因为《红楼梦》毕竟是一部非政治化的小说,却又是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的“历史”。读《红楼梦》变成为响应领袖号召的“政治行为”。尤其是对失意落魄——用《红楼梦》里的话来说就是“翻过筋斗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与《红楼梦》里的沧桑感与命运感很容易产生对话与交流,他们完全有可能借《红楼梦》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拉大旗作虎皮”是“文革”中被常常引用的鲁迅的名言,用在《红楼梦》的阅读领域又何尝不是保护自己的一种阅读策略,这当然也应当算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对于21世纪红学研究的展望,《红楼祭》著者充满了信心,应当说这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虔诚信仰,是值得赞许的。即使比曹雪芹早生了100多年的莎士比亚(按现有的通行的说法,莎士比亚逝世于1616年,整整100年后曹雪芹降世)的戏剧现在仍然有学者在研究,莎学如此,红学当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文学阅读热点的转移是不争的事实,如著者在80年代中期的调查结果显示,高等学校文科大学生从头到尾读完《红楼梦》的已不到25%,我想到90年代末,这个比例大概还会有更明显的令人悲哀的下降。这一状况说明,《红楼梦》里的爱情模式以及生活方式与情感倾向,已经离现代人越来越远了。对这一状况,鲁迅其实已早有预言:“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④我们的时代大约可以差可称之为开始进入“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了,当今青年——可口可乐的一代———对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等人物的情感体验逐渐在减弱,他们的爱情悲剧今天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绝迹,但至少说对大多数现代青年已经不会引起强烈的共鸣,“隔膜”之说,也是早晚都会有的事。而且,《红楼梦》研究从20世纪初的排满假说,到50年代以后成为政治风潮中的热门话题,本来就不是文学本身的效应,想在21世纪再造出一个《红楼梦》研究的热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因此,如著者所预言的,在数码复制时代,“人们对传统、对古典文化的眷慕和维护的热情必将10倍100倍地高涨。……在21世纪人们对传统的、古典文化学术的研究必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对红学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143页),其热情固然可嘉,但恐怕只能是“心造的幻影”,未必会成为事实。 我们应当冷静地面对世纪末学术研究的现实状态,并借以预测下个世纪学术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据此,我们可以预测,红学将回归文学自身的研究,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潮,更不可能成为全民性的风潮。而且,应当看到,红学能否形成新的范式,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类能否出现一种新的哲学思潮为它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思维工具。著者预言“新典范将更多地立足于文化的视角,使用文化社会学的方法,综合地对《红楼梦》加以分析解读”(144页),显然失之笼统,也太单一。因为事实上从80年代开始,人们已经尝试着这样去做了。如果从20世纪后期的哲学思潮看,红学研究仍有许多值得试验的认识视角、思维范式与工具可供选择使用,如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哲学、语言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接受美学、复调小说美学等等,似乎都可以在红学中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素材。遗憾的是,我们同时代的学人尚未能充分注意到打通研究的视界,打破学科间的森严的壁垒,不再使红学研究仅仅囿于古典文学研究这区区一隅之内。著者已经悲哀地发现,97北京红学研讨会上“还没有出现一位年富力强的新的红学派别的代表人物”,(133页)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寄希望于学科界限的打破,为红学研究找到更多的新视角、新范式与新工具,那么,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红学研究还可以有新的拓展。 注 释: ①胡邦炜:《红楼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存在与时间》,第184页。 ③《〈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419页。 ④《看书琐记》,见《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第531页。 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21卷1999年第5期 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21卷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