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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池同志的大著《红楼梦考论》即将问世了，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当然无可推辞。 我认识锦池同志是在1975年，至今已二十三年了。那时我们一起校注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新版《红楼梦》，十多位各地来的专家聚集在一起，从《红楼梦》的抄本到文句的注释，一一从头讨论，这样大约有一年左右。这一年左右，实在是一次宝贵的难得的聚会，现在回忆起来还令人神往。这次聚会的成果，又经过后来较长时间的反复订正修改，就是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校注本《红楼梦》。 从1975年聚会至今的二十多年来，当然与会的诸公都有著述问世。而锦池同志应说是成绩最为突出者之一。这当然不是单纯指《红楼梦》研究方面，而是包括其他研究方面的成果在内。例如他最近问世的《西游记考论》就是一部具有突破性的新著。 犹记1979年关于《红楼梦》著作权的论争时，锦池同志雄辩滔滔之势，对否定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的论点，进行了驳议，论文在《北方论丛》发表后，得到了红学界热烈的反映。这之后，锦池同志连续发表了《论林黛玉性格及其爱情悲剧》《论元春》《妙玉论》《论秦可卿》《也谈红楼梦的主线》等一系列的长篇论文，加上前此发表的《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沦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等佳作，后来结集成《红楼十二论》，至今此书已经三版。也由於此书的问世，锦池同志遂被红学界普遍认为是红学的中流砥柱。 锦池同志的治学，有他自己的鲜明特色。第一是他读书精细，目光四射，烛照无遗。所以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于别人不经意处发现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新的思路。第二是他长于分析，每一问题，都能抽茧剥蕉，作层层深入的剖析，而且鞭辟入里，令人心服。或如导人探幽，别开佳景。第三是他从不作空论，论必有据，且论必有考。锦池同志本来长于理论思辩，再加论必有考，这就无异是把清人的义理考据结合了起来．而锦池同志的文笔，有长江大河之势，有落花流水之妙，文质相生，花实相称，这就使他们文章更能引入入胜。 锦池同志的新著《红楼梦考论》就更具有这方面的特色。 例如他在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的时候，就独辟蹊径，不用卒年壬午上推生年的老方法，因为曹雪芹的年龄只有“年未五旬”和“四十年华”两种文献记载．而这两种记载都是约数，不是绝对准确的记录，所以从卒年上推，推不出一个可以绝对相信的结果。锦池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就断然扬弃这种上推法，而自觅新路，从脂本第十三回的三条脂批： 读五件事未完，余不禁失声大哭；三十年前作书人在何处耶? 一一庚辰本眉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痛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后，今(令)余想(悲)恸，血泪盈(腮)。(原文“盈”字下缺，俞平伯先生补作“腮”) 一一一甲戌本眉批树倒猢狲散之语，全(今)犹在耳，屈指卅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 一一庚辰本眉批，甲戌本也有此批，文字略异 作缜密考析，得出了曹雪芹当生于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公元一七一八年的结论。这个结论，能否作为定论，当然还有待于更直接的文献资料的证明，有待于实践的证明，但从相关的文献资料来看，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这一以脂批记载的年份互证而细加分析的方法，也深见锦池同志的思辨和考证的功力。 尤其是在确认雪芹卒年壬午和排除癸未说的问题上，更见锦池同志的求实精神。壬午是可以确信无疑的：一是有甲戍脂批“王午除夕夜为泪尽而逝”的铁证；二是有夕葵书屋同样内容的脂批；三是有92年重出的北京通县张家湾出土的“曹雪芹墓石”上的“壬午”纪年。一事而得三证，当然无可怀疑，而卒于癸未说的“根据”，却只有《懋斋诗钞》编于癸未年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的这首诗，对这首诗，锦池同志分析说： 试看敦诚兄弟近几年与曹雪芹的交往，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敦敏在明琳养石轩与“别来已一载余矣”的曹雪芹相遇，“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是日稍后又有《题芹圃画石》。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秋月，敦诚兄弟曾去西郊访雪芹，敦敏有诗《赠芹圃》，敦诚有诗《赠曹雪芹》。是年初冬，敦敏又再次到西郊去访雪芹，作《访曹雪芹不值》。 乾隆二十七年壬年秋晓，敦诚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主人敦敏尚未起床，而雪芹酒渴如狂。敦诚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乘兴作长歌以谢，敦诚亦作《佩刀质酒歌》以答。然而，一进入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了敦敏那首写于二月下旬而却未见斯人应约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以外，却再也不见有敦敏兄弟与曹雪芹有一纸过从的诗。雪芹何以杳如黄鹤?…… 足见，《小诗代束寄曹雪芹》，只能证明敦敏当时以为雪芹尚健在；一点也不能证明还活着。雪芹于癸未年尚健在与否，当由敦敏兄弟与之是否仍有过从来证明。更何况，该诗的写作时间与“壬午除夕”只相隔五十天左右，而雪芹又是“死便埋”！ 以上这些分析，都具见其思路新颖而论断精辟。锦池同志对“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的分析，也是切中肯綮的．他说： 照旧时中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一过正月初一，便称不日前为“年前”。若雪芹卒于甲申一、二月间或春分之际，则对“前数月”将何以解?若雪芹死于某年“除夕”，则如此写，倒“正合榫”。 这一分析，朴素而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不疑。 锦池同志在论析《红楼梦》的思想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时，分析得鞭辟入里，十分深刻，他说： 《红楼梦》所表现的一些最基本的思想，显然与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承。试看贾宝玉的一句“呆话”：“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怎么变出三样来”的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当然是：随着她年龄日长：“闻见道理”日多，日渐失却了“童心”，“真人”变成“假人”。 然而，李贽的“童心”说对于《红楼梦》的思想之最大的影响，还表现在处于此书艺术结构中心地位的人物形象都是些青少年。甚至可以这么看问题：如果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等是具有“童心”的“真人”，那么薛宝钗和李纨等便是“童心”既障而又未全失的人物。这里，既可以看出曹雪芹对李贽“童心”说的继承，又可以看出他对李贽“童心”说的重大发展。他把贾宝玉和林黛玉等人物身上的自由观念和平等观念看作是“童心”，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这就给李贽所说的“童心”充实了具体的内容。这一点是忽略不得的。它说明曹雪芹的人性论已进入近代人性论的思想范畴；同时也说明曹雪芹继孟子发现了人之后又一次发现了人，而他所发现的人实际上就是处于萌芽时期的带有资产阶级雏形的人．《红楼梦》里所描写的一代青少年的形象，特别是其中正面人物所具有的共同品德，也足资论证这一问题。 锦池同志这一段分析是十分精辟的，完全可以拿来诠释《红楼梦》里的这些人物．锦池同志这样精辟的分析文字还有很多，我不可能全部引录，好在都收在这部书里，读者可以自己阅读． 以往的红学研究者较多地注意《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这当然是对的，没有问题的。但《红楼梦》并不仅仅是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实际上曹雪芹是有新的进步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至于这一点，锦池同志也已敏锐的感受到了，并且作了很好的阐述，锦池同志说： 论者往往认为贾宝玉只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而对新世界缺少憧憬，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书中的描写。要知道，这位因杜绝仕途经济而被贾政打得寸骨寸伤的“混世魔王”，面对女孩子们的眼泪，就曾庄严宣告，“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这里，说得多清楚：他有自己的“一生李业”! 贾宝玉的“一生事业”不是别的，是护法群钗。…… 《红楼梦》把护法群钗作为贾宝玉的“一生事业”来描写，正是作者独运匠心的地方。其真正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渲染贾宝玉的“闺友闺情”，还在于想从中反映出贾宝玉的人伦思想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憧憬。 锦池同志的这一分析，是卓有见地的，而且我也是与他有同感。我在1983年写的《千古文章未尽才》一文里就说： 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的叛逆思想和叛逆行为，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界的先进思想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他们是一对洋溢着十八世纪中期的时代精神的典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我认为《红楼梦》这部书，不仅是对二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总批判，而且它还闪耀着新时代的一缕曙光。它既是一曲行将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挽歌，也是一首必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晨曲。 1997年，我在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中说： 以往研究《红楼梦》，较多的侧重于曹雪芹对封建时代的批判。曹雪芹对封建时代的批判是深妄的、全面而广阔的，因而这种侧重也是必需的、自然的。 但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不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他的批判是属于他自己的时代的，他的理想却是属于未来的时代的。所以他只给贾宝玉、林黛玉以美好的理想而且让这个理想在他的时代彻底毁灭，这就表明他的理想是属于未来的世纪的。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是寄托着很美好的理想的，而且这个理想还将经过若干世纪才能逐步实现。 锦池同志的思想与我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谓不谋而合，这也使我更加佩服锦池同志的卓识。 我一直认为曹雪芹对新社会的理想，他的新的社会观、人生观、婚姻观、爱情观，是通过他的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表现出来的，曹雪芹所描写的贾宝玉与林黛玉具有特殊内涵的生死不渝的爱情，这就是他的新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的集中表现，他对社会、事物的爱憎也借此而表现得十分明确。所以锦池同志指出曹雪芹对未来世界的憧憬，是一种卓见，也是今后红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锦池同志在红学研究上还有许多独到之处，特别是他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往往出入意表，胜义无尽。但我总不能把他的许多警句式的话统统引出来啊，何况我这篇文字已经够噜苏的了，还是请读者自己去读锦池同志的大著吧！ 1998年6月22日於京华瓜饭楼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