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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盾先生主编的《红楼梦研究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历经艰难终于问世、实在可喜可贺。白盾先生与我私交甚笃，但我们的私交来自于“公交”。在学术上，他在50年代已崭露头角，那时我还是学生，对他有一种后辈、前辈的敬佩，之后听说他被错划为右派，无论生活及精神都处于极其痛苦的景况，对他又有了一种至深的同情，并生出愤愤不平。这完全是出自于“公”的神交。到了80年代初，我们有幸谋面相识，又因共鸣于痛恨极左，渴望改革而形成了私人交往频繁的友谊。于是对他的为人为文都有了更深的理解。而最使我敬佩的是历经长期高压的苦难而不颓丧和青春如旧的思想锐气。手捧新著《史论》，我未开卷便有一种“先人之见”：白盾先生不是哪种“蛀书虫”之类的学问家，新著决不会是史料的堆砌，而必有新说新论。果不其然，翻阅之后，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红学知识，更引发了我的一些超出《红楼梦》本身的联想。 《红楼梦》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颠峰。我喜之爱之，却因自己别有专攻的领域，对它可说是素无研究。记得有一年，安徽有黄梅戏艺术剧院排演《红楼梦》，需要请一位文学家帮助，为演职员分析一下这部小说。原来是邀请余秋雨先生的，可能他身在上海又忙于他事，便推荐了那时恰在合肥的我。对我，这成了友人之托，便无法推辞了，只得去冒讲出外行话的风险。如今看了《史论》而回想一下不觉好笑，我可能是“歪打正着”，恰因我是个外行，也许当时讲了比较接近《红楼梦》本体的话。 红学可说是派别林立。方法繁多，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切入，引出很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的结论。这些，我略知一二，却不甚了了。因此。要我讲《红楼梦》。只能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身分，从个人鉴赏的心态出发，引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对红学各派的小说却难以置喙。读了《史论》我更坚定地认为，从读者身分、个人鉴赏而又面对《红楼梦》本身，这虽然朴素，却可能是研究《红楼梦》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一切不同的文学批评、研究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却不能偏离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因为，文学就是文学，归根到底它是供读者鉴赏的。是好是坏，是高是低，终究需落脚在读者的鉴赏活动中才能见出分晓。就如一切商品一样，所有关于质量的鉴定．最终要在顾客的消费中得以实现。《红楼梦》作为一个艺术系统内各种要素构成，将这些要素分解开来而选择研究的侧重点。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方法。但不管怎样选择都不能离开或曲解《红楼梦》的本体。 这些话说起来无异于“大实话”，就象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明白。但是，读一读《史论》却不难发现，二百多年来红学的“梦魇”，出了那么多的学说学派，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争论，虽旁征博引、振振有词，如大战役，如大讨伐，而焦点恰在于尊重不尊重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史论》正是牢牢把握最基本的出发点，以此立“论”，梳理了汗牛充栋的红学的“史”实。因此，《史论》的价值超出了“红学”，昭示了文学评论与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史论》反复强调的“还红楼以红楼”的结论实际上具有“还文学以文学”的意义。 以此观之。二百多年的红学确实蔚为壮观。显示出丰富的真知灼见，帮助读者掌握开启《红楼梦》这座艺术殿堂的大门的钥匙。但是，也有大量的红学成果，对读者实为“误导”。原因恰在于它们偏离了上述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或避实就虚，或节外生枝，或微言大义，甚至无中生有等等。一个共同点是以非艺术鉴赏的眼光到《红楼梦》之外去寻找《红楼梦》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这些“误导”也各有其使人信以为真的手段。 譬如把《红楼梦》当作“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一度是权威的结论，几乎可以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正如《史论》的阐释，产生这个结论的方法是“ 以社会发展史的A、B、C为‘经’；以‘索隐有理’的方法为‘纬’”，首先面对的是既成的政治概念，然后根据概念小心地求证，用肢解和歪曲艺术细节的手段去印证概念，完全偏离了以鉴赏的心态去面对整体艺术形象的基本出发点。又譬如《红楼梦》是“四大家族兴衰史”的结论，这更敏感也更权威。但是巨匠茅盾却说了个最朴素的大实话。他说在《红楼梦》中实在没有看见“四大家族”。这大实话点出了“四大家族兴衰史”的结论并非来自《红楼梦》的整体艺术形象。 记得80年代，国门大开，传进了名目繁多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新方法。有的确实推动了我们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建设，有的则沸沸扬扬，热热闹闹，而终究不过是过眼烟云。因为，面对审美对象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与自然科学沟通却不是自然科学，与一般社会科学沟通也不是一般社会科学，它自有本质与规律；是文学本体决定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相反。《史论》作者扫视二百多年红学厚重的积累和当今的动态，而九九归一，坚持还文学以文学的基本出发点。 当然，《史论》的作者并不到此为止，他更进一步探索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一部《红楼梦》能引出那么多非文学的文学批评与研究，造成了长达200余年的红学的“梦魇”。 《史论》开宗明义回答了这个问题，体现了更为宏观的视角。 这就是传统中国文化大系统的特征。他们认为，在中国文化大系统内，政治居于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地位，价值判断的尺度单一化为政治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文化可以称之为“政治文化”。与此相应，带来另一特征，即重史轻文；历史系一枝独秀，贬抑了其他学科。因此。在文学批评与研究的领域，用政治代替艺术，把艺术功能归结为政治统治所需要的“史誉”，丰富复杂的人性被压缩为政治符号，而为了印证政治结论，只有歪曲或阉割整体艺术形象，用微言大义的小心求证代替整体艺术感觉基础上的批评与研究。 我们知道，文化即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映。称之为“政治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反映着等级制的政治压抑着中国百姓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的历史现实。而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现代政治作为整体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处于一种协调发展的关系之中，保证和推动着个性的全面发展。红学健康而长足的发展，也将依托于这样的整体文化系统。 《史论》有助于读者的思想境界的升华：从红学的梳理上升到方法论的选择，上升到现代文化的追求! 原载：《海南师院学报》1998/01 原载：《海南师院学报》1998/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