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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徐迟同志的新著《红楼梦艺术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心里颇有感触，而且久久不能平息。 徐迟同志是我向来很尊崇、很热爱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中那热烈而深挚的感情，优美而隽永的文笔，曾深深地打动过我的心。五十年代，他写过一篇散文《归来》，其结尾处对万家灯火的重庆夜景所作的独特描绘，给我这个伴着夜重庆渡过童年的人以终生难忘的印象。至今，仍不时用他文中所说的妙法，观赏我梦魂萦绕的重庆夜景。至于他那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名篇——《歌德巴赫猜想》，更是长久地震撼着我的心灵。 如今，徐迟同志竟又研究起《红楼梦》来，自然使我这个“红迷”喜出望外。当我迫不及待地读完他的专著，却不知怎的，油然而生了一种惘然若失之感。说真的，我觉得徐迟同志写这专著，是否仓促了一些，偏激了一些，甚至，傲慢了一些——不论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总的一个印象：似乎有欠于深思熟虑。 在《红楼梦艺术论》的结尾部分，徐迟同志批评某红学家对一位古人——高鹗的评价火气太大，并语含幽默地写道： 非常有学问的学者，不知为何火气这么大。进行学术研究，并不需要光火，因为光火不能解决问题。 可是，我真不敢相信，同样是非常有学问的徐迟同志，在责备别人对古人光火的时候，自己却对另一位古人脂砚斋光起火来一一其火气之大，实比他所批评的那位红学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在我看来，进行学术研究，只要不是对讨论问题的对方动火，而是对研究中所涉及的某些确实令人光火的古人古事，于行文中表明自己的贬斥观点，或流露一点应有的义愤，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这种贬斥和义愤，必须建立在谨慎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的研究，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只以肤浅的偏见代替思考，以光火和谩骂代替论证，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地诬枉古人，那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啊! 谁都知道，当初曹雪芹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写作《红楼梦》，他身边有一位亲密的助手，便是脂砚斋——这当然是化名。此人一次又一次地为曹雪芹审阅书稿，写作批注，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有助于了解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著书过程、创作意图、艺术手法、佚稿情况等等的珍贵资料，被人们尊为第一位红学家。对于这样一位在《红楼梦》的创作和研究上都作过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在客观公允地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同时，自然也可以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思想的局限和艺术见解的失误。 然而徐迟同志在他的红学专著中，却极其简单粗暴地给了脂砚斋一顿臭骂。他么“庸俗、轻薄、恶劣、凶狠”，“老奸巨滑”，“腐朽不堪”，“恶毒透顶”……无所不用其极。对脂砚斋给《红楼梦》所作批语的评价，也是一概骂倒。什么“无聊”、“蹩脚”、“胡闹”，“庸俗不堪，一蹋糊涂”，“思想空虚，立场反动，态度暖昧，肉麻当有趣”，等等。总之是一无是处，罪不容诛。除了骂娘这样的髒话和“反革命”、“坏分子”这样具有特定含义的现代术语之外，几乎所有骂人的话都搬出来开“展览会”了。 当然，能拿出确切事实，证明脂砚斋简直就是一个千古罪人，比秦桧还坏，我看这样骂一骂，也无伤大雅。可是，徐迟同志在他的专著里给脂砚斋罗列了那么一大堆带谩骂性的罪名，却没有拿出一条可以勉强站住脚跟的证据，这就不仅是“火气太大”，而且颇有点儿荒唐的意味了。 杜甫诗云：“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讲的是艺术上的兼收并蓄，我看也适用于其他方面。譬如，对今人的冤假错案，即便人已死了多年，也要千方百计替他昭雪；对古人的不实之辞，难道就可以不管不问么? 所以，我想针对着徐迟同志的指责，冒昧地为脂砚斋辩一辩诬。 《红楼梦艺术论》一书，在谩骂声中给脂观斋所加的不实之辞颇多。择其要者，大约有这么六条。 一曰：“一板斧砍掉”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大节文字”。 据徐迟同志说，这一节文字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暴露文学”，一把脂观斋吓坏了，‘因命芹溪删去”。证据是什么，他没有直说，但引出“因命芹溪删去”一语，则让人明白了他的唯一根据，是甲戌本第十三回的那条尽人皆知的批语——一位自称“老朽”的人，说他曾以某种理由，“命芹溪删去”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段情节。这样简单化地认识问题，假如退回到五、六十年代，也许不足为奇。那时确有许多研究者因为这条批语出自脂评本，而且都可以笼统称之为“脂批”，便把“命芹溪删去”天香楼情节这笔帐，懵懂算到脂砚斋头上。可是在红学已经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对脂批稍有涉猎的人都会知道，那位口气老大而经常自称“老污”、“朽物”的作批人，其实并不是脂砚斋，而是另一个署名叫做畸笏叟的人。此人虽与脂砚斋一样，同是曹雪芹的亲人和写作《红楼梦》的助手，其所作的批语也同样被我们称之为“脂批”(意思是“脂评本上的原有批语”)，但是，当人们要具体论及作批者中的某一位时，一般都要力求将他们各自的批语加以区分——尤其是对于象“因命芹溪删去”天香楼情节这样很重要也很著名的批语。而徐迟同志却仅仅根据若干年前未加细考的误解，不加任何申说，仍然懵懂地将畸笏叟让曹雪芹删改这一情节的责任(姑不论这责任是否就真如徐迟同志所形容的那么重大)，硬让脂砚斋去承担，这样作，显然是不慎重也不公道的。 二曰：“下毒手”“砍掉了后四十回”。 理由是，“脂砚斋看到过后半部。可是他又说后四十回的稿子‘迷失’了”，“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后四十回的稿子只能是脂砚斋故意‘迷失’掉的”。 这一不实之辞里面，包含着徐迟同志自己没有弄清楚的几笔糊涂帐。首先，在目前所见的那些脂批里——不论是脂砚斋的、畸笏叟的，还是松斋、常[棠]村的——谁也没有说过《红楼梦》八十回之后有什么“后四十回”，而只是提到过有“后之三十回”，或统称全书为“百回之大文”、“通部百十回”等。所谓“后四十回”，作为一种实体(一般人都公认是一种续作)，那是到了程伟元、高鹗首次印行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程甲本)，才开始出现的；作为一种见诸于明文的提法，则是首见于程、高印行程乙本时候的《引言》之中。到那时，脂砚斋离开人世已经二十余年，恐不能再说什么“后四十回的稿子‘迷失’了”之类的话吧l这．是徐迟同志没有弄清楚的第一点。第二，查遍所有脂批，凡提到稿子“迷失”这件事的，没有一条可以认为是脂砚斋所作。尤其是那条有可能被徐迟同志误认为报告了“后四十回迷失”消息的批语(实际上只说了“花袭人有始有终”和“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见庚辰本第二十二回朱眉批)，其末尾明署“丁亥夏，畸笏叟”。说明这一“告失盗”的人，根本就不是脂。砚斋。第三，不管向读者透露稿本迷失真相的人是谁，我们凭什么说“告失盗的就是贼”呢?徐迟同志对此一点事实根据也没有，甚至连一点点这样的线索也提不出来，起码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 三曰：“欺世”——在“曹雪芹死后，……出书只出八十回”。 这更是活天冤枉!首先一点，在《红楼梦》版本史土，正式“出书”，是从程、高印行百二十回本才开始的。如果说，徐迟同志的所谓“出书”是指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帮助曹雪芹披阅誊抄历次稿本，那么，这样的“出书”，早在曹雪芹生前十多年就开始了——目前所见甲戌本所据以抄录的底本，便是在曹雪芹生前十年所修订整理的本子。此外他还修订整理过丙子原本、己卯原本、庚辰原本(当然这三种本子虽修订过三次，也阅评过两次产却有可能只誊抄过一次)，而所有的这些在曹雪芹生前“出书”的本子，通通都只有八十回——其十回之后的稿子，早已被“借阅者迷失”。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确凿无疑的事实。不知何故在徐迟同志的笔下，会突然冒出一个“曹雪芹死后，……出书只出八十回”的怪事，并由此而指控脂砚斋“欺世”?徐迟同志在轻轻松松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哪怕举出一点点这方面的迹象作为依据也好啊l然而没有，一星半点也没有。看来这又是一个十足的“葫芦案”。 四曰：“盗名”——在“曹雪芹死后，自据为曹雪芹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首先夺取著作权”。 好家伙!竟然有脂砚斋“夺取”曹雪芹“著作权”的事情发生，真是闻所未闻。根据何在?答曰：“书名由脂砚斋挂帅”。——这就更加令人啼笑皆非了。谁都知道，脂砚斋在书名上“挂帅”，并非是“挂”作者的头衔，而是“挂”的有目共睹的批书人的牌子——《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如果这就叫“夺取著作权”，岂不是说，那些在《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名上纷纷“挂”过“帅”的小说评点家们，如张竹坡、毛宗岗、金圣叹、李卓吾等辈，便统统都是行此鬼魅伎俩的“窃夺”者?这样的认识，出自一位很有学问和影响的著名作家的学术专著之中，不能不说是在开大玩笑。而且，还有的玩笑开得更大，竟然说脂砚斋在书名上“挂帅”“夺取著作权”，是在“曹雪芹死后”。而事实上，“书名由脂砚斋挂帅”，恰好只有曹雪芹在世的时候才这样，到他死后，经畸笏叟等人重新整理抄录传世的新稿本——如戚序本、蒙府本的底本之类——又恰好全都取消了“脂砚斋评”的字样。这样明明白白属于普通常识性的问题，为什么徐迟同志偏要把它颠倒过来，并公然写进一部严肃的学术论著之中呢?——借用一句脂砚斋的话来慨叹：“真不知他胸中有何丘壑!” 五曰：“改意义很深的《红楼梦》之名为毫无意义，只对石器时代才有意义的《石头记》。” 这仍然被徐迟同志说成是脂砚斋“自据为遗嘱执行人”之后搞的鬼，而且仍然没有出示证据——也许他觉得这又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吧!我们不妨看看最起码的事实。关于《红楼梦》的书名更迭问题，只有甲戌本的楔子中提到过此事与脂砚斋其人有关： 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我们出示这件证据，是为了说明下列四点： 第一、《红楼梦》和《石头记》这两个书名，不管谁有意义、谁无意义，总之是在曹雪芹在世的十多年前，就已经交替地使用过了，绝不是到了曹雪芹死后才用新冒出来的某个书名，改换了原来的书目。 第二、《石头记》之名，也许确如徐迟同志所论，“只对石器时代才有意义”，但这个书名的发明权绝不是脂观斋。如果相信楔子的描述，则只能理解为是曹雪芹本人最初所取的书目——后来在“增删五次”时，他又取过另一个书名叫《金陵十二钗》。 第三、《红楼梦》之名，也许确如徐迟同志所论，“意义很深”，但按楔子所述，发明这个书名的人却并非曹雪芹，而是吴玉峰；将这“意义很深”的名字改掉的人则是东鲁孔梅溪一一他是用《风月宝鉴》之名去取代的，也并非是用《石头记》去直接取代《红楼梦》。而且这件事情的改来改去，皆与脂观斋无涉。说明脂观斋从来没有介入过有关《红楼梦》这个书名的是非之争如果真能看作是某种是非之争的话。 第四、脂砚斋是楔子里所叙与这书名有关的五个人中，唯一没有发明创造新书名的人，但也似乎在这件事情上作过一次主张，把曹雪芹后来取的《金陵十二钗》之名改掉了，仍旧还原为最初的《石头记》之名。然而，这件事被明白地记载着，是发生在“甲戌抄阅再评”的时候——那时离曹雪芹去世，还有足足十个年头。而且自此以后，直到曹雪芹去世，这个《石头记》的书名就再没有变动过。说明至少曹雪芹本人对这个书名是“默认”达十余年之久，而且至死也没有任何表示异义的迹象存在。 以上几点，都是徐迟同志据以立论的那条材料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事实，可他偏把这眉目清析的事情，又搅合成了一锅粥——即把上述《红楼梦》书名演变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和时空关系，来了个任意地重新组合，然后作为向脂砚斋大光其火的一条罪名。像这样，谁见了也得为之叫屈啊! 六曰：“与奴隶主一鼻孔出气”。 这罪名也不轻。而且公然拿出了一条“证据”：当“奴隶主”王夫人轻蔑而厌恶地说晴雯是“水蛇腰”、“削肩膀”时，脂批赞曰：“妙，妙！好腰!”“妙，妙!好肩!”凡细读过脂评本的人都会明白，这是脂砚斋在忘情地称赞曹雪芹的用笔之“妙”——从贬语之中却活画了晴雯的优美体态，即所谓“贬中褒”是也。在这一点上，批书人的眼光和立场，显然与作者是一致的，而与王夫人贬斥晴雯的本意则针锋相对。试问：这怎么可以叫做“与奴隶主一鼻孔出气”，甚而“恶毒透顶”呢? 此外，还有一些不甚要紧的问题。例如脂砚斋批注“湖州”的谐音是“胡诌”，批注“严老爷来拜”的谐音和寓意是“炎即来，火将至矣”。这其实就像我们经常提到的脂砚斋批注“元”、“迎”、“探”、“惜”的谐音是“原应叹息”一样，虽于形象描写的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但对了解曹雪芹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却不无帮助——至少不会对研究这些问题有什么妨碍吧!可是这也遭到徐迟同志的痛斥：“简直是胡闹!”像这一类问题，既然仅仅被视为“胡闹”、“糟糕”、“指手划脚”等等，似乎无关一个人的声名大节，我们也就不去管它了。 其实认真说来，一个死去二百多年的古人，即便在关系声名大节的问题上受点冤屈，又算得了什么?辩白也罢，不辩也罢，于他本人并无大碍，又何必为古人担忧呢?所以仔细想来，在我颇不平静的内心深处，真正郁结不散的块垒，还是一种现实的恐惧感。 的确，我在读《红楼梦艺术论》时深切地感觉到，徐迟同志在评价脂砚斋的问题上所突出表现的极不慎重、乱扣帽子的态度和文风，不止施加于古人，也同样施加于今人乃至自己的同志。只不过他这书中没有专门论及今人的章节，表露得还不十分明显。但从他稍带提到的—些情况来看，已足以使人惴惴不安了。 较长时期以来，国内外学者都普遍接受高鹗续作《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观点。在这大致相同的“高鹗续书说”中，又存在着一些分歧的意见：有的认为续得好，有的认为续得糟，有的认为功过参半。近年来，又有人根据一些新的线索，对“高鹗续书说”提出质疑，认为这后四十回或据雪芹佚失而复出的原稿整理，或据雪芹的少量残稿扩充改写而成。这类不同意“高鹗续书说”的新观点，虽然显得证据不足，说服力不强，但作为学术争鸣中的一说，对深化《红楼梦》续书问题的讨论，却不无益处。总之，在这个牵涉到小半部《红楼梦》的作者归属，和整个一部作品的整体构思的重要问题上，存在这么一些形形色色的不同学术观点，本来是不足为奇、完全正常的现象。如果徐迟同志愿意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完全可以从学术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可他不愿意这样做，而是板起对付古人脂砚斋那样的面孔，历数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著作，说他们—— 抛出一个“高鹗续书说”，又是诽谤，又是担造，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高鹗……放肆地歪曲《红楼梦》。攻击后四十回。 帽子一大堆，却无具体事实的分析，又不对别人的观点辨析。只是一个劲地勾画论敌的思想动机和“犯罪”手段。我想，如果真按徐迟同志这些尖锐的措词查证属实的话，那些赞成“高鹗续书说”的学者，简直够得上追究法律责任的格了。 这还算“小巫”，更吓人的还在后面呢! 原来，徐迟同志紧接着又将持“高鹗续书说”的研究者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所谓“攻击”，同推翻大清帝国，打倒蒋家王朝，粉碎四人帮等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几次政治斗争“联到一起”。说是每当这些头号反动派倾覆之际，便“无巧不成书”地有人站出来，起劲地“攻击后四十回”，“大唱前八十回的赞歌”，于是，“便会有无数的救生艇划动前来，把他们的(按指大清帝国、蒋家王朝、四人帮——引者)从灭顶之灾里拯救出来。” 多么骇人听闻的形象联想!竟把一种有着足够证据、至今仍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公认的普通学术观点，同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斗争“联到一起”——如果谁还敢继续坚持“高鹗续书说”，就不仅仅是脂砚斋那样“立场反动”、“恶毒透顶”的问题了，简直就是十足的反革命别动队! 试问：用这样的调子来参加学术讨论，徐迟同志就不觉得偏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太远了些么? 望徐迟同志思之! 1980年11月10日于成都 原载：《红学论稿》 原载：《红学论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