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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学田野上，出现了一位富有艺术才华的文学新人，他就是连续获得三届(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的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乌热尔图。他的创作经历并不算长(从1976年开始断断续续发表作品)，作品的数量亦不算多(统共十多篇小说)。尤其，抚育他生长的那个民族——鄂温克族，人口仅一万多人，而直接为他提供生活素材、创作契机的敖鲁古雅乡，则又是一个只有一百七十多人的猎民村落。如此短暂的文学经历，如此狭小的(相对地讲)生活天地，何以会使他一跃成为引起全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注目的优秀短篇小说作者?这对每一个从事文学写作和从事文学研究的同志来说，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的课题。 上面已经谈到，乌热尔图是从1976年开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那一年，他在一个省级的文艺刊物(《黑龙江文学》)上发表了自己的开笔之作《大岭小卫士》。这时的他，对于人们来说，还是陌生的。而真正使他在小说创作上崭露才华和获得声誉，却是两年以后的事情。1978年10月，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森林里的歌声》。这是一篇带有乡土色彩的作品，它以清新、隽永的文字和抒情细腻的描写，表现了生活在大兴安岭高山密林中的鄂温克族猎民的痛苦的历史和欢乐、幸福的今天。小说的主人公敦杜是一位剽悍、质朴和富有同情心的猎民。解放前，他有一次带着儿子昂嘎下山卖鹿茸，在一次交易中，不幸中了汉族地主设置的圈套，使他不仅失去了价值珍贵的“大五叉”鹿茸，也丢失了心爱的儿子。在他悲痛欲绝之际，竟意外地捡到一个逃荒女人的遗孤。出于对幼小生命的爱护与对死者的同情，他坚定地、甚至是有些粗暴地说服对“山外人”怀有强烈仇恨心理的妻子，义无反顾地收养了这个来自“山外”的女儿。对此，在作品中有一段很动人的描述，作者这样写道： 敦杜痛苦地放下砍刀。咳，山外的汉人也有受苦人啊，这喘气的孩子要喂天山的乌鸦啦!他闭上眼睛，绕了过去。 “哇——哇——”婴儿的哭声撕人心肺。 他猛地转身走回，抱起婴儿自语着：“我要养活她……”他牵着驯鹿走向密林。 这是鄂温克族猎民善良本性的表露，也是一首表达民族情谊的颂歌。它以喜剧性的大团圆收尾：失落15年的儿子回来了，他当了解放军，为山上的人们带来春的信息——迎来了党和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故事情节的发展大起大落，显然是经过一番用心的。 他在此后不久发表的《森林里的梦》(《草原》1980年第四期)，可以被视为是这篇作品的姐妹篇。小说描写老猎人沙日迪忍受不了被“文革”搅忧得“闹哄哄、乱糟糟的村庄”，忿然带存放了十多年的破帐篷，躲避到山上独自生活。然而，他的不平服的心并未因此得到超脱。相反，却被那曾游猎了大半辈子的幽静的山林，被那夜晚的温柔的月光和受夜风亲吻发出奇妙音响的森林之曲，激发出一连串对美好往事的梦幻般的回忆：他想起了年轻时候的老伴，想起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奔布出生时的幸福情景，想起了党的民族政策给鄂温克族猎民的生活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也同时想到后来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情。……特别使老人感到痛苦和不可理解的是，他的两个儿子虽然遭遇不同：一个被打成旗里的“走资派”，一个被颂为“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英雄”，但都成了那场灾难的“殉葬者”。为了这一切一切，他怀着虔诚的愿望，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让恶梦快点过去吧，愿青天早日到来吧!” 这是鄂温克族猎民对不公平的历史命运的忧愤和控诉，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与祝愿(老人没有忘记自己是护林员，他还要尽自己的责任)。我想，这该是本篇小说(也包括《森林里的歌声》)的主旨。当然，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像沙日迪老人这种遭遇并非绝无仅有。对于人口只有一百七十多人的敖鲁古雅乡，这是关系到这一地区的鄂温克族猎民生死存亡的大事。作为鄂温克族的一员，乌热尔图是热爱他的民族的，因此使他不能不在这方面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便是这种思想孕育的产物。如果说在《森林里的歌声》和《森林里的梦》中只是朦胧地表现了鄂温克族猎民的哀怨和希冀的话，那么在《一个猎人的恳求》中则把这个狩猎民族的求生愿望和他们心底的呼声，像火山喷发般地给予了尽情地表达。 小说的开头有一段作者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篇小说的主旨。文中写道： 朋友，当狂风卷起漫天风沙的时候，你可曾想起森林里的小树，那样嫩弱的小树…… 这段话是颇耐人寻味的。从历史上看(在二三百年以前)，鄂温克族曾属于索伦八旗(即打牲部)，在祖国北疆担负守卫边防的任务。后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嫩江、讷河一带定居下来从事农业。而另一部分人则深居在兴安岭上长期过着单一的狩猎生活，人口是很少的。然而用作者本人的话说：“不论大民族、小民族，都是一尊历史的巨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每个民族都在创造着自己的为别一民族所不能代替的历史，创造着它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如果肯定这一点，再来分析、研究乌热尔图在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便不难发现它的美学价值了。 《一个猎人的恳求》，在乌热尔图的作品中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十年动乱(包括“左”的指导路线)给鄂温克族猎民所带来的灾难。青年猎民古杰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实行了“群专”，为了探望妻子和儿子，他不得不偷偷地逃出来。想不到，他在回到猎营地之后所看见的竟是一片冷冷清清的现象。他惊奇地发现在驯鹿群经过的地方留有被熊骚扰侵害过的痕迹(带着杂骨和碎毛的熊粪)，他气急了，决心锄掉这个危害鹿群的天敌。但是，枪被指挥部收去了，他没有制敌的武器，于是不得不找出早已不用的猎刀，冒着生命的危险砍死了那头熊。鹿群得到了安宁，他却又被押送回“群众专政指挥部”。小说的结尾部分采用了象征的手法，作者这样写道： 起风了。林子里的每片树叶都在颤抖，发出低沉的呻吟，奏着一曲愤闷的乐曲。树梢上有层黑云慢慢压来。 “要来雨了——，古杰耶——，你带上雨衣吧!”波热木大叔在喊。 这时风刮得更猛了。…… “没事儿——，一会儿就晴的——!”古杰耶喊道。 “爸爸——!下次回来——给我买枪——!”这是小满迪的喊声。 “记住了——!孩子——!”他高声回答，揩了一下眼角的泪。 上面一段描写，正是小说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它通过小满迪带着稚气的“给我买枪”的喊叫，道出了鄂漫克族牧民带有普遍性的内心的呼唤。因为枪对于鄂温克族人来说，正如农民的锄犁一样，失去工具靠什么去狩猎生产呢!作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没有局限在仅仅渲染这个民族的古朴的奇特习俗和人所共知的风景画面，而是抓住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最本质的东西——恳求给他们劳动的权利。这就较一般地揭露十年动乱的消极面，要深刻多了。《一个猎人的恳求》虽然只是表现了生活在兴安岭一隅的人数很少的鄂温克族猎民，但是它所反映的历史和它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以及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境界，却具有很高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 为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一点，不妨援引一段作者本人的话。这是写在《七岔犄角的公鹿》获奖后，发表在1983年第5期《民族文学》上的文章。他说： 我出生在大兴安岭的南坡，养育我的文学土壤是大兴安岭北坡敖鲁古雅河畔的鄂温克族村落。……我力求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读者能够感觉到我的民族的脉搏的跳动，让他们透视出这脉搏里流动的血珠，分辨出那与绝大多数人相同，但又微有特异的血质，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听到我的民族的跳动的心音，让他们看到那样一颗——与他们的心紧密相连的同样的心。这是因为唯有在人的心灵上才能刻上历史的印迹，时代的烙印；这是因为心是人生的标志，力量的源泉。 这绝非应景之谈。因为他的创作实践本身已向人们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只要粗略地读一下他这些年来发表的作品，便可以发现从他的作品中不仅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那生活在兴安岭高山密林中的古老的狩猎民族的脉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到作者本人——那颗与他的民族紧密相连的同样的心。 文学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是文学艺术的母亲。正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生活和历史的文明培育了人民作家，而作家的真正使命也正在于通过艺术手段反映历史的脉搏，人民的呼吸。只是由于作家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不同，由于精神生产的复杂性，因此使作家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面前，往往会产生顾此失彼的情况。有的陷入自然主义的猎奇，有的夸大主观精神，热衷于“表现自我”……令人高兴的是，在上述这些关于文艺创作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乌热尔图始终在坚实地走着一条同人民密切结合的路。 他的另一篇获得全国小说奖的作品《琥珀色的篝火》，可以看作是自觉同人民结合的产物。这篇小说以巧妙的构思和生动的细节描写，进一步开掘了鄂温克猎民的善良本性，表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民族关系、新的民族情谊。猎人尼库的妻了病了，他要把她驮在驯鹿上送到医院去。他和儿子，还有妻子塔列一块走在小路上。忽然发现一条野鹿走过的山径上有一片杂乱的足迹，凭着猎人的眼睛，他断定那是三个不熟悉山路的迷路者的脚印。出于对迷路者的关心，他嘱咐儿子护送妻子去医院，自己却带着猎刀独自走进森林。他在林子里寻觅，最后终于冒着大雨找到了那三个奄奄一息的迷路者。这一段描写是很动人的。他们(包括一个青年人，加上一个年岁比他大的老汉和一个中年人)为感激他的救命之恩，竟都忘形地叫他“大叔”。这是符合生活真实的，因为他此刻确起了“长者”的作用。心的交往与感情的融洽，使老猎人的心情变得明朗，忘记了一切忧愁，然而，就在此刻，他的妻子已生命垂危，躺在河边等待和他告别。小说的结尾没有明确交待他的妻子是否已然死去，以及因此给他带来的伤痛。相反，却着重表现了他对生的坚信——对妻子，也对那三个迷路人。 反映这种新的民族关系、民族情谊的作品还有《瞧啊，那片绿叶》。这篇作品表现了鄂温克老猎民间一位汉族老干部患难相交生死与共的动人故事，曾获得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鉴于笔者对此作已有过评论，因此在本文里就不再重复那些意见了。 “要表现人的本质。”这是乌热尔图对自己创作上提供的要求。当然，对于人的本质，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人本主义者否定或无视人的社会性，他们片面地用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因此往往把求生的本能当做人的最高原则。马克思主义则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和研究人的本质的。认为，人首先是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物质实体而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就物质性上来讲，人和其他物质没有区别)。其次，人又是一个社会的人，即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群体，人是以一个社会成员而存在的(它要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制约)。因此，仅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是片面的。值得引以为鉴的是，过去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潮影响，往往只是片面地强调人的社会性的一面，以致把人的社会意识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观念”。因此，一方面使千百万生活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无休止的、势不两立的“阶级斗争”关系；另一方面，则完全忽略了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事实上，人作为有生命的机体，是要求生存和发展的。由此说明，从社会发展历史的观点看，人要生存，“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然后才可能从事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墓前演说》)，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文化活动。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不能把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和它对自然的要求，即表现人的自然属性排除在创作领域之外。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 十分令人高兴的是，乌热尔图在扩大作品题材领域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说明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我想着重谈谈1982年的获奖小说《七岔犄角的公鹿》。首先做点说明的是，按照过去划分作品题材的方法，往往习惯于将一部(篇)作品划为表现工人的、农民的、解放军的、知识分子的，或表现少数民族的等。这种说法并不错。不过，它往往不能准确地表述作品的内容和思想。从《七岔犄角的公鹿》所反映的生活看，虽同属表现猎民的，但和作者本人过去的一些作品有很大不同。这篇小说的故事结构很简单，它描写一个鄂温克族少年在一次狩猎中打伤了一头公鹿。这本是他的猎获物，不料，当他在奋力追击这只猎物的时候，在一刹间，竟被公鹿的健美形象，以及它同四只恶狼搏斗的场面所震惊，为之慑服了。这时，他不顾有可能挨继父打，不顾被公鹿踢伤造成的伤痛，毅然将公鹿放回林子里。表面看来，这似乎有些矛盾，一个靠狩猎为生的猎民怎么会对自己的猎物突然产生同情、怜悯，甚至敬佩心理呢?其实，这正是作者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这不禁使我想起在一次闲谈中，作者讲过的一段小故事。据作者本人回忆说：有一次，他随同猎人进山打猎，猛然发现在前面的林间空地上昂首站立着一头公鹿。这时正值傍晚，秋天的夕阳将公鹿的周身涂抹成综红的颜色，显得非常威武，使人感觉美极了。他这时不禁愕然惊怔，竟忘记了打猎的事。然而，也就在这一刹间，那公鹿警觉地扬起顶着七岔犄角的头，以矫健的快步，迅即消失在密林里……可以看出，作者最初的创作契机(或叫创作冲动)，是出于感受到一种自然美。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的东西是众所喜爱的。 当然，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善于严肃思考的作家，都不会拘泥于生活的原材料。许多作家的创作实践证明，在他进入创作过程的时候，势必会动用自己的全部生活积累，力争给他的作品(哪怕是篇幅很小的短篇小说)赋予更深刻的思想内涵。从《七岔犄角的公鹿》中可以看到，它所着力歌颂和表现的已不限于朴素的自然美了，而是以一种感同身受的崇敬、赞慕的心理，歌颂了崇高的、强大的生命力量。而这种力的歌颂，正是鄂温克猎民自身的真实写照。因此，可以说它是一曲生命的赞歌。 从以上几篇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作品里使人们看到了那样一个民族——一个有鲜明的爱憎、且又善于幻想，易于接受新事物，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民族。我想，这就是乌热尔图的作品的基本倾向——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倾向。 文学作品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对于鄂温克族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固然不能要求作家提出全面解决的办法。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具有责任感的作家，却不能回避它，而是要了解它，并积极地反映它。乌热尔图采取了这种态度，并在创作上有所体现。他的《老人和鹿》(1981年8月号《上海文学》)就是反映一位鄂温克族老人，因见不到他所熟悉的一头白鹿而悲伤地死去的故事。这篇小说的情节结构很简单，它描写这位已到垂暮之年的老人带着他的小孙子到森林里去听鹿鸣，但却始终没能听到。他的聪明的孙子为此特地做了一只鹿哨，用模仿的声音安慰老人。老人起初似乎有些动情，待他发觉这并非是真的鹿鸣时，便确信那头白鹿已经死去，而他也因此默默地离开了人世。这里作者没有明确交待白鹿消失的原因，不过，从对老人的细腻的心理描写上，可以使读者感受到老人的内心痛苦的隐衷。这篇小说从艺术上看，比较成功地塑造了老人的倔强性格及其细微的感情活动，但在意境、情调上显得抑郁了些。 为全面了解乌热尔图的创作情况，我想再谈谈《绿茵茵的河岸》。此作发表于1983年第8期《民族文学》，是在他的小说中唯一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它的篇幅不大，只有四五千字，是乌热尔图的小说中最短的一篇，在艺术风格上也颇不同于作者的其他作品。这篇小说写得十分精炼、简洁，没有过多抒情性的描写，也没有累赘的叙述，完全是通过人物的行动和人物间的对话来交待故事和展示他们的性格发展的。 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具有丰富情感的放牧人，他在边界河岸上同对面的一位姑娘邂逅相遇，双方都产生了爱慕之心。但由于他们都了解自己的身世处境，因此，尽管双方都有亲近的愿望，却是“谁也没有过来，谁也没有过去”，以理智战胜了情感，从而使绿茵茵的河岸，为人们留下了完美的印象。从艺术上看，它可能受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某些表现手法的影响。不过，它还是有着自己的特色，不失为佳作。 以上是对乌热尔图的几篇主要作品的分析。最后，相谈谈对他的作品的一些总的意见和看法。首先，如果把他的作品内容分一下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反映鄂温克族猎民的历史命运和新的民族关系的(如《森林里的歌声》、《森林里的梦》、《睢啊，那片绿叶》、《夏天里的桦树林》、《一个猎人的恳求》等)，从数量上看，此类作品要多些；第二类是反映鄂温克族猎民的传统观念及生产和生活斗争的(《如棕色的熊》、《老人和鹿》、《猎犬》)，在数量上仅次于第一类；第三类是反映某种生活哲理和道德观念的(如《七岔犄角的公鹿》、《绿茵茵的河岸》)，此类作品比较前两类要少。此外，还有儿童读物《森林骄子》(与黄国光合作)和属于反映儿童生活的作品《熊洞里的孩子》、《森林里的孩子》、《鹿，我的小白鹿》等。当然这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分类。从以上分类情况和作品的发表时间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乌热尔图的作品基本上是同时代的脉息相一致的，或者说是同时代同步而行的。这表明他能够随着历史的发展，及时地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捕捉艺术形象，孕育作品主题和创造具有个性特征的典型人物。这对于一个短篇小说作家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或是非常需要的。 其次，他的作品大都写得感情真挚，具有浓郁的生活特色和民族特色。这同他熟悉生活、热爱生活是分不开的。 再次，他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善长抒情的描写。尤其对一些比较严肃的思想，亦能用抒情的笔调予以表达，使他的作品大都像散文诗，从而更增加了它的森林色彩。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他在创作实践中正在形成着自己的艺术风格。这个风格可以概括为：清新，质朴，具有散文诗的特点。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每一个作家都需要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在此形势下，能否始终如一地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风格，则是摆在乌热尔图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尽管形式对内容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和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归根结底，它终究要为内容服务的。 最后，我想谈谈应当如何评价乌热尔图已取得的成绩。我国的文学是一个多民族的文学。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方面的原因，各个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尤其像人口只有一万余人的鄂温克族，在文学遗产方面，除流传在人民中间的口头文学外，还不曾有过用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即通常所说的文人文学。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讲，乌热尔图在鄂温克族新文学的发展上，是有突出贡献的。当然，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与提高，不能靠一两个作家完成，是需要有许多作家来共同完成。但也不可否认，少数作家的优秀成果，往往在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学的水平。充分认识并肯定这一点，有助于了解自己的历史责任，促使自己朝着更高的目标奋发努力。乌热尔图正值年富力强，今后的路还是漫长的。为攀登文学高峰，还需付出许多艰巨的劳动。预祝他在今后的创作路途上，继续奋发图强，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原载：《中国少数民族五十年经典文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