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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作为国家级文学刊物，肩负着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任， 也撑起了多民族文学的脊梁。今天把众多作家评论家召集在这里，隆重而认真研讨蒙、藏、维“80后”作家和青年作家的作品，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今天我想讲一讲“民族作家的视野”这一话题。 米兰·昆德拉有个观点，大致意思是，作家不可在小说里直接出面讲自己的政治宣言，他还讲“小说的智慧”，“每一位真正的小说家，都等着听到那超个人的智慧之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伟大的小说总比他们的创作者更为聪明。”这话的意思是说，作家写出来的小说比他本人聪明，这里有一种分裂，就是说小说里有另一种声音在引导着你写什么。这令人想起巴乌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讲的“角色的背叛”， 作家笔下的人物写着、写着背叛你原来的设计，却按它自个儿的性格命运去发展了。上边两者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的心灵必须听到或遵循冥冥中的那个“智慧之声”和“角色的背叛”，才可有好作品产生。 还有一位作家拉什迪，他讲好的小说家要有“上帝的视野”。什么是“上帝的视野”？ 我个人理解是，那是超人类、超种族、跳出个人狭隘的、“上帝”般反观我们自己的一种俯瞰式视野。少数民族作家除了保持自己民族的视野之外，更需要学会这一种更高层的“上帝的视野”，这是宇宙式的很大的包容性的概念。 我读《民族文学》四、五、六期的蒙、藏、维“80后”作家和青年作家专号时，很振奋，非常欣喜，也感到自豪。我从这三个民族的青年作家作品里，除了闻到乡土气息、民族气息之外，还闻到了一种宗教文化的气息。这三个民族都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最近我在我的小说里一直努力融入宗教文化的元素，增加宗教文化氛围。宗教文化，应该说是人类文化最初的根，是我们大家的根。 我读了第五期藏族女作家永吉卓玛的《雪线》之后，就能感觉到宗教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那座宗教的圣山是不可逾越的，藏民族的宗教文化所传承的道德底线是不可逾越的，再好的朋友，我的肉体不会给你，我的灵魂也不会给你。《雪线》蕴含了非常深刻的宗教哲学理念。 《城市的门》，我很愿意说说这篇小说，它写的主题是双重的，它反映了古老的藏民族在时代剧烈变迁面前，正面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是由西方在工业化威逼下东方各民族共同面临的难题，具体一点讲就是“城市化的困惑”。 小说讲述了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孩进城寻找自己负心的丈夫，遭遇到种种困惑和际遇的故事。这不只是道德题材，简单解读它是一个道德题材小说是不够的，严格讲它也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那女孩艰难地站在城市的“门”前，她要打开这个门，但是很难进入这个门，她要抛弃自己传统宗教文化的理念、淡化原有淳朴的民族文化习性，甚至原谅被“城市”毒化的负心丈夫，融入象征当代社会的城市之“门”，那是个多么艰难的事情。 维吾尔族青年作家凯赛尔·柯尤木的《苹果树下的梦》，则写了人的灵魂和肉体分离的故事。老在苹果树下睡觉做梦的男主人公，在梦和现实的分离中，演绎了灵魂与肉体分裂导致找不到出路、最后死亡的荒诞故事是反讽强烈的一个悲剧故事。 第四期的蒙古族“80后”专号，更具有新锐性、现代性。其中木琮尔的《雏凤清声》，大家的赞扬很多，我也赞成，它反映的是当代社会城市蒙古族青年与上一辈的代沟冲突。蒙古民族进入城市比较早，在北京建元大都起就较早具有城市情结，早期进入城市的蒙古贵族及其后裔们所面临的困惑和问题，依然不外乎传统和现实的冲突，这里已淡化了纯粹民族特性的单一符号。当然木琮尔写这种冲突时，不是那种血淋淋的，直白式的，非黑即白。我赞成石一宁先生的解读，它是个温柔的冲突，这种温柔的冲突，不是背叛，不是彻底决裂，而是温柔的独立性，虽然出去住了，还可以跟母亲约会吃饭，一个星期约会一次，像一对情人一样，十分有趣有味道。 综观这三期蒙、藏、维“80后”作家和青年作家的作品，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在这些成熟的或稚嫩的、新锐的或传统的作品中蕴藏着优秀民族文化的灵魂，跳动着各民族青年新的追求和顽强坚守的民族灵性。其实现在，整个中华民族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困惑，城镇化的困惑，经济GDP和山河污染破碎的困惑，惟“钱”主义与传统文化冲突的困惑——这些无数的困惑，正是民族作家们描述、反应、探究、思索的机遇和文学作品的丰富来源。这里，在这些许多困惑中，我最想强调的是，必须传承至今依然闪烁着人类智慧灵光的宗教文化，如老子的《道德经》宣扬的“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的精髓，萨满文化所包含的崇尚万物自然的宗旨，佛教文化尚善思想，都是当今社会所缺失的，需要坚守和弘扬。 民族作家的视野，必须首先具备自己的这些优秀的、至今闪光的传统宗教文化的视野，才可谈得上更高境界的那一“上帝的视野”， 这样才可审视自己，审视它人。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