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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家钟敬文告诉我们,在初始人类心灵的原始阶段,曾经存在过一个笃信自然力量的神秘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把崇拜的热忱投向灵魂和鬼神。这可以说是揭示了沿袭至今的民间信仰的最初起源。换句话说,民间信仰就是初民们因畏惧自然力而在其所产生的幻想世界里逐渐形成的信仰心理和信仰行为,它不仅传达出当时当地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和人生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心理行为。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闽南地区信仰有组织、有教义的系统宗教的民众所占比例并不高,而民间信仰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构成闽南民众信仰观念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分散的、不系统的民间信仰,数千年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闽南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理经验和人生态度,形成闽南民众独特的宗教观念和行为准则。更重要的是,闽南民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闽南民间故事得到沿袭和传承的。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故事,由于来源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独特想象、创造和口耳相传,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生动的世俗内容,不仅是闽南民俗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且深刻地影响着闽南民众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在其丰富多彩的民间叙事中,蕴涵着闽南民众多元化的民间信仰,这些信仰与他们独特的精神追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闽南民众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把握人生价值的鲜明体现。可以说,闽南民间信仰正是因为闽南民间故事这一生动丰富的文化载体得到了世代沿袭和发展,其中不仅透露出闽南民众的精神追求,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我们知道,民间故事是民间创作者根据自己的人生把握和审美理想进行想象创作,又通过民众的口耳相传而得以广泛流播的。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常常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在民间故事里通过各种世俗生活的演绎传达出自己的民间信仰和精神追求。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蕴涵在闽南民间故事里的民间信仰十分丰富,其所透露的精神追求也是多样化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佛教信仰与“扬善惩恶”的精神追求 我们知道,佛教是一种谋求自力解脱的宗教,它不承认有外在的力量主宰超越一切,强调因果报应,强调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后果。另一方面,因果报应还分为向恶和向善两端,善报又称为功德,是佛教伦理的基础与归宿。佛教传入闽南之前,闽南就有与佛教相近的祸福因果观念,还有适合佛教传入后便于立足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心态。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因果报应思想,如《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书·商书·伊训篇》云:“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国语·周语》云:“天道赏善而罚淫。”(1)这些思想都与佛教的轮回报应观念相近,因此佛教的引进也就很容易得到中国民众的共鸣和接受。在中原移民南迁闽越之后,也把这一儒佛统一的传统观念带到了闽南,深刻地影响了闽南民众的精神态度。“闽南从中原移民南来之前的蛮荒之地,走向与内地一体的社会建构,其文治化的实质是中原化。因此,中原文化对闽南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基础和主导的作用。”(2)特别是佛教主张“天造循环,善恶承负”,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佛理观念,认为人的吉凶祸福是个人行为善恶的必然报应,因而人要行善积德以造福后代。这一佛理直接与传统观念结合起来,对闽南民众的精神追求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制约或左右民众处世行为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准则或规范。所以闽南民众都希望今世积德行善,禁欲修行,以摆脱轮回之苦,达到灵魂的彻底解脱,他们以向善为人生目标,以恶为反面教材,来警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把握。 在闽南民间故事中,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许多与佛教有关的内容,其中所透露的“扬善惩恶”的主题十分鲜明。比如《韩湘子成仙》、《葱菜成神》、《阿弥陀佛》、《赵公财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故事。《韩湘子成仙》讲述的是韩湘子好心得好报的故事:韩湘子在服侍化身为姨母的王母娘娘中体现出来的孝心感动了王母娘娘,韩湘子也因此得到王母娘娘的恩典而成为神仙。《赵公财神》讲述的是衙门里原本喜欢吃鸡的粮差赵公,在一次催粮事件中幡然醒悟到,吃鸡是一种杀生作恶将不得好报,因此改邪归正做和尚,熄火净身七天,最后成为财神。《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则讲述的是一位杀猪佬虽杀生却能救人于危难之中,最后被观音点化成佛;而另一个苦修多年的女善人却因怕沾血而见死不救,只能与“成佛”擦肩而过。这些故事都生动地体现出佛教中“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的教化思想,在民众中广为流传。 正是因为此,闽南民众也常常在民间故事中讲述他们广结善缘,修心积德,扬善惩恶的生活内容,体现他们在佛教观念影响下对人生价值的独特把握。例如《害人害自己》、《金锭鸭》、《聚宝盆》、《只可救虫,不可救人》及《田螺碗糕的故事》等等。《金定鸭》讲述的是一位善良诚实的女孩获得神仙的馈赠,得到一只产金蛋的鸭子;而经常虐待女孩的后妈则因贪心不足,妄想获得更多金子,结果被神仙变成了鸭子。而《田螺碗糕的故事》讲述的是当伙计卖碗糕的孤儿陈阿福经常接济一位老阿婆,并得其相助开了一家红糖碗糕店。由于他薄利多销,时常接济穷人,生意越做越兴隆。而不良商人张万利因妒生恨,陷害陈阿福却反倒害了自己。这两个故事都鲜明地透露出佛教“善有善果,恶有恶报”的精神理念和民众普遍的精神追求。 “惩恶扬善”可以说是民间文学作品传统的主题之一,通过上面的故事,我们既可以看出佛教信仰对闽南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也可以看出民众以此为规范来传达自己对人生价值的独特把握。 (二) 道教信仰与“修身养性”的精神追求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在道教信仰中,“道”是统摄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虚无玄妙之物,修炼得道即可长生不死、飞升成仙,并能把握宇宙奥秘,成为无所不能的强者。特别是人的生存具有种种需要,在茫茫的环宇之中,当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人们往往渴求有超人力的神明来帮助。道教更以一种积极态度对待人生,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身上蕴含着无限的潜力,因此应“以生为贵”,充分肯定人生的价值。道教还认为人生短促,生存不易,要逃脱死亡,就必须努力修行。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古老宗教,道教因为与民众的需要和追求相合拍而渗透在民间文化及生活方式中。特别是地处福建东南沿海,长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闽南,因为一直处于一种比较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中,也使闽南文化保留了较少受到现代大工业文化所冲击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的世俗色彩。这种世俗色彩也影响了闽南民众的思想观念,他们一方面对生命局限表示了强烈的感叹,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找摆脱局限的途径,这就是珍惜人生,把握人生。这种观念明显地反映在他们的精神追求之中,体现出一种“修身养性”享受世俗生活的人生信念。 在闽南生活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感受到闽南人这种充满世俗享乐色彩的性格特征:他们既崇尚拼搏进取又注重修身养性,既褒扬勤俭持家又讲究生活享受,既鼓励精明能干又倡导难得糊涂,总之,他们既注意去创造生活又懂得享受生活,或者说他们创造生活就是为了享受生活,为了享受生活就要去创造生活。闽南一带一些民俗谚语也把这种“乐生进取,修身养性”的精神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如:“爱拼才能赢”、“赚钱有数,身命(身体)也要顾”、“有赚就有了(亏本),会开(开支)就会赚”、“拳头、烧酒、曲”等等,都很巧妙地诠释了闽南文化独特的人生观:一方面积极用“拳头”用自己的双手去拼搏挣钱开创事业,另一方面也不忘提醒自己喝喝小酒听听南曲享受享受生活。这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在闽南民间故事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如《砧鞋驸马》、《王俊娶亲》和《公主与驸马》等故事讲述的都是富家女嫁给穷家人,后来过上快乐生活的故事。而闽南民间故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关于民间风俗的传说也打上了道教的烙印,如生育时奉祀临水夫人、保生大帝等神明,寿庆时要请道士做天香,丧事时要请师公超度,乔迁要祭土地,平时要拜祖先,等等,由此我们可以很鲜明地看到道教文化的浸润和影响。 民间信仰作为俗文化,从古至今,为多数百姓所认同,成为百姓重要的精神支柱。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身养性的精神追求,是闽南民众集体潜意识的一种突出表现,也是闽南民众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独特把握,它渗透于闽南社会的各个层面。就心理层面而言,神仙功能的扩展恰好证明了人类行动自由的局限性和补偿性。由此可见,道教也和佛教一样,随着社会的变迁在闽南民众心理中依旧起着慰藉作用,使民众在思想上有一种寄托而对人生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三)民间神祗信仰与“乐善好施”的精神追求 人类的生存依赖社会,而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又成为人类生存行动的制约,有时甚至就是一种压迫力量。这种社会压迫与自然压迫一起给人类造成不安全感,基于生存的本能,人类需要从精神上减少不安全感,在具体的生存活动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当这种目标无法通过自身的能力来实现的时候,人类唯有从外在的精神客体来寻求帮助,神话中的神、地方神、祖宗神、历史人物神,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创造出来的。例如被奉为医神的保生大帝,被奉为漕运保护神的妈祖女神,能够给人带来平安和好运的关公和岳飞,能够保佑居家三餐不愁的灶王爷,以及被塑造成无所不能的神祗的“清水祖师”等等。这些神被赋予各种能力之后,在各行各业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各司其职”,发挥着保护民众的功能。它们是民众创造出来帮助民众的,因此它们也渐渐成了民众的一种精神寄托和信仰,这种信仰就是所谓的民间神祗信仰。 正因为如此,民间神祗信仰在闽南民众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作用和非凡力量,作为闽南民众精神载体之一的闽南民间故事因而也鲜明地传达出这种独特的民间神祗信仰。如《妈祖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名叫林默娘的姑娘,从小就拥有感知海洋危险的能力,她常年累月保护来往船舶的安全,但是却在一次救人的过程中牺牲。为了感激、思念她,同时也为了使其超人力能够继续庇佑民众,人们为她建祠塑像,对其进行祭拜和传颂。由于闽南人长期与海洋为生,经常遭遇不测,因此在出海打鱼或远渡重洋前都会到妈祖庙祈求妈祖的庇护。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祈祷,妈祖的神灵就能在远航发生危险时现身相助。另外,民间广泛流传的保生大帝传说,也是将其塑造成一位精通医术、能救死扶伤的神医。这些故事虽然混杂了许多夸张的成分,但也恰恰反映出闽南民众对其神力所寄托的期望。 闽南文化重情义,乐善举,“好施者如流,见善如饥,赴义如渴。凡郡邑大役,以及桥路寺观,恒倾囊以济。其他怜贫周急,恤孤助丧,皆出于中心之乐,从而天所强……若乃家无百亩产仅中人,遇有义举,犹竭力捐资以应之,室内常空,晏如也。”(3)因此闽南民众也把一些乐施善举助人为乐的民间人物加以神化作为民间神祗来祭拜和信仰,这种文化想象不难看出闽南人乐善好施的精神追求,并在闽南民间故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如《夏得海投书海神》讲述的是泉州太守蔡襄派衙役夏得海往龙宫送牌,借助海龙王神力退潮三日以便奠基砌墩修建洛阳桥的故事。而《观音化美女》和《八仙显神通》则讲述观音化身为美女助蔡襄筹资金作为建桥费用和八仙帮助蔡襄完成建桥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神佛都能在蔡襄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这不仅反映了民众碰到困难时对神灵的期盼,而且也将心目中景仰的历史人物蔡襄提到了通神的高度来加以传说。从民间故事中可以看到,民众认为蔡襄可能是神灵转世,才有能力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建成洛阳桥,因此人们甚至在桥南建了一座蔡襄词,把蔡襄当作神来崇拜。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闽南民众鲜明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四)自然神信仰与“崇天敬地”的精神追求 早期的闽南处于闽越蛮荒之地,因为背山面海交通闭塞,很晚都没有得到有效开发,自然条件十分险恶。再加上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民众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完全听命于自然法则,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一旦大自然翻脸,只要一场自然灾害,就可能陷他们于灭顶之灾。特别是早期民众出海打鱼谋生,面对的更是凶险莫测的茫茫大海,稍有不测就可能葬身于狂风骇浪暗礁险滩。自然力的凶险和强大使闽南民众感到无比恐惧和无助,这种对命运不确定的恐惧和无所适从的迷茫心态助长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景仰,再加上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深蒂固,促使民众想象出了自然神的形象,并希冀通过他们的虔心供奉和顶礼膜拜,能够得到自然神的保佑,化解灾难消除厄运,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环境,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然神信仰。在现实生活中,民众普遍希望得到自然超人力量的帮助,又惧怕自然超人力量的惩罚,所以往往采取“酬天敬地”、“祈风祈雨”的祭祀行为来祈禳求福、驱邪避灾和预测灾祸,由此慢慢演绎成了民间的风俗习惯,对闽南民众的心理与行为产生支配作用,成为他们“崇天敬地”“敬畏自然”的独特精神追求。 闽南民众信仰的自然神十分丰富,有天公、土地公、雷公、风神、雨神、树灵等等。特别是天公,是自然神中的最高神明,人们认为它是主宰大地万物的至尊神,因此对其十分虔诚,并设定正月初九为“敬天公”的专门节日。在闽南许多农村,正月初九比春节还热闹。人们在这一天必须杀鸡宰羊备办牲礼“敬天公”,并于厅堂点“天公灯”,以祈求合家平安,人寿年丰,风调雨顺,消灾纳福。闽南民众也敬畏土地神,认为“土地公”在冥冥之中也在左右着人们的生存活动,如俗谚所说:“土地公白目眉,无请自己来” ,“得罪土地公,鸡母狗仔养不活”,因此也定期举行祭祀活动予以祭拜。在闽南民间,农历每月初二和十六就是祭土地神之日,俗称做牙。在这两天,所有的农事商事活动全部暂停,人们更衣沐浴备办果牲进行隆重祭祀,以祈人安、财旺、年丰。此外,民众还认为土地公是掌管一方土地之神,所以日常生活中凡有重要的活动,均需敬祀土地公。如大小建筑物破土时,要先向土地公祷告,并按时“做牙”,新居落成后于乔迁之日还要祭祀土地公进行“谢土”。另外,闽南民间还有祈风祈雨活动,航海者常向风神祈求保佑,而务农者则向雨神祈求赐福,等等。 这种自然神信仰也在闽南民间故事中得到了丰富体现,如《为什么初四过端午节》、《为什么祭祀杀公鸡不杀鸭》、《农神和衣神》、《土地公与土地婆》、《后九节的来历》、《土地庙为什么没土地婆》等等。《为什么祭祀杀公鸡不杀鸭》讲述的就是陈四姑为农民求雨,在池塘边祈雨时,水淹膝盖,当她问池塘里的公鸡自己是否会沉到池塘时,公鸡回答说会,结果陈四姑陷得更深;而问鸭子时,鸭子回答说会浮,陈四姑就浮出水面,最后,祈雨成功。这种祈雨问动物的行为体现了民众对自然事物的迷信依赖心理,以及希冀得到保佑的独特心态。《土地庙为什么没有土地婆》是土地公与土地婆分居两地的传说故事,故事中孟姜女将丈夫范喜良的尸骨包挂在胸前,边走边哭,眼泪打湿了包尸骨的衣服,渗入丈夫的尸骨,尸骨居然一根根连接起来。眼看范喜良就要复活,土地婆担心世人效法,死人都可复活,人一多会造成人吃人的现象,于是出面进行劝阻。孟姜女听从了土地婆的建议,将布包背到背上,结果,范喜良没能复活。土地公指责土地婆的做法,土地婆则坚持己见,两人便争吵起来。土地婆一怒从头上拔下金钗,随手朝身后一划,划出一条阔阔的深水沟,从此和土地公分居两岸。在这个有趣的故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自然神对民众生活生死的主宰,而且也看到了自然神鲜明的世俗色彩,两个最亲密的神之间的价值判断和是非取向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这无形中也消减了我们对神的敬畏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充满民间世俗气息的亲切感。 当然,闽南民间故事所蕴涵的民间信仰的内容是十分驳杂的,所体现出来的闽南民众的精神追求也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有许多民间信仰与精神追求是相互交叉无法分割的。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闽南民众对宗教神袛的信仰和崇拜,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们是本着“唯神则灵”“唯灵是信”的原则来进行信仰活动的。也就是说,只要对民众的人生有帮助的神灵,皆是他们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因此这些神佛也在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各司其职”,发挥着保护民众的功能。特别是民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民间神袛,如关公、岳飞、妈祖、保生大帝等等,因其与民众的生活关系特别密切,其作用和功能更在民俗和信仰的沿袭过程中被不断地夸大和神化,因此其所供奉的寺庙,如关岳庙、天妃宫等的香火也是最旺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闽南民众信仰这么多的宗教神袛,其潜意识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灾避祸,安度人生,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心理特征。 如前所说,闽南民间故事中蕴涵的民间信仰是丰富多元的,虽然其中所指向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但透过其实用主义的叙事,我们也可以把握到闽南民众更加丰富而独特的精神追求。而且闽南民众在民间故事的传承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信仰的熏陶并使之转化为修身养性的一种行为规范,来制约和引导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把握。 闽南民间故事中所蕴涵的民间信仰首先体现出闽南民众对传统美德的褒扬和尊崇,传达出闽南民众向善的精神追求。闽南民间故事所揭示的传统美德包括那些遵循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合乎儒、释、道审美标准的言行品格,具体说指的是重情重义、忠诚孝悌、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行为及质朴、勤劳、善良的人格品性。这种传统美德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真善美的认识标准,并以此作为品评人物的行为规范。例如在《妈祖的故事》中,妈祖热爱劳动、热爱人民、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和英雄事迹,已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妈祖的故事通过民众的口耳相传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影响民众行为规范的巨大精神力量。妈祖牺牲之后,人们还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进一步把她塑造成为一位慈悲博爱、护国庇民、可敬可亲的女神,对其诚心信仰,顶礼膜拜,其目的已经转化成了一种弘扬奉献精神、感化教育子孙后代的心灵追求。而《义婢》则通过富贵之后的婢女小香不忘资助家道中落的故人的故事,弘扬了一种有情有义的人文精神。还有表现正直仗义精神的《林俊飞锏除暴》、表现孝顺友爱精神的《东海孝妇》等也都以动人的故事演绎褒扬了这种传统美德。对那些诡诈奸滑、凶恶残暴和虚伪骄横的行为,故事则给予有力的嘲讽和斥责。这些故事与民间信仰紧密联系,通过弘扬高尚美好的人格,展示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谴责假恶丑的不良现象来昭示人生哲理,激发美好情操,规范民众行为,从而使得民间故事具强烈的警示、教化的功能价值。 闽南民间故事中所蕴涵的民间信仰对密切同胞亲情也具有一种独特的推动作用,体现出闽南民众中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以及归属故园的精神追求。台湾的民间信仰大多是早期闽南移民携带入台并通过民间故事的传播而深入人心逐渐发展起来,现在也已成为许多台湾同胞的一种独特的精神信仰,每年回闽南泉州、漳州等地割香祭拜的金门、台湾民众络绎不绝。两岸共同的民间信仰对于台胞的文化认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文化信仰的认同又进一步沟通和密切了两岸人民的同胞亲情。同样的,飘泊海外的侨胞也常常通过民间信仰的传承和遵循表达了他们对家乡文化的认同和对故里英雄人物的崇敬,并希望这些英雄人物能够庇佑自己和家人万事平安。如泉州涂门街通淮关岳庙,就是因为关羽的“忠义双全”和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而吸引了众多同胞的景仰和膜拜,他们相信这两位忠义之士能够带给人们平安和好运,因此每年前来参拜的同胞都在万人以上,春节、元宵等节日期间,更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可以说,民间信仰的活动场所已成了海外侨胞传递亲情归属故园的一个独特载体。 当然,民间信仰活动的内容是繁复驳杂的。无论是民间信仰还是蕴含民间信仰习俗的闽南民间故事,其内涵都是综合多样的。甚至在同一篇故事中,有时也会有多种信仰交织混合在一起,或者是佛道交织,或者是鬼巫混合,或者是神人统一,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这种丰富多样的状态又鲜明地折射出多元宗教信仰兼收并蓄的闽南文化特征。如前所说,由于实用主义的心理特征,受功利目的驱使,一般民众往往认为仅有一个神灵难以处理人世间事无巨细的繁杂事务,如果拥有更多的神灵,就可以各司其职,专心致志。而且多供奉一个神灵,就多一层保护,供奉的神灵越多,所得到的庇护就越周到越稳妥。因此,历史上,闽南民众对于各派神明兼容并蓄,来者不拒,并且还创造出大量适用本土的特有神明。其数量之多,供奉之离奇,在全国都属罕见。正是“淫祠多无算,有宫又有馆,捏造名号千百款,禽兽与水族,朽骨与枯木,塑像便求福”。(4)此外,在同一类型的多篇故事中,还可以发现在它们所蕴涵的信仰习俗中体现出来的特征有时也不一样,由故事中所记载的地点和时间可以看出,信仰习俗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中的演变现象,也反映出了不同时期闽南民众社会心态的发展轨迹。但万变不离其宗,那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间信仰,不管怎么演变,其最终都指向渴望幸福生活的民众社会心态。如《陈三五娘》、《姑嫂塔》、《寡妇村》等故事讲述的就是闽南普通民众凭借执着的民间信仰和独特的精神寄托去寻找和追求幸福的艰难历程。总之,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间神袛信仰之所以深入人心,就在于它能给处在艰难生活中的民众提供丰富的幸福想象和精神寄托。 应该说,闽南民间故事中的民间信仰对闽南民众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价值意义也是独特的。但在社会环境变迁和心理传承的过程中,某些消极因素也曾经被扩大化,有时甚至占据了某种主导地位,特别是由于信仰太深不可自拔所导致的思想依赖和迷信行为再通过民间故事的流传得到蔓延和扩张的现象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局限所在。而且闽南民众对于各派神明兼容并包,唯神是信,唯神则灵,使寺庙遍地林立,求神拜佛之风相当兴盛,更加造成了封建迷信的不断蔓延。另一方面,闽南民间信仰活动,绝大部分不是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的。在敬神祭鬼时,人们往往搭台唱戏,欢聚宴饮,观灯游戏,在欢乐嬉笑喧闹中娱神娱鬼,并自娱娱人。除演戏外,民间还经常在佛诞日或敬天节举行盛大的迎神游神活动。这种活动体现出民众希望通过娱乐和狂欢消解生活艰辛和劳作辛苦的独特心态,但是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铺张浪费,挥霍失当。因此,我们也应当对民间故事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信仰现象的局限性引起警惕,以辩证的接受态度,吸取其中优秀的成分并予以发扬光大,祛除其迷信的糟粕并予以有力批判。 总之,闽南民间故事是研究我国古代民间文学的重要文献,其中所蕴涵的闽南民间信仰给我们提供了考察闽南历史文化和民众习俗的丰富资料。闽南民众独特的民间信仰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鲜明地体现出他们独特的精神追求及其对人生价值的巧妙把握。特别是“扬善惩恶”、“修身养性”、“乐善好施”、“崇天敬地”等的精神追求与民间信仰相互融合,并通过民间故事得到形象生动的外化和传承,不仅真实地再现了闽南民众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情感模式,而且也有力地弘扬了闽南州文化的优秀传统,对闽南民众的行为规范具有独特的警示和导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闽南精神文明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注释: (1)《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初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8年第一期,第61页。 (2)刘登翰:《论闽南文化》,见戴冠青主编《积淀、融合、互动》中国戏剧出版2004版第1—4页。 (3)(4)方宝璋:《闽台民间习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314页。 原载：《文艺争鸣》2006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