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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现中国革命的民众基础
文学作品的主题内容作为愿望的表达从来为执政者、研究者所重视，一般常识也认为，与作家作品不同，来自民间的口头文学往往传达了民众的群体声音，因此从周代以来，天子就有“采诗”之举以“观风知政”，于是有了乐府（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也记录俚语小说，于是有了“稗官”（《汉书·艺文志》）。晚明的文人和五四学者都在时调俗曲中发现了足以“发名教之伪药”的“男女之真情”（明·冯梦龙《叙山歌》）；而共产主义者则在民间文学中确认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民众思想基础──反抗斗争精神。为了论证劳动人民是阶级斗争的主导方面，因而也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民间文学的流传史险些被当做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来书写。这样，从晚明开始的这股“价值重估”的细流终于汇成大潮，导致民间文学在共和国时期最终获得了可以傲视所有文人文学的崇高地位，数百年间“价值重估”的思想运动于是成为可理解的逻辑历程。 但是，民间文学的主题所反映出来的绝不仅仅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精神，迷信、色情、奴性的内容同样触目皆是。这样的内容看得多了，不免令人生疑，郑振铎终于忍不住说道：“许多民间的习惯与传统的观念往往是极顽强的黏附于其中。任怎样也洗刮不掉。所以有时侯，比之正统文学更要封建的，更要表示民众的保守性。”其“粗鄙”的程度也往往让人“不堪入目”。2 50年代的政党学者对此当然也有同样清醒的意识，于是为了保持民间文学的纯洁性，他们坚决地要求将那些封建性的糟粕剔除出民间文学的领域而只保留那些具有民主性的精华。精华被认为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而糟粕则是统治阶级在民间文学中伪造的赝品：“通俗的、在民间流传的文学，不一定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不一定就是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的，因而也就不一定是民间文学”。“在民间流传的通俗的文学，不能一概认为是民间文学，同等看待，而应以阶级的观点去检查这些作品……”3 80年代以后，为保持民间文学的纯洁性而不惜削足适履的极端做法被否定，虽然内容分析仍然是学者们据以研究文学现象的基本技术，但多数学者不再情愿特别关注民间文学作品中是否具有反抗斗争精神的主题内容。然而，为中国学者所厌弃的研究视角至今仍为西方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们所坚持，不同的是，他们严格遵守学术研究的程序、规范，因而与我们当年的政党学者为论证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而无视学术原则的作法形成对照。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欧达伟的新作《中国民众思想史论──20世纪初期～1949年华北地区的民间文献及其思想观念研究》4堪称代表之作。 《史论》所处理的对象是一部相对完整的资料系统，即以《定县秧歌选》5为阅读、分析的蓝本，这部资料蓝本将研究对象严格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空界域之内，并且可以作为一种能够反映更大时空背景的全息摄像。欧达伟指出，该书收罗丰富，大致可以包括在定县农村听（看）到的小戏的相当一部分，比起那些偶然采集，或零简散篇、缺乏系统的编著，十分适合作为系统分析的对象。资料的完整性、系统性相对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于是《史论》通过对民间戏曲的内容分析，获得了对于不同剧本、不同主题之间结构关系的详尽把握。从《定县秧歌选》中，研究者还了解到秧歌的演出地点──乡村或市镇，了解到演员和观众这些特定范畴的真实涵义──演员是业余或半业余的农民，他们为渴望戏曲的村民们表演：“那些土生土长的演员本身与他们迎合农民欣赏要求的表演，形成了戏曲的特定内涵”，因为“不只乡村戏曲影响着民众的思想，而且民众也在影响着乡村戏曲”，于是，“研究秧歌资料中的民众观念，‘渴望’是一条有利的线索。通过考察村民观看的戏曲内容，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社区民众的共同意识”。可见，通过分析文学作品的内容主题以了解民众的愿望、渴望即观念意识一直是古今中外学者们的共同思路，但是，取得学术成功的关键却在于“取样”是否具有代表性（样本的系统──自足性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学术原则），从而使结论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和效应，而不是以我为中心地野蛮选取、剪裁资料的结果。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