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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故事经由故事、戏曲，以及各种说唱文学，传遍大江南北，甚至韩国、越南等地也广为流传。前三两年，浙江宁波、杭州、上虞、江苏宜兴、山东济宁、河南汝南等地曾经为了谁是“梁祝之乡”打得硝烟弥漫。２００５年尾，梁祝故事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是声名大噪。 民间的口头叙 事从来没有定本，它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环节都有滋生新奇情节的可能，总体上表现为无限的丰富多样和生命树般的枝繁叶乱。要是你有兴趣和我一起来分析一下梁祝故事的演化和生长，你就会相信，民间文学本来就是多元发生、无序生长的，它与所谓“历史”、“故乡”之类的概念八杆子打不到一块。 一、故事起源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梁祝故事起于东晋。但此说是从钱南扬《祝英台故事集》一书中搬出来的。钱氏本人反倒并不肯定此说，只是姑且做个假设。学界拿着鸡毛当令箭，你说我说大家说，慢慢地似乎成了定论。 “东晋说”的主要依据是，清代翟灏在《通俗编》中引了一则唐人张读《宣室志》的记载，说梁祝死后，东晋丞相谢安曾为祝英台请封。翟灏显然是在造假，因为他不了解《宣室志》只记唐人的“现当代”故事，根本不可能记载“东晋丞相”的故事，所以卖了偌大个破绽。这条材料显然是靠不住的。 据说另一个有力证据是明末徐树丕的《识小录》，该书说《金楼子》和《会稽异闻》都载录了梁祝故事。《金楼子》是梁元帝所作，成书较早，可以支持“东晋说”，但此书在明代初年就已湮没，而徐树丕卒于清代康熙年间，徐氏怎么可能看得到《金楼子》？而从《永乐大典》等各种现存的《金楼子》存目来看，并没有关于梁祝故事的记载。至于《会稽异闻》，连书名都不见信录，更不用说书本身了。 南宋张津《四明图经·鄞县》说唐代的《十道四蕃志》中记载了梁祝故事，但《十道四蕃志》早已不存，更不可考。也许有人还可以找出别的证据来，但是，目前所有指认为宋代以前的证据，无一足信。我们确切知道的，最早记载梁祝故事的，就是张津本人。 同是宋代的《舆地纪胜》《四明志》等相关著述也有片言记载，但所提供的信息没有超出张津的《四明图经》。可见有宋一代，梁祝故事尚在十分简陋的阶段。到了元代，袁桶延祐《四明志》还是持张津的说法，在后面加了一句“然此事恍惚，以旧志有姑存。”可见到了元代，此事仍然“恍惚”，说明故事在元代还并不很盛行。 二、梁祝合葬 早期的梁祝传说非常简单，在南宋张津的《四明图经·鄞县》中只是说，“义妇冢”是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两人小时曾经同学三年，而梁山伯不知祝英台是女子，可见这是两个非常朴质的年轻人。 这说明在南宋的时候，故事的结尾还仅止于记载祝英台有“义妇”之名，以及梁祝二人“同冢”——这是梁祝传说最原始的结尾，没有多少传奇色彩。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梁祝传说早在东晋就已经成熟了，但这些学者所依据的材料都有问题，本文不予讨论。 那么，祝英台为什么会得到义妇的封号？她与梁山伯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何同冢？张津以及其他早期的载录者均未作具体说明。也许当时民间已有相关传说，也许成熟的情节尚未产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津简单的记载留下了许多尚待回答的问题。 在民间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只要故事中存在问题，就一定会有人试图用相应的情节来回答这些问题。 到了明清以后，见于文字记载的梁祝传说骤然增多，故事情节也丰富起来。这里我们只讨论故事结尾处的一个问题，即这一对青年男女为什么会同葬在一起？ 我们发现，不同地区的故事讲述人在解释梁祝“同冢”的原因时，会有不同的说法。根据现有资料，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合葬说：山东济宁的说法是，梁山伯葬后，祝英台哭死在梁山伯墓前，“世人感念祝英台的情义，经多方商议，决定把她和山伯合葬。”浙江宁波的说法是，“人们为了纪念梁祝保境安民的功德，就把他俩的墓迁拢，合葬在一起。”而河南汝南一带则称祝英台即将殉情时，“嘱家人葬于梁山伯墓东边……隔路相望。” 阴配说：浙江鄞县、慈溪等地的说法是，梁山伯为官清廉、一心为民，最后死于任上，当地百姓苦其生前尚未婚配，就为他觅得一才貌相当的早逝女子祝英台，将他们阴配同冢。另有一种说法是，后人在为梁山伯掘地造墓的时候，从墓地挖出署名祝英台的墓碑，于是顺水推舟将他们阴配为夫妻。 投墓说：此说流传最广，一般是说祝英台哭坟的时候，梁山伯的坟墓突然裂开，祝英台跳入墓中，所以他们同葬在一起。 现在，我们抛开合葬说与阴配说，就从祝英台投墓开始讨论。投墓之后，可能产生两类问题。 一是逻辑问题。如果现有的故事情节还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环节，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说明，我们就认为这个故事有逻辑问题。比如在祝英台投墓之后，还会有许多疑问：祝英台的投墓行为是否合乎伦理规范？为什么一个私定终身的女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能被旌表为义妇？ 二是情感问题。如果故事不能在感情上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我们就说这个故事有情感问题。“投墓”是一出爱情悲剧，美的事物遭到毁灭，老百姓自然不甘心，于是就有了情感问题。 无论逻辑或情感的问题，都会形成与受众心理期待之间的落差，需要增补新的情节来消解这种落差。而不同的故事讲述人会选择增补不同的情节。 于是，形形色色的人，各有各的口味，就会增补形形色色的新情节。如果我们把一个故事看做一棵生命树，把每一个新情节当做一根新生长的树枝，就会发现，生命树的每一个关节点上，都会生出新的树枝，而树枝的生长方向，也是杂乱无章的，几乎朝向了所有可能的方向。 三、祝英台投墓 祝英台投墓之后，还会产生许多问题，这里我们只选择一个问题来讨论：作为祝英台未婚夫的马某，在未婚妻跳进别人的墓地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统计了一百零二个梁祝传说，发现马某可以有这样六种反应： １．不作为； ２．挖开梁山伯的坟墓（掘墓）； ３．追入阴曹地府，继续展开夺妻斗争； ４．变成了苍蝇之类的小昆虫； ５．吓成了红脸； ６．殉情自杀。 以上六种情节基本上穷尽了可以想象的马某的所有可能的反应。每一种反应，都要增补相应的情节。我们选择第二种反应，即“掘墓”来讨论。 我们知道，掘墓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掘开坟墓发现了什么？或者，掘墓的后果是什么？在我们所讨论的故事中，掘墓之后，又增补了这样一些情节： １．蛇护墓穴，吓退掘墓者。比如，掘墓发现“两条大蛇”或“数不清的大蟒蛇”，马某被吓退或者吓死。 ２．马某找到尸骨，进行报复。“他掘开坟墓，找到许多尸骨，便四下抛散，不料那些尸骨重新聚拢在一起。” ３．梁祝发生尸解。如“只见两块青石板，其他一无所有”、“不见尸体，只见两个白色的鹅卵石”、“墓掘开了，里面只有两块粘在一起的石头”。 ４．梁祝化为双飞物，在另一世界得到永生。比如说梁祝化成一条白蛇和一条青蛇，“双双腾空驾雾飞去”，或者说，“两只鸳鸯鸟从里面飞出”、“只见得一双白蝴蝶飞出”等。 限于篇幅，我们只选择关于“尸解”的故事来讨论。采用这种讲法的故事有４则： 其中一则故事认为，主人公的灵魂已经飞升了，石头只是坟墓中的遗留物。故事把尸解与化蝶的情节拧在一起，并且说明“这时才知道那一双白蝴蝶，就是它俩的化身。”梁祝化成蝴蝶跑了，两块青石板就变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无须进一步交待，故事就此结束。 另有三个故事认为石头本身就是梁祝的化身，那么，对于作为梁祝化身的石头的命运，故事就必须有所交待。 首先，马某一定会想办法分开这两块石头。而石头（代表梁祝）被“分开”又产生了新的事件，一定要增补一个有关“结合”的情节才能消解。因此，有两则故事说，那两块石头最后变成了两棵树（或竹子），根连根，桠对桠（或缠在一起）。流传于福建漳平的一则故事则说：两块石头分别变成了杉和竹，人们把杉做成木板、把竹做成篾，用篾来箍板制桶，这样，它们又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是可以不断生长的，只要有问题，就一定会催生新的情节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的故事讲述人所选择的解决方案则千差万别。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故事的无序生长，我们还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 我们选择一个样本较少的类别：祝英台投墓之后，有一类故事说，马某跟着跳进了坟墓，或通过自杀追至阴曹地府，向阎罗王告状，跟梁山伯“打阴司”。这类样本只有６篇，但已经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情节走向： 篇名 结尾方式 流传地区 梁祝情深上天庭 马某追入阴间、阎罗断案、梁祝回归天庭、马某还魂另娶 浙江、上海 尼山姻缘来世成 马某追入阴间、阎罗断案、梁祝魂归天界、被黎山老母收为 徒弟、还魂报国、荣华富贵 浙江、河南 结发夫妻 马某追入阴间、阎罗断案、神判、以飘发为依据进行断案、 祝英台判归梁山伯、马某另娶 浙江宁波 马俊告状 马某气死、阎罗断案、查簿、三人俱还魂、马某另娶、梁 祝白头到老 广东海丰、陆丰 英台化蚕 马某追入阴间、阎罗很难断案、阎罗选择不作为、祝英台和 马某变身斗法、英台最终化蚕、山伯变为蚕的栖息物、马某 变麻苍蝇 不详 马文才变公猪 马某病死、阎罗断案、把梁祝判为夫妻、阎罗设计将马某变成公猪 浙江景宁 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则故事的最后，梁祝总是“白头偕老”、“荣华富贵”、“回归天界”，得以“大团圆”；而马某或者是“化身另物（多为丑陋事物）”、或者是“还魂另娶”（多强调娶丑女）。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反面人物得到恶报，所有问题得到解决。 四、情节的“最优化”与“模式化” 那么，在各种各样的说法中，是否存在一些占主导地位的说法呢？ 我们知道，每一个讲述者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创造性的发挥，都生产了一个独立的文本（异文）。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异文都具有传播的价值。与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一样，在故事的传播过程中，适合于大众传播的情节被选择性地保留了，不适合大众传播的情节则被淘汰或被改造了。自然选择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生物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适用于许多社会、文化领域，包括故事学。 一方面，我们强调情节的生长是随机的、无序的，另一方面，在对梁祝传说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异文的结局都出现了“大团圆”倾向。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就可以看出，无论最终梁祝是化生、还魂、尸解、转世，还是魂归天国，总是以“团圆”这一理念作为旨归。 假定我们讨论的起点是“英台投墓”，而终点必须指向“团圆”，那么，问题就突然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可以把问题抽象为：由一个共同的起点，经由不同的路径，要到达一个共同的终点，在这些路径中，谁会是最优选择？ 这显然是一个“最优化问题”。根据最优化原理，我们可以把多阶段决策问题的求解当作一次连续的逆推过程。在我们的讨论中，即由“团圆”这一终点，一步步向前逆推到“英台投墓”这一起点。 第一步，以梁祝的存在状态而论，他们“团圆”的途径只可能有三种。 １．灵魂团圆 ２．肉身团圆 ３．化身团圆 我们找不出第四种状态。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对其进行讨论。 第二步，在上述三种状态中，还可以各自配套出最优的情节。 １．灵魂团圆在民众的想象世界中，只能存在于两种空间：或者在天国，或者在阴间。 阴间常与地狱产生联想，就民众的感情意愿来说，让梁祝留在阴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不能成为最优选择。所以，几乎所有讲灵魂团圆的故事，都把团圆地点选在天界。 ２．肉身团圆从逻辑上说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死后还魂于肉身，或者本来就是“假死”。 关于假死，只有浙江宁波的一则故事，讲述祝英台的三阿哥为梁祝二人策划假装投墓，继而掩护他们私奔。策划假死需要众人进行许多前期准备工作，还需要打雷闪电等天气状况相配合，而且从逻辑上说，既然决定私奔，早就可以走人，无须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所以，假死说不会成为最优选择。从文本统计来看，肉身团圆明显以还魂说为主。 ３．在化身团圆中，关于梁祝化为什么，各地讲法非常多，计有蝴蝶、彩虹、鸳鸯、并蒂莲、蝙蝠、两条蛇、两块石头、两棵树、竹子和树、映山红、蚕、蛾等等。从形象上来说，化身为蝴蝶、彩虹、鸳鸯、并蒂莲显然比化身为其他东西等更具有美好的象征意义，因而出现的概率理应大些。但是，鸳鸯和并蒂莲并不是各地的常见物，许多人从来就没见过这些东西，不够直观形象，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很容易被置换为人们更熟悉的事物。从统计数据来看，蝴蝶说与彩虹说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其中化蝶说出现在《搜神记》的韩凭妻子化蝶故事之后，极富传奇色彩，广得文人传播，因而成了诸多化身物中的最优选择。 综上分析，关于梁祝团圆的三种状态可以进一步具体为： １．主人公魂归天界 ２．主人公还魂 ３．主人公化蝶 第三步，在上述三种优化策略的基础上，还可以再进一步分析。 １．梁祝魂归天界之后，所有问题均得到解决，两人幸福美满，无须增补新的情节。也有说他们魂归天界后，又下凡创业的，但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２．还魂说在叙事策略上与魂归天界说基本相同，故事欲短，可以就此打住，以一句“后来他们过上了幸福生活”而结束；故事欲长，也可以从此开始一个全新的叙事，比如接上一段梁山伯赶考夺魁，祝英台寻夫得团圆之类的情节。因为还魂之后，原有的矛盾都已经消解，生活进入了另一种状态，只能重新展开叙事，这与魂归天界再下凡一样，不能成为最优选择。 ３．在化蝶说中，我们很难想象，两只蝴蝶间的爱情故事将如何得以展开，故事至此就该结束了。 故事情节若要进一步生长，就一定要有问题（矛盾）存在。因此，我们只能从矛盾的对立面，也就是马某身上着手，因为马某可以在祝英台投墓之后有所作为。 又因为马某作为恶人不可能升天，所以，马某与梁祝的冲突只能在地面（人间），以及地府（阴间）两个场所展开。 如果要在阴间滋生新的情节，就必须预先设置问题和冲突，这样的设置似乎只有一种方案：让马某也追入阴间，继续展开夺妻斗争。 斗争形式可以是强行争夺，也可以通过打阴司来解决。又因为主人公必须圆满地升天或还魂，能满足主人公这一要求的只有阎罗，所以，矛盾最终一定要由阎罗王出面解决。也就是说，打阴司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马某在地面上的行为，只能是掘墓。掘墓制造了新的问题，但从结果来看，反面角色的任何行为，在民间叙事中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综上分析，梁祝传说的最优结尾方式可以进一步具体到如下四种： １．主人公直接魂归天界，结束。 ２．主人公直接化为蝴蝶，结束。 ３．梁山伯在阴间与马某展开夺妻斗争，并在阎罗王跟前打赢官司，胜利后与祝英台魂归天界。 ４．主人公直接化为蝴蝶，马某掘墓失败。 推算进行到这里，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本文第二部分对接了。从现有的一百零二个故事文本来看，正是这四种结尾方式最为流行。以上四种情节都有可能成为候选的最优选择。具体哪一种会成为占据首要地位的流行情节，还有赖于各种偶然因素的作用，比如地理、历史、文化、体裁、偶然事件等等。正如自然界的物竞天择也受到地理、气候等外在因子的巨大影响一样。 从故事的生长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混乱和无序。原始的故事情节总是会有很多没能回答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会增补不同的新情节，这种增补可能出于逻辑的要求，也可能出于情感的目的，它们可以朝向所有的可能方向。 不同方向的、互不相融的新情节之间产生了生存竞争，更受欢迎的情节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更容易成为流行的叙事。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直接考察每一个故事的最终结局，就会发现它们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大团圆”。 另外，通过对梁祝传说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无论异文间如何千差万别，但几乎所有异文都有一些共同的“节点”。这些节点是保证该故事被认定为“梁祝传说”的基本要素，如“曾经同学”、“死后同冢”、“大团圆”等。 我们知道，从一个固定的起点，指向一个固定的终点，无论中间的路径有多少，总会有一些最优、最合理的捷径，而且，这些捷径几乎可说是固定的、先验的。于是，在相邻两个节点之间，也一定存在最优的情节，这些情节也是相对固定、近乎先验的。 如果节点是固定的，相邻节点间的最优情节也是相对固定的，那么，整个故事的情节结构也必然是相对固定的、近乎先验的。这就是民间故事“最本质的属性”——“趋于模式化”。 民间文学不是历史，没有固定居所，它是民众生活逻辑与情感艺术的口头表现，是一种模式化的艺术形式，因而不是某集团或某地区独享的文化形式。对于民间文学的任何形式的垄断都是可笑的。 原载：《博览群书》2006-1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