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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一个全新的杂志——《民族文学》在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呱呱坠地了。《民族文学》的创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她像乌云散尽的夜空上的一颗明亮的新星；她像一匹骏马奔驰在改革开放的征途上。 《民族文学》的创办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她的创刊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1979年金秋季节，由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民间诗人、歌手座谈会”在京召开，一百余名少数民族诗人，歌手聚会北京香山。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在座谈会上，我了解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文革”时期所受到的摧残，少数民族诗人、歌手所经受的磨难；同时也感到了党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看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复兴、发展的曙光。 1980年春节过后，在少数民族文学界颇有声望的作家玛拉沁夫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抱着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热切希望和责任感，给中宣部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并不算长的信表达了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殷切期望，建议中央采取措施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很快，中宣部有关部门的领导便将此信转给了中国作协党组，并在信上批示。批示的大意是：建议作协多为少数民族文学办些实事，比如，能不能召开一次创作会议，总结和讨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有关问题；比如，能不能搞一个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活动；比如，能不能创办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刊物，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比如，能不能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到内地参观访问…… 中国作协党组对玛拉沁夫同志的信和中宣部有关部门领导的批示很重视。决定先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总结建国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和经验，揭批“四人帮”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摧残，讨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思路。 当年5月，在中国作协领导下，由玛拉沁夫牵头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筹备组在京成立。玛拉沁夫和达木林同志来京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葛洛同志和张熹、李枫、束沛德、吴文霞等同志来国务院二招看望了玛拉沁夫和达木林同志，共商创作会议的有关事宜。 不久，作协干部部给玛拉沁夫同志送来了调令，调他来京创办少数民族文学刊物。“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筹备工作开始进行，参加筹备组的人员有达木林、晓雪、金哲、张越、吴重阳和我以及作协的几位同志。后来，查干同志也参加了筹备组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于1980年7月8日在京召开。全国有一百余位少数民族作家、诗人、评论家参加了会议。冯牧同志代表中国作协作了主旨报告，周扬等领导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与会作家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作家提出创办一个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刊物的要求。一些同志提出联名上书，表达这一迫切的愿望。面对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强烈要求，玛拉沁夫同志不便说明。事后玛拉沁夫同志对我说：“我身上就揣着调令，创办少数民族文学刊物已经决定，可那时不能说呀！”为了照顾少数民族作家高涨的情绪，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玛拉沁夫同志顺应作家们的要求，让简报组起草了一封创办少数民族文学刊物的建议信上报作协。他说：“这样也好，早日促成此事。”我和吴重阳教授拿着打印好的建议信，到与会同志住处（西苑宾馆）请大家签名。记得１００多位同志签了名。 1980年8月，中国作协秘书长李枫同志等到国家民委向时任副总理、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汇报此事，并得到杨静仁同志的支持。杨静仁同志同意国家民委与中国作协合办少数民族文学刊物。后经双方协商，由中国作协负责编制和具体领导，国家民委负责印制发行费用以及相关工作。双方商定，少数民族文学刊物于1981年创刊。 创作会议结束后，玛拉沁夫同志办理了调动手续后立即返京，在国务院二招开始筹办《民族文学》的具体事项。在确定刊物名称时，有人主张用“少数民族文学”，有人主张用“民族文学”。最后请茅盾先生题写刊名。茅盾先生提笔写下“民族文学”四个字。这是茅盾先生一生中最后的题字，也是他老人家给我们留下的珍贵墨宝和永久的怀念。 1981年初，《民族文学》创刊号出版了。从此，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民族文学》诞生了。 原载：《文艺报》2008-12-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