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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一个少数民族相对聚集的地区，境内的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自古以来一直葆有自己民族母语文学叙事的悠久历史和民间书写传统。而当代四川少数民族的汉语创作方面，和全国一样，也经历了从20世纪五十年代的“汉化”文学创作，六七十年代的沉寂，到80年代以来“民化”文学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家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主流汉语文学传统的影响下，自觉选择了汉语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语言；同时，也通过汉语对西方现代文学思想、理念和类别的了解和体认中，少数民族作家开始采用了“小说”的文学体裁来容纳和书写本民族包罗万象的历史与文化，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在选择“小说”的同时也就选择了汉语。通过运用汉语这种全国各民族通行使用的“共同母语”，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在自己的“第一母语”之外尝试着运用汉语——“第二母语”及其文字，来学习汉族的语言思维及其语言表达方式，并不断地让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和母语思维贯注到汉语小说创作中，这就逐步形成了由小说中汉语的模仿性使用到汉语的创造性使用，进而形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化的过程和特点。由此，汉语的“借用”与汉语言艺术的民族化创造成为了观照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的一个切入点。 一、“第二母语”叙事：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语言选择 由中华文明及其演化进程的性质和特点决定，汉语历来就被视为所有曾经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过的族群共同缔造和拥有的“共同母语”。自古以来，我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一直有着在保留本民族的“第一母语”的同时逐步习得并使用这一“共同母语”进行本民族历史文化叙事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自然成为法定的国家语言供56个民族共同平等使用。由于“第二母语”具有更加广泛的使用空间和认知范围，也由于境内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化发生历史性的演变，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更深层次和空前意义上“遭遇汉语”，这一文化命运要求少数民族作家用“第二母语”去表现“第一母语”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同时还要处理好“第一母语”文化与“第二母语”文化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根据国际上第二语言获得理论中的“文化合流模式”（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ｏｙ）理论知道，第二语言的获得是“第一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的过程。在少数民族作家逐渐获得汉语这种“第二母语”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新的文化，不断缩短着自己与社会、与他族的心理距离，并最终能非常熟练地从事汉语小说创作实践。 小说，对少数民族来说是一种新的体裁，虽然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叙事传统，但是它要求通过一定的叙事技巧和叙事语言叙述出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的创作方法又是较新的。四川的少数民族作家运用“第二母语”进行汉语小说创作，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如：藏族作家降边嘉措、意西泽仁、阿来、色波、索朗仁称等等，羌族作家叶星光、谷运龙等，土家族作家陈川、周辉枝等，彝族作家阿凉子者、马德清、阿蕾、巴久乌嘎、贾瓦盘加等，回族作家木斧、马寿宇等。他们承担起了“双母语”书写的历史任务，以大量的汉语小说创作丰富了当代四川文坛乃至中国文坛。这是历史性的选择，小说也成为了他们选择汉语这一“第二母语”来追述族群记忆，记录生命体验，见证时代历史，塑造精神形象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经过了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等阶段，融身其中的少数民族作家对这些历史遭遇的汉语书写，自是理所当然的，如：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阿来的《尘埃落定》，彝族作家马德清的《厚墙裂痕》、阿凉子者的《血染的索玛花》等小说对这些历史给本民族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进行了艺术性的描绘和哲理性的思考；藏族作家意西泽仁的《大雁落脚的地方》、阿来的《旧年的血迹》，彝族作家阿蕾的《嫂子》、巴久乌嘎的《阳坡花》，羌族作家叶星光的《神山·神树·神林》等小说，对民族精神深层的文化底蕴在遭遇一系列变革以后表现出的种种民族意识和样态……他们把自己的、民族的、时代的、国家的命运融汇在自己的小说背景中通过汉语来思考和构建自己理想的世界，所以他们的小说创作具有了多维的意义和存在空间。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成为了各自所属族群的叙事方式和民族文学新的文体，他们的创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全国范围而言，有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分别获得“茅盾文学奖”，还有满族作家赵大年、朱春雨，回族作家张承志，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等，仫佬族作家鬼子，土家族作家孙建忠等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获得了文坛广泛认同和理论家的高度评价。当代四川的少数民族作家，如：藏族作家意西泽仁的《依姆琼琼》、《松耳石项链》、《野牛》等，藏族作家阿来的《旧年的血迹》、《尘埃落定》、《鱼》等，藏族作家索朗仁称的《沉浮》，回族作家木斧的《孤独》，回族作家马寿宇的《孤独的庵房》，土家族作家陈川的《独猴》、《梦魇》等，彝族作家巴久乌嘎的《梦幻的星辰》等小说均获得过不同级别的文学奖。他们将小说的创作类型、流派、风格和技巧等等的运用再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再现通过汉语这个载体实现了本民族文化形象的再创造。同时，他们以自己汉语创作的小说开创了本民族历史叙事的崭新叙事方式，这种新的叙事方式强化和凸显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态势；他们以创作主体对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真实体验和感悟确立起了民族文学发展新的文学样态，从而让中华文学又增加了一股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生力军，他们的汉语小说作品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坛。 二、语言意识转向：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语言变革 当代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贡献着自己民族的智慧，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纵观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在小说语言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语言观念”和“语言风格”等层面上。 在语言观念层面，由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语言观转向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如：以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代表作《格桑梅朵》为例，这部小说主要围绕解放军进军西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整部小说采用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的政治意识来塑造人物形象并展开故事情节，所以其中的小说语言处处体现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革命的浪漫主义应当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文学的创造里去，因为我们党的全部生活、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及其斗争，就在于把最严肃、最沉着的实际工作跟伟大的英雄气概和雄伟的远景结合起来……”①：汉语叙事中对当时西藏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表述和控诉，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以及对藏、汉之间的情谊和共产党与藏族平民之间的感情进行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再现和讴歌，这些在整部小说的言辞之间体现得非常突出，而且还有很明显的二元对立（如：奴隶主与奴隶、旧西藏与新西藏、奴隶主与共产党……）的表述模式一直左右着小说情节结构和小说叙述语言。这大概也是受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影响下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共有的语言叙述模式，比如满族作家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蒙古族作家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彝族作家李乔的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等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期以来，受20世纪以来各种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如初期的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直觉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和后期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以及在国内“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乡土文学”、“都市文学”、“新写实主义”的影响，四川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特别是汉语小说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小说创作的数量上、创作风格上、创作语言上等都呈现出了多样性、丰富性和现代性的特点。小说语言的使用在“第一母语”思维模式指引下实现了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的叙事技巧的转变，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语言不再过多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开始根据小说塑造人物和展开故事情节的需要自由地寻觅和锻造语言表述的最佳方式来达到最佳效果，他们用纯熟的汉语表述来十足地体现自己母族的语言思维特色，把小说中汉语的使用推向了更臻圆润和成熟的境地而不露痕迹，成功获得了对汉语的高超驾驭能力。如：彝族作家巴久乌嘎在其小说《阳坡花》中“那时候还没有枪，距离有枪的日子不远了……”用完全的汉语表述的却是自己母语的思维方式，把彝族的述源思维与现代汉语的表述结合起来，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起了自己的语义场，达到了具有彝族特点的独特的语言使用效果。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中“力图使汉语回到天真，使动词直指动作，名词直指事物，形容词直指状态。”②表面上非常标准的汉语表述方式却隐藏着藏民族自己的文化心理因素，通过干净的汉语的能指表达却能在语言的所指的意义中体现出本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 语言风格方面。早期以藏族作家降边嘉措、回族作家木斧等为代表的汉语小说创作中的汉语显得单薄、简单，在小说言辞的叙述当中，往往是汉语中不时夹杂着汉译过来的藏族或其他民族母语中的一些词语、谚语、比喻、想象的表述等等，成为了“汉语＋汉译民族语”的外显的简单拼装形式。在中国当代文坛之初，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中汉语的这种使用方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了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传统、伦理道德、风土人情、精神形态等等，这种鲜活的汉语风格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具有异族特色的审美感受和文化特色，从而大大充实了当时几乎是“汉文学”独霸的文坛，民族文学中以民族诗歌和民族小说的方式直接跻身于“汉文学”的重围而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较之老一辈的少数民族作家20世纪50年代开始尝试着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较晚状况，四川少数民族新一代的小说作家从小就接受了“第二母语”（汉语）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岗位，汉语成为了学习、工作、交流的主要沟通工具，因此他们对汉语词汇、语法、句法的娴熟掌握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汉语小说创作语言风格的变化。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在老一辈作家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挖掘汉语深层的表述方式，就像新一代藏族作家意西泽仁所言： “小说的确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对于我们直接用汉语来写作的民族作家来说，语言似乎显得更为重要了。我觉得这里有个内在和外在问题，如果把民间谚语、俗语、和比喻一味地朝自己的作品中放，而人物想的和干的事情又不像这个民族的人，这就有些像外国人唱京戏一样，使人觉得有些滑稽。语言的民族特色应该是内在的，在作家的叙述语言和作品人物的等等语言上，如果不用谚语和比喻之类的东西，读者也能感到这个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文化氛围，那么这种语言就真正有民族特色了。”③ 在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创作中，他们不再满足于之前“汉语＋汉译民族语”的浅表的、简单的语言运用，不再停滞于对本民族文化、历史、伦理、心理、精神等的直接呈现，他们开始转向通过汉语语言的艺术性创造来展现本民族深层的民族性，在汉语与各民族语言对话的张力场中很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本民族母语的叙述方式，让本民族文化特性和人文精神在汉语排列组合的方阵里很独特地显露出来。按照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观点，在四川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的近五十年历程里，他们对汉语的使用经历了从语词的横组合方式转向了联想组合，前者是显然出现（ｉｎ ｐｒａｅｓｅｎｔｉａ）的词语在场的聚集，而后者是潜伏的词语通过在场展开的、暗示的隐藏（ｉｎ ａｂｓｅｎｔｉａ）的聚集④。比如：在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里显然就没有了早期藏族作家小说中为了凸显民族特色而使用的一系列的藏式语汇的横向的组合等等，反而是通过纯粹的汉语表述来从小说深入透露出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或者说，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之前就已经拥有着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或者说，作家所使用的汉语本身就是从作家的内心世界长出来的语言的禾苗，是作家自在的精神之花的自由的绽放。是“汉语写作表达出的却是浓浓的藏族人的意绪情味，能给人以独特的美感享受。”⑤作家阿来在淡化小说发生的背景和人物的性格变化的隐性叙事中实际上让读者能联想到藏民族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汉语在他的笔下已经展露出自己母族文化不断被丰富过程中的精髓，通过纯汉语的表述实现了借助汉语而抵达更深的民族内在体现的彼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民化汉语”叙事风格的形成 回顾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的创作过程，他们最开始运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是基于通过汉语来实践小说，初期的创作中他们借用汉语来对本民族的历史遭遇与文化再现进行表层的民族化实践，因此难免显得较为粗浅和简单，这是“民化汉语”阶段。他们援引各种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事项和特征在汉语表述中直接的、外显的来展示自己小说的民族特色，因此这个时期的小说中不断闪烁的是各种汉译民族词汇，这些语词的出现并没有能改变当时时代共名的“阶级斗争、阶级压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在共时的时代主旋律中表现出了当时现存的思想秩序，而往往忽略了对小说语言的艺术性锻造。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再度受到重视，居于四川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作家开始自觉地发掘和展示各自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征，并将自己的母语思维改造成汉语叙事模式，让读者在纯然的汉语小说中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各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来，由此，少数民族作家已经开始创造性地使用汉语了，这时的小说中的汉语显然不再等同于前期小说中的汉语了，而是已经被少数民族作家改造过了的汉语，它既不同于汉民族作家使用的汉语，也不同于前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使用的汉语，而更具有了民族思维特点和表述模式的汉语，更具有各自民族精神的汉语，故我们称为“第二汉语”创造。少数民族作家利用“第二汉语”进行的小说创作，他们不再着重于对外在文化表象和时代呼声的迎合、不再重集体意志与国家意志的抒写，而是转向了结合自身生命体验的对自己母族文化中的民族生存欲求、民族文化性格、民族精神信仰、民族艺术传统和民族历史生命的生命内容的审美观照，这在各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甚至中华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第二汉语”在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中的运用，实际上是让汉语走向多元文化意识、审美理想经过作家心灵完成内在熔炼和整合后的新的语言生成，他们将自己所特有的异文化的文化质素和精神特性全力贯注到了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当中去，让自己的汉语小说的创作和审美心理的实现过程同时成为对汉语旧有的语义所指与能指体系的捣毁、颠覆和改造，进而将汉语这种符号体系和这一体系所表征的文化积淀和人文模式与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民族精神以及当代人的艺术精神进行高度锻造之后形成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所特有的语言艺术形式。这种由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对汉语的语音、语素、语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主要的类型和特征： 第一，母语思维汉语表述。如：彝族作家巴久乌嘎在其小说《阳坡花》中的“若论禽仑难与九天雄鹰共翔；若说兽仑难与大壑黑虎为伍；仑是人哪敢与神仙攀亲。”将彝族的尔比尔吉和克哲两种彝族民间说唱形式通过汉语表述出来，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在写作的高超，在思维的波峰、情感的浪谷时，我习惯于母语思维、抒发。” 第二，母语词汇、句式的汉语转写。将民族的短语、格言、谚语、俚语等转写进入小说叙事，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和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语言多声部的狂欢。如：彝族作家巴久乌嘎小说中的“生子似舅”（《阳坡花》）、“美人总有三分鬼”（《起源葫芦》）这些都直接转译自彝语俗语。 第三，对传统汉语语法逻辑（文化逻辑、文化价值）的颠覆与超越，实现“第二汉语”叙事理想。通过自身的人生体验和感受，有意识地改变汉语使用的各种逻辑，而在汉语小说的创作中不断地突破单一民族语言及其文化界限，让自己对母族、对历史、对命运的真实感悟借助汉语这种有力的工具来实现少数民族作家在双重文化熏陶下的个性展示，这是新一代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所刻意追求和努力的方向。藏族作家阿来说“佛经上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经济观察报》）四川少数民族作家在历时的汉语小说创作中，不断地摆脱汉语的定势，他们在寻求自己各自民族文化血液与生命体验的结合，比如藏族作家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的言辞中，让读者感受到了作者对民间智者的大愚化生活和愚人大智化的预言能力的处理，由此既陌生似乎又很熟悉的人物形象的各种思想、动作和话语构成了对汉语表述逻辑传统的颠覆。在整部小说中汉语叙述、描述、讲述的各种对话与潜对话的巧妙运用摆脱了语言实指意义的束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到了语义之外作者广博的胸襟和作者母族文化和信仰内涵的渊深精髓，因此改变了小说使其具有了语言灵活、自由、丰富多彩的文体效果。 四、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第二母语”叙事实践的价值和意义 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创作的“第二母语”的叙事实践对汉语小说语言艺术的变革与创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从白话文运动以来，语言的变迁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包括小说语言的发展面貌，现代汉语影响了整个文学的表述思想和行为。“正是这个表面上被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规定了我们的行为，左右了我们的历史，限制了我们的书写和言说。”⑥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小说创作是现当代小说作家置身其间不断摸索和革新的实践和将这些实践与自身体验相结合并加以表述与言说的过程。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共和国建设和发展进程中逐步学习、掌握和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小说创作在创作思维和表述习惯等方面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他们要克服语言交换思维和符合汉语表述模式的转变等等的诸多困难，但是他们的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现代汉语经历了“白话化”、“欧化”的过程，而“民族化”的过程是要靠广大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实践来实现的。四川少数民族作家从“民化汉语”到“第二汉语”的转变，实现了对现代汉语新表述的突破，预示着现代汉语在结合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时候能实现汉语深层“民族化”的转变从而深化汉语的文化价值和民族个性。因此，对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小说语言艺术的研究无疑会对现代汉语作为语言艺术使用的深层和内在化文化符号的解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范例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是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过程中不断开始形成并使用的名称，随着政治体制的建立，少数民族的文化体制的建设也是必须紧跟其后的。而其中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汉语文化的建设：除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汉语教学以外，还应该大力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育和成长，同时还应该把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选作地方教材加以推广和宣传。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已经大量地被编入了当地或全国性的教材中，如：苗族作家沈从文、满族作家老舍、回族作家张承志等等的作品，通过这种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作品的阅读促进了汉语文化建设，用汉字表述的异族异文化风采展现给了诸多的年轻读者，扩大了汉语表述的内涵和外延，增加了汉语的文化份量。特别是在四川这个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通过对本民族作家作品的讲解和阅读，在宣传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也促进了当代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泛使用和自在生长。 此外，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及其所取得的特殊成就，不仅丰富了对现代汉语建设，同时还为世界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华文语言艺术更为广泛的文化价值。汉语，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名称，而作为语言文字符号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称为华文。运用汉语（华文）进行文学创作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最重要特征。世界华文文学由中国大陆和港澳台文学、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日本和大洋洲的华文文学，美洲和欧洲的华文文学构成。这些区域内进行华文文学创作的作家在使用各自国家的官方语言的同时，都使用了和使用着汉语（华文）进行文学表述，在表述中根据各自所属国家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语言风格的不同，各自的汉语使用和建构具有了各自不同的特色。这种情况与四川少数民族作家乃至全国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使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有相似的地方：“第二语言”遭遇，或双母语（多语）人生与双语（多语）命运，而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如何将这种“第二语言”用活、用好、用来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个性，这是他们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当然，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的创作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会给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广而言之，运用第二语种进行文学创作和表述的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第二语言又被学者称为“过渡语言（Ｃｏｒｄｅｒ，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近似语言（Ｎｅｍｓｅｒ，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中间语言（Ｓｅｌｉｎｋｅｒ，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世界范围内的人们不断习得第二甚至多种语言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有：印度作家泰戈尔运用第二语种创作的文学作品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及其世界声誉，波兰作家康拉德运用英语（第二语种）创作使他荣登当代最杰出的英语作家排名榜……作家可以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获得不尽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创作出更多的更好的文学作品。在国内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上天然就具有了这多种语言资源的优势，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创造性地玩转手中的“汉语魔方”，努力为表述和展示本民族的文化魅力，树立自己独立的艺术精神成为决定其艺术生命的第一要务。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存在的现实使全世界的地球居民迫切提高学习和掌握“第二语言”的能力来增强自己与他者交流的实力，同时也是展示自我文化魅力的良好契机。所以，我们在面对多元共生的纷繁世界的时候，只有能够适应环境运用多语种，才能充分和有力地展现自己，从而那证明自我存在的呐喊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回响！因此，对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的语言艺术的强调和研究，不仅能发现并总结出作家在运用“第二语言”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和经验，而且还能将之推广到全世界范围内的作家多语种文学创作实践现象的研究中，从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注释 ①（苏）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引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22页。 ②李敬泽：《为万物重新命名》，载《中华读书报》，1998、2、25。 ③引自徐其超等人编：《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④?眼瑞士?演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51页。 ⑤1997年《小说选刊》奖评选会评委发言摘登，载《小说选刊》1998（7）。 ⑥李锐：《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①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②赛音巴雅尔：《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③吴道毅：《南方民族作家文学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原载：《小说评论》2008/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