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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彝学研究中的相关信息 西方学者对彝族及彝族文化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叶，那正是彝学研究进入国际视野的起步阶段，其中对彝族文献和文学的调查、搜集与评述，尽管简短、零碎，但记录的客观性较强，对我们今天研究彝族歌谣和文学传统的历史断面也不失其真实性的价值。 法国的传教士保罗·维亚尔（Paul Vial，汉名邓明德）当是最早关注彝族文学的西方学者。他在云南路南彝区生活的30年中，掌握了彝语，并向当地毕摩学习古彝文，对彝族历史、文化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造诣颇深。维亚尔的著述主要有用彝汉文对照的彝文经典《宇宙源流》，其中收入了《天地起源》、《洪水泛滥》等彝文经籍；《倮倮·历史·宗教·习俗·语言和文字》、《云南彝族文字研究》、《彝语语法》、《法倮字典》等著述则对彝族诗歌传统进行了评述。此外，维亚尔在《罗罗人》中概括了彝文经籍诗歌的五言轨范和一些基本的程式特征： 罗罗的文学与中国（汉族）的文学一样，成套的文句经常反复。……比喻突如其来……经常运用反复，在表达同一思想时，作者往往使用同一句子。诗是五言诗，……这个规则是诗歌的规矩。五音节或三音节的句子、脚韵乃至类音，这些都是诗的特性。……所有的用语并非都具有意义，有的用语是为了声调的需要或者为了适应五言句式的需要。4 维亚尔的确对彝诗传统概括得十分精当，不仅切中了彝诗“好譬喻物”（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的民族特色5，也发见到了彝族诗歌套句与复沓的传统手法，更为可贵的是他注意到了彝族五言诗的音韵节奏和诗句结构方式中虚字与衬词的灵活运用。从整体上来说，彝文古代经籍史诗也同样以五言诗为正宗和雅体，代表着彝文诗歌工整和谐的民族形式，这也是经籍文学与民间文学（长短句较多）有所不同的一个特征。 关于彝族文学传统与仪式的关系，则体现在法国著名汉学家格拉耐的比较研究中。在其《中国古代的歌谣与祭礼》一书中，他运用法国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同时利用了丰富的民族学资料作为比较研究，阐明了《诗经》中的民众的歌谣与古代乡村中的农事季节祭礼的关系，并论证了这些歌谣的宗教的和社会的功能，其中就集中引用了大量的19世纪末期“罗罗”（彝族）和西南诸少数民族的歌谣与祭礼的资料6。例如，最早发现彝文经典并将之传到海外的学者是法国人卡拉布里奇（Crabouillet），1873年他在《罗罗人》中描述了彝年礼俗中的男女歌唱活动7；此外，吕真达（A. F. Legendre）的《在极西中国的二年》里叙述了山野中的男女情歌对唱8；罗彻尔（E.Rocher）的《中国云南的土民》（卷二）记述了“罗罗人”在春耕时节的打歌风俗9。如若对这些资料加以梳理，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极为宝贵的民族志资料，用以回溯一百多年前的彝族民间歌谣与歌诗传统的历史风貌。 早期西方学者不仅注意到了彝族民间口承文学的传统，同时也搜集和整理了彝族经籍文献中的神话传说与丧祭经诗。可以说，维亚尔是第一个对彝文文献作分类研究的西方学者，法国人德·奥伦（D'Ollone）于1911年在贵州威宁、四川宁远府和大凉山彝区进行实地考察时，也曾对彝文经典进行过分类。从这两位学者的分类上看，他们搜集整理的神话传说多为书面形态，主要类型是开辟神话、洪水神话与祖先传说 10。显然，在他们的记述中我们没有读到“史诗”二字，但在他们搜集的彝文典籍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史诗的影子。比如，维亚尔搜集的《天地起源》和《洪水泛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创世史诗有关，而“挽歌”当是彝族传统丧仪或送灵仪式上所用的祭奠类诗歌，以沿传至今的各地传统来看，这类“挽歌”当有史诗演唱的内容。奥伦对彝文经典的分类中则有家族系谱、洪水传说、人种分布传说、飞禽走兽述录、山河记录。不论是“传说”还是“述录”，只要对彝文古籍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迄今所见的彝文文献都几乎是诗体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一点，他所说的“洪水传说”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诸多彝族创世史诗中都会读到的篇章11。 这里，应当提到的还有我们1998年在巴黎看到的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收藏的一批古代彝文经书，这些典籍大体也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从中国流向法国的。在与本文有关的一部咒经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以诺苏彝族史诗英雄支格阿鲁命名的神图（见上图），彝语称之为“支格阿鲁布伊”，与今年我在美姑搜集到的神图如出一辙。此外，我们还见到了与《勒俄》齐名的凉山彝族世传的两大经典之一《玛木》，我们几位被请到那里去做文献鉴定的彝族学者，大致将之推断为明末清初的木刻本。是否《勒俄》也在同一时期流到了国外则不得而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外学者对彝族的考察和研究活动处于消停状态，直到五十年代以后才再度兴起。这一时期的国外研究，主要在彝族历史、社会制度和语言文字方面有较为系统的成果。50年代以来，日本对彝族进行研究的学者颇多，有关彝族历史方面的著作也不少，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白鸟芳郎教授等人12。由于这个时期，国内彝学研究也正在兴起，诸多涉及彝族史诗的彝文文献得以出版，从而进入了日本学者的视野，但大多仅被作为历史或传说而加以引用。此后，坪井洋文教授率团深入贵州彝区调查，于1987年出版了《华南旱地耕作村落的社会和文化》一书，其中对彝族村寨空间和家族组织、住宅构造、生产形态和饮食生活、祖先崇拜和农事活动、民间口承文艺都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叙述，涉及到了洪水神话史诗。 直接关注彝族神话与史诗的日本学者是伊藤清司教授，他从比较民俗学的角度，对彝族口承文化传统、创世史诗、火把节习俗、傩戏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成为彝族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研究成果，其中《〈天婚〉故事的结构研究》一文中涉及到的“天婚”故事或母题，引证了彝族洪水史诗（有诸多的异文）的内容；《神话中的性》引述了袁家骅先生早年搜集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一文中关于“兄妹婚”的神圣叙事；《眼睛的象征》（1982）大量引用了史诗《查姆》和《阿细的先基》中关于“眼睛”与人类发展的叙事；《人类的两次起源》（1989）则广泛涉猎了彝族“四大创世史诗”，包括《勒俄特依》。伊藤先生对彝族史诗的青睐，主要运用在对中国西南诸族群的神话比较研究中，从其引证资料的角度看，他基本上是从“创世神话”的角度切入这些文本的“故事梗概”，显然他对《查姆》在搜集整理过程中出现的“原文”或是“变体”已经表示出某种怀疑13。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