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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文学.人们多半要追溯现代主义产生的根源.探询产生现代主义思潮的时代的、社会的背景。这时.我们常常会听到引用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句名言“1910年的12月.或在此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作为时代划分的某种依据。这句话出自现己非常有名的《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一文.伍尔夫的这篇文章最初写于1923年的12月.是针对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的一篇批评文章写的.后者批评伍尔夫此前不久发表的小说《雅各的房间》 (1922).称其笔下人物“不能在读者心中留下生动的印象.因为作者太执迷于玩弄小聪明和独创性”。贝内特认为“好的小说的基础不是别的，仅在于创造人物形象。”伍尔夫对贝内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对这篇文章又作了一些增补.于1924年的5月拿到英国剑桥大学的“异端邪说学会”( the Society of Heretics)上做了一次讲演。其中即包含了我们在此引述的这句话.而“人性”二字.现在看到的正式版本用的都是“human character" .但50年代出版的某些英国小说史中的引文.用的却是" human nature"。①既然作“人性”理解.此话立刻在文坛引起哗然。一些人认为伍尔夫是突发奇想.故作惊人之语。而这一看法似也事出有因。因为伍尔夫在文字上向来都字斟句酌.她说自己是“冒昧地提出了”( hazard)这个断言.并预料它“或许更会引起争议”可见她确实又是有备而来，但她是否是就“人性”之变展开争论却并没有说。而随着对现代主义和现代派文学讨论的深化，伍尔夫这篇文章被看成了现代派小说的宣言，于是更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在 “1910年的12月前后”这一时段上大做文章，甚至还有人干脆把这一时间标记认定为现代主义之滥觞。 历史的分期通常带有一定的人为性.这也可以理解。如中国历史上把鸦片战争确定为近代史的开始.或把1919年的五四运动确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即都属于这样的情况。然而,我们现在讨论的西方文化史上的这一现代主义运动.则好像不太一样.它其实并不算一种社会运动.而只是一股文化思潮.当这股文化思潮最初“起于青萍之末”时.它并没有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再说它又呈散漫性的多发状态.直到它慢慢聚拢起来并形成了声势时.人们才倏然醒悟.觉得应该给这一思潮一个命名才是。而此时要追溯其确切的肇始——例如像伍尔夫那样.不容分说地把1910年的12月确定为它的起始.则无论如何也让人觉得有点突兀。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伍尔夫是一个文学家。而文学家在描述一个文化现象或形态的变化时.往往使用一种以具象点化抽象、宁可具体也不要笼统的表述方式.因而其中即便有点夸张的成分.那也可以理解。而且也惟有这样.她才觉得能让人们认识到: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一种量变.而是从此以后便截然不同的一种质变。那么.她又为什么独独要提出1910年这一具体的年份呢?这也只好任凭我们去猜想了。凭着我们事后的聪明.我们或许可以提出无数个理由。譬如.这一年是在位10年的英王爱德华七世驾崩、乔治五世继位之年。作为时代的划分.这当然是再合适不过.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