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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感在中国学术界弥漫。转型期特有的传统与新潮的夹击，一直使我们进退两难;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及由此而激起的商潮，又让许多人不得不面临金钱与知识、良知与利欲的抉择;在商品拜物教越来越浓重的香烟缭绕中，学术殿堂的圣光日见黯淡。学术研究还有没有价值?学术研究究竟向何处去?诸如此类的困惑也渗透进了外国文学研究领域。 易丹同志《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一文(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以下简称易文)就是对这一困惑的集中追问和解答。不过，尽管易文表示了超越困境的良好愿望，但在笔者看来，易文一开始的出发点就产生了偏误，因而它对外国文学研究现状的估价和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出路的思考，都是值得商榷的。易文实际上迎合了以后现代的面貌出现的虚无失落情绪，进而否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积极意义，反映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后退倾向;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在当前中国学界绝非个别现象。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困境?易文的理论规划及其出发点到底有哪些问题?笔者愿意写下自己的意见，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正如易文所说·涉及的问题已大大超出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范围，因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得到学界前辈与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一) 一个成问题的概念预设 易文从根本上把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说成是“殖民文学”性质。整个论断建立在一个预设的概念上，即关于文学的概念。易文认为:“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观念的修辞性陈述。” 正是从这里出发，易文强调了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的背景，并断定在此背景中，中国文化处在相对虚弱的地位上，难以避免被外来的强大文明所征服的命运，而外国文学的研究，由于直接面对着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的课题，不得不在其中扮演“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 必须指出，这一文学概念的预设，首先就是有问题的。文学虽然和文化有不容抹杀的联系，但文学决不单纯是文化的载体。文学有自己的特性，这一特性需要从它的内在构成，而不是从它的外缘关系上去把握。把文学当作文化的单纯载体，就如同以往把文学当成神学的奴婶或政治的工具一样，是纯粹的“唯决定论”，着眼的角度虽有所不同，实质并无区别。 那么应如何看待文学以及它和文化的关系呢?要而言之，文学是人类借助语言文字为中介的一种存在方式。人们不满足于生活世界的平庸琐碎，因而通过语言文字的艺术，创造出一个文学的世界，以期在其中求得在比现实生活里更趋向理想更接近本真的生存。文学艺术的创造，一方面是在既定的文化传统中完成的，另一方面，当传统压制这一生存意志因而不能不突破传统时，它就要寻求、选择和吸取不同的异质，这同时也就在孕育与缔造着新的文化因素。文学和文化，就是这祥辩证地发生联系，而且只在人的生存的关节点上彼此发生联系。换言之，文学创作只在生存意志的实现上，反映文化的境遇。当某种文化足以保障生存并使其充分实现时，文学将充分显现出这一文化的流光溢彩。反之，文学的呼喊必然要对文化进行最无情的批判与抨击。 在更宽泛也更本质的意义上，外国文学研究，当然也包括其他门类的文学研究，也可以看成一种类型的创作，只不过研究者借用了他人的文本，以阐释作为主要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后现代的理论家早就作了充分的论述。我们看到，在互文性上，研究者和创作者并无根本的区别;而在阐释的自由维度上，研究者享有和创作者几乎同样的想象自由。从根本上，完全有权力说，一切研究，哪怕是最学院式或学究式的，也不外是研究者的生存意志与生存方式的一种表现。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